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是哪里人？”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来自日本。”
他们恍然大悟，然后又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的口音不太像本地人。”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
事实上，我是在中国“留学”的中国人。
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诊室里，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交流。
我开始心神恍惚——这个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其配合医生检查的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检查听力的设备，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测试我的听力。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我好奇地问护士：“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护士说：“正常听力一般都在25分贝及以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听力障碍的分级标准：正常听力是25分贝及以下，中度听力障碍是41～60分贝，重度听力障碍是61～80分贝。
我突然意识到，生活了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晚上问爸妈，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
100多分贝，意味着当你闭上眼睛，会感觉除自己以外，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
二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19岁时，他已从重点大学的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师。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情书，还委托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母亲毕业后，他们走到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去了国家电网工作，还和朋友合伙开了家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有了一定积累，他们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
三
我1岁那年，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40摄氏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注射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我依然是爱笑的乖女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庆。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稳，慢慢走到鞭炮旁，大人们点火后，才发现我离得太近了。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到。但响声已起，他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的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崩塌了。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我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份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
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问题。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她。”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
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嘻嘻地笑了起来。
四
爸爸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得知安裝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患者重获声音，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实现。在1997年，只有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医生能做这种手术。
于是，父母重新制订人生计划——辞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学；让我在日本做手术，戴上人工耳蜗，恢复听力。
2岁的我先被寄养在外婆家。3岁时，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给我配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助听器。
有了助听器后，我便开始跟着聋哑学校的老师学习说话。跟老师学发音，说数字1，2，3。有一天，老师问我：“你几岁了？”我伸出3根手指做出“ok”的手势，慢慢地说出“sɑ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语言交流。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父母都乐坏了。过了不久，我又学会说“爸爸”“妈妈”。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希望，更不愿放弃了。
五
1999年，4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日本，爸爸在机场接我，还把我高高地举起来。
在我来之前，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没有任何熟人，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他只能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住。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气温非常低。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冬天晚上，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父亲就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物柜里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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