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当一场辩论赛或音乐会结束时，前排的赞赏者起立鼓掌，紧随其后具有同样感受的人也起立鼓掌。
现在，起立鼓掌的浪潮波及到了未受鼓动者，他们也从舒适的椅子上站起来，给予了礼节性的喝彩。
可是，你还想坐着，但是当起立鼓掌的浪潮扫过时，你还会独自坐着吗？你往往不会，成为少数与众不同者，真的很不容易。
但当被直接问及，你是一个随大流的人吗？相信大多数的读者都是不愿意回答“是”。
当今社会，跟风、随大流这些原本中性的词汇逐渐被赋予了贬义，人们追求个性、与众不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但如果你是阿希实验中的一员你又会怎么做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1951年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邀请了史瓦兹摩尔学院(SwarthmoreCollege)的五十名男性学生参加一个“视觉测试”。
其间，他将实验分成8人一组，一共进行了18组实验。这个测试很简单，阿希将两张纸摆放在参与者(participants)的面前，一张纸上是一条竖线，而另外一张纸上是带有A, B, C编号的三条平行竖线，参与者只需从A, B, C中选出一条和另一张纸上的线一样长的线，并逐一报出答案即可。
但参与者们不知道的是，与他们共同参加实验的另外七个人都是阿希事先安排好的，是他的同盟(confederates)，而真正的参与者在每一组实验中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最后的座位，为的就是让他们最后回答问题。
在18组实验中，阿希安排其中12组的工作人员统一地报出相同的错误答案，而剩下6组的工作人员则没有给予参与者们压力，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
阿希发现，在那12组中，由于前面的七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报出了同一个错误答案，即使面对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参与者们也倾向于报出与那七人相同的答案。
他的实验结果表示，在那12组中，75%的参与者都至少一次地出现了从众现象，只有25%的人从未有过从众行为。而在另外的6组中，只有少于1%的参与者给出了错误答案。
实验过后，阿希采访了他的参与者们，询问他们从众的理由。
尽管有些参与者表示自己是真的相信了那个错误答案，很多参与者还是表示自己其实知道那是错误答案，但是因为害怕被其他参与者觉得自己很怪、很不合群而遵从了大众给出的答案。
由此可见，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融入所在的环境，选择了相信大众的决定，从而掩饰了自己内心深处真正觉得正确的观点。
外界表示，阿希的实验并不是完美的，因为他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美国本土、大学本科的男性，因此可能会涉嫌到以偏概全，但我们也能从这个实验的结果中看出一个社会问题——个人会屈从与集体的压力，即便他明白集体的行为是错误的。
人的从众行为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文化认同感的建立是有益处的，但是在进行决策时，从众行为很可能会导致集体决议成为个人意见的结果，而正确的意见却在盲从中被掩盖。
社会心理学家想知道，如果阿希的非强制性、清晰的情境能引发37%的从众比率，那么，其他情境是否会产生更多的从众行为呢？
研究者发现，如果任务判断非常困难，或者参与者感到无力胜任，那么从众比率会大大增加。当我们对自己的判断感越不确定，我们就越容易受他人影响。
群体的特征也很重要。如果群体由3个或更多个体组成、凝聚力高、意见一致和地位较高的话，那么从众的程度最高。如果是在公众场合做出行为反应，并且事先没有任何承诺，那么从众的比率也很高。
群体规模
阿希和其他研究者发现，3-5人比只有1-2个人能引发更多的从众行为。当人数增加到5个以上时，从众行为会逐渐减少。很多小群体的一致意见会使某个观点更可信。
一致性
如果有人破坏了群体一致性，那么就会降低群体的社会影响力。相反，如果你能找到某个人和你立场一致的话，那么你为某件事站出来就容易的多。
凝聚力
我们认为，群体之外的人提出的少数派观点带给我们的影响要小于自己群体内少数派观点产生的影响。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对成员的影响越强。
例如，在一个种族群体里，人们会感到一种共同的“归属群体的从众压力”——讲话、行动、穿着都应该像“我们”。像“白人那样行动”的黑人或像“黑人那样行动”的白人，都会遭到同伴的嘲笑。
地位
正如人所想，地位越高的人往往有更大的影响力。
公开的反应
在实验中，人们必须面对的是，他人做反应要比私下里回答问题会表现出更多的从众行为。
无事前承诺
个体一旦在公众面前作出承诺，就会坚持到底，很少屈服于社会压力。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仲裁者和裁判员很少推翻自己最初的决定。
因此也许我们可以预测，譬如说跳水或体操比赛的裁判，看到其他裁判的评分后也很少改变自己的分数，尽管在稍后的成绩评定中会加以调整。
利用从众实验程序，研究者考察了从众产生的环境条件。其中某些情境看起来很有影响力。
例如，从众会受到群体特征的影响。当面临意见一致的三个或更多个有吸引力的、地位高的人时，人们最容易从众。
如果个体是在公众场合做出反应并且没有做出事先承诺，那么人们也最容易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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