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块神秘之碑，以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记述最为详备。其大意是：宋太祖赵匡胤即位第三年，秘密镌刻了一块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一个夹室。历代皇帝都严守这个秘密，其他人一概不知。直至靖康之乱爆发，金军攻破开封，人们才看到了这块神秘之碑。碑上刻有三行誓词：一是柴氏家人不管犯有多大的罪行，都不能处以死刑。二是优厚文人士大夫，不得对其进行杀戮。三是强调前两条之必须遵守，否则会遭到老天报应。
陆游的这一记载在《宋史·曹勋传》以及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都有佐证。明末学者王夫之《宋论》也有相关记载，不过第三条誓词不同，为“不加农田之赋”。因为按陆游的说法，原先第三条等于无意义的重复，而后面这个不过是未证实的说法而已，所以我们姑且先确认两条。
关于第一条誓词，宋太祖为何要保全柴氏子孙呢？赵匡胤对自己从孤儿寡母（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去世后，他7 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手中夺了天下，取而代之一事，总有些愧疚之情。何况柴荣对他恩重如山、情同兄弟。于是赵匡胤就立了誓碑，立下祖训。虽说夺了人家天下，但若能优厚其子孙，也算他宽缓不苛，感恩回报。这样无论于公于私都可说得过去了。
史籍又有记载：“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回师汴京，六宫迎拜之时，赵匡胤看见由奴仆看护的两个儿童，就问是谁家的儿子。奴仆回答说是周世宗的两个儿子——纪王和蕲王。当时，赵普、潘美都在他身旁，赵匡胤便问他们怎么处理这二子。赵普说：“应该除去，以免后患。”唯独潘美在后以手抠掐殿柱，低头不语。赵匡胤曰：“你认为不可吗？”潘美回答说：“臣岂敢以为不可。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赵匡胤点头赞许，说：“我接人之位，再要杀人之子，我不忍心。”赵匡胤当即将周世宗子其一判给潘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
关于第二条誓词，赵匡胤为何又要求优待文人而不擅杀呢？只因赵匡胤是行伍出身，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感知，武将掌管兵权绝不是什么好事，因而他对武人深怀戒心。他认为要想天下太平安定，就不能让武人有太高的地位权力。这是宋王朝高调重文轻武的根本原因。
由于赵匡胤立国之初就注意兴学、尊儒，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儒臣知州事” ，“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加之誓碑文字将其仪式化，所以其倡导被后代君王奉为祖宗家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而宋代文人入仕后的“狂者”心态，与皇帝的鼓励直接相关。清初王夫之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这种大大有别于汉、唐、明、清等朝相对开明的政治， 宋太祖实开其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记载：赵匡胤经常在皇宫的后花园用弹子打鸟玩，有天有位大臣称有急事请见。不料此人对赵匡胤上奏的却是一般事情，赵匡胤一看此人败了他的大兴， 于是勃然大怒，责问他为什么为这点事来打搅，对方回答说：“只因陛下您总是急着打鸟，公事却搁在一边，我要提醒提醒。”这一来赵匡胤更是怒不可遏，操起手里的柱斧（镇纸类的器物）对他脸上打过去，把他的两个门牙都打掉了。那人却不慌不忙地拾起牙齿收在怀里。见此状赵匡胤又大骂道：“你收起这牙齿，为的是以后告我的状？”那人说：“身为臣子怎能告陛下的状？史官自然会把此事记载到史书里的。”听到这种直爽的谏言，赵匡胤居然大为喜悦，还赏赐给此人金帛。
如此鼓励直言，遂代有诤臣直士。以上事例说明朝臣与皇帝议政时勇于直谏的情形和对皇室的监督。宋代皇帝允许中书、枢密、尚书三省长官对圣旨提出非议。中书省官员在起草皇帝命令时的首要责任就是权衡诏命当否，若“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也就是退回诏命，请重新考虑。这在君权时代并不常见。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云：“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
宋朝文人若因直谏而得罪皇帝或权臣， 虽被贬谪，却无死罪，反而还能获得刚正不阿、忠直敢谏的美誉，一有机会就可能重获升迁。宋代许多名臣都有这种经历。范仲淹被贬四年后，章献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范即被召回拜右司谏。后来仁宗欲废郭皇后，不许大臣劝谏。范却率台谏十臣伏阙叩门大呼不可，于是立即被贬。此事“骇动中外”。富弼上疏说“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批评宋仁宗“逐忠臣” 。两年后（景祐二年），宋仁宗再次起用范。吕夷简（978—1044， 北宋政治家）畏其直言，命他执掌开封府，欲以繁务困之，使他无暇他顾，但他还是奋不顾身地干预朝政。
最明显的是，赵匡胤在一次设宴招待群臣时，翰林学士王著喝醉了酒思念后周故主，当众大哭起来。群臣大惊，都为他捏一把汗。赵匡胤却毫不怪罪，命人将他搀扶出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说王著当众大哭，思念周世宗，这事非同小可，应当严惩。赵匡胤却说：“他喝醉了说出这话情有可原。在世宗时，我和他同朝为臣，熟悉他的脾气。他一介书生哭哭故主，可以理解。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让他去吧。”这件事也反映出赵匡胤的襟怀大度。正是在赵匡胤影响下，北宋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文治盛世的顶峰。
宋朝在军事上的业绩乏善可陈，特别是对武将不予信任，甚至还长时间限制其权利直至对功臣加以迫害、杀戮，但北宋时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史上最开明的一个王朝，宋太祖誓碑可以说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逐渐发展成熟的文官制度，也是受其启发而得以形成的。
（文/.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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