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广学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读施觉怀《韩非评传》（《丛书》卷12）

 

         韩非（公元前280？一前233），先秦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韩国贵公子，或是韩襄王（公元前311—前296年在位）的孙子，韩牦王（前295—前273年在位）的侄子，韩桓惠王（前272—前239年在位）的堂兄弟，韩王安（前238—前230年在位）的叔父或伯父。本人生年不详，卒于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年寿当不少于五十岁。其传最先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是时，乃为秦国并吞六国、统一中国的前夜。韩国为秦东进之前沿，从韩襄王即位前六年（公元前317年）秦军大败韩赵斩杀八万二千降兵算起，前308年秦始皇攻韩取宜阳，斩首六万；前293年秦白起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其后，秦不但相继蚕食韩国之腹地，令其进贡；同时多次借韩之要冲，且挟韩东进赵、魏、齐等国。韩非曾分析当时形势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屏藩），入则为蓆荐（草席），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而面对国之将亡之危局，韩非如献玉之“和氏”，苦口婆心，反复向韩敬献强国之策。然而，韩王不听，“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传至秦国，始皇读后大为感慨：“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故“因急攻韩”，韩王派韩非入秦。始皇生性多疑，喜其说而疑其人，置非不用；李斯嫉贤妒能，乘隙离间，借《存韩》之篇谏秦王：“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何不杀之！秦王以为然，将其下狱，李斯使人送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欲辩无门而惨死于狱中。

         韩非乃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历来研究者众，除了对于篇目的真伪持有分歧外，对其法术势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所起作用，评价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研究者对其集法家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则无疑义。本书作者施觉怀(1930—)教授，虽然在承担本书的撰写任务前，不见其有研究先秦诸子学之著作，但自幼喜读《韩非子》，加之长期从事国际法研究，体味到“韩非对后世的影响，几可与儒家的孔子平分天下，更超过了‘亚圣’孟子” 。当得知1952年在“华东革大”学习时的老领导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时，主动请缨，认领了本书的撰著任务，以七八年的业余时间，撰成此稿。先生之所以这样看重韩非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不仅因为自汉“本以霸王道杂用之”以来，两千余年的专制国家，无不外扬孔子，阴用韩非；更重要的是，在先生看来，韩非对于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敏锐观察力，不仅达到了先秦思想家的最高水平，同时亦为后世提供了一面照映专制制度下君臣关系的镜子。韩非发展了其师荀卿人性恶的理论，认为，凡是人，不分贵贱亲疏，都是为利而争：“鳝似蛇，蚕似蠋（蛾的幼虫）。”人见蛇则丧魂失魄，见蠋则毛骨悚然。然而，渔者持鳝，妇人拾蚕，为了一己之私，就能成为“生拔牛角”的孟贲和被人收买来刺杀对手的专诸。这种自私心表现在君臣（含妻、子）关系上更为残忍。《备内》篇说：皇后常常担心自己姿色已老，众妃争宠，为了保障儿子的继承权，总希望皇帝早死，甚至不惜设下谋杀君王之毒计。儿子一旦成为国君，便可以太后之身，“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韩非希望君王要绝对摒弃“五蠹”之首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教，实行法术之士的治国方略；严防“八奸”特别是“内宠”盗窃国家，实行“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以重赏严罚之二柄及种种权术，“致霸王之功”。韩非所设计的这一方案，两千余年之“英主”，谁人不予效法！

     当然，本书之重点，是在阐明为什么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如何建立 “绝对君权”的制度。施先生说：韩非之所以要建立至高无上的君权，完全是历史发展之必然。商鞅曾提出过“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的三世说，而韩非将其说建立在“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韩非子·五蠹》通篇都在讲古今之别，批评了孔墨之徒以仁义乱天下的主张，说：“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銛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而当人人都以力争的时候，只有一种力量才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国与国之间的争君与臣之间的争夺平息下来：将治理天下的权力赋于天子一人。施先生说：“韩非学说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君主个人拥有绝对权威由独裁国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是《韩非子》一书最核心的思想，韩非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富国强兵，征服天下。然后由天下人共同拥戴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他甚至可以将国家收人的一半供自己消费享受，他控制着一批既贪利又效忠于自己的臣下，再由这批臣下来统治全国的顺民——凡不顺从者可以杀掉——这才是韩非心目中的‘理想国’。”（P.181）以此认识为基础，施先生在本书中详细解析了韩非的“君道”、“臣道”、“民众”、“法术势”、“刑赏”、“毁誉”等方面的思想。而在论述这些思想时，有一条线贯穿其中，就是人的自私性。

    施先生说：“韩非学说的核心是从人性极端自利出发，通过充分发挥和利用这种心理来处理君、臣、民之间的关系。”（P.243）君王“受命于天”，当为天道之化身，深明“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的奥秘，故应“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静退以为宝”并非无所作为，首先是立法治国，绝不寄希望于贤、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臣、民明白了法的规定，就知道怎样做方可得到奖赏；又怎样做，必然受到重罚。当然，能够收此成效，立法权只能如管子所说：“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上而不与臣共，法制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同时不能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惟此，才能保障君王之权威。其次要讲求各种统治术，与法相比，术具有不成文性、秘密性和独占性，施氏将之归结为无为术、自神术、听言术、用人术、制驭术数种，从而使臣子无时无刻不控制在神秘的君权之下。其三要时时傲立于强势的位置。《老子》有“鱼不可脱于渊”之语，韩非发挥道：“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总之，韩非以黄老之学，横贯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合成以法为主兼顾术势的治国理论，为君王提供了“静退以为宝”的南面之术，从而把先秦法家的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

    本书认为，与孔、孟“民本”论者不同，“君本”论者韩非只是把臣特别是民作为实现专制统治的工具。《六反》中“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说得最为明白。《外储说右下》曾举秦遭天灾而昭襄王拒绝发粮救民的事例，韩非竟对“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此乱道也”大为称赞。当然，全面地认识韩非的理论，也绝不是以民为敌，相反，他的法学思想中，深藏恤民之意，《奸劫弑臣》说：“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者不侵弱，众者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更何况基于他对于“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认识，提倡“赏善不遗匹夫”，还给普通百姓建功立业提供一条发达之路呢！

    先生在最后的结语中对韩非这个人物，只能给予“局部肯定，总体否定”。这一认识，与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大不相同。这大约是现代士人回顾历史时，深察专制主义之苦的缘故。司马迁难道不知韩非为“君本”论者？从春秋到战国末数百年间，民苦于诸侯争霸、重臣作乱、强梁痞匪为盗贼，有韩非者出，乃止暴、止争、止乱也。这番道理，昏者听不明，而听明者又将他惨杀。为此，司马迁发出内心的呐喊：“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神会庐主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司马迁对刘邦为稳定汉朝统治杀掉帮他打下江山的韩信所发出的感慨。秦始皇得到了治国之宝典，藏宝之玉盒，怎能不让其粉身碎骨。韩非之死乃是专制制度下忧国之士的又一面镜子。“河洛出神人藏，方册献斯身亡。”岂不信哉！匡老说：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这是我们不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