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之六十九：基督教所面临的挑战3
(3)费尔巴哈——另一种批判
《圣经》考据学对基督教神学提出了历史性的责难，似乎这还不够，不久以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它的形而上学的一翼进行了同样重大的攻击。
在18世纪后半叶，包括从自然神论到怀疑主义，以至公开的无神论在内的各种" 自由思想"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声势之大，压倒了对基督教的盲目信仰。宗教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位置。到19世纪，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在各自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恢复了宗教的地位。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存在不应等同于思想，而应等同于自然，自然是一切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基础。哲学不能从抽象的思想开始，而必须从诸多确定的东西开始，这些东西是在感觉经验中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费尔巴哈因此摒弃了黑格尔思辩哲学中所设计出来的种种上帝的替代品。对黑格尔来说，人被视为自我异化的上帝。上帝总是努力启示自身，但这个外化的过程遵照正题、反题、合题的阶段进行。上帝是正题，有限的人类是反题，上帝与有限的人类有别，但二者在更高级的合题——神人合一中达到统一。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 绝对理念" ，人是已经揭示的上帝：在人里面，神的本质第一次实现了自身。在创造自然时，上帝走出了自身，他又返回了自身——人认识上帝，因为在人里面，上帝找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感到自己就是上帝。在费尔巴哈看来，情形正好相反，上帝是自我异化的人。费尔巴哈宣称只有人的存在才是真实的上帝的存在——人才是真正的上帝，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神的意识。"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就有这么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些。上帝之意识，也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也就是人之自我认识。你可以从人的上帝认识人，反过来，也可以从人认识人的上帝；两者都是一样的。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隐秘的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供认。"
费尔巴哈将黑格尔为上帝精心构筑的唯心主义哲学大厦完全彻底地颠倒过来。上帝根本就不是高居云端、神秘莫测的" 绝对理念" ，而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人。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在神学中，人把自己的存在投射到上帝之中。因此，人类所信奉的宗教就是人自己外在化和客观化了的自我和行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关系，不过是他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
费尔巴哈认为所谓宗教的完美典范的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教信仰和实践揭示了人最深沉的自我意识——人的需要，人的恐惧以及人最珍视的希望。所谓万能的上帝是人之特选出来的最主观、最固有的本质，是人类自身无限的自我意识的投射，人总是投射出一些伟大的典范以便仿效，可是这些典范或对象却不过是主体自己客观化了的性质。因此，上帝就是人类的存在，是人类净化了的性质，摆脱了个人局限性的性质。人使他的本质客观化、对象化，然后，又使自身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但是，在宗教中上帝被作为另外一个不同的存在物来加以思索和尊崇，实际上掩盖了上帝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将人与上帝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就是将人与自己的本质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在一切宗教中，人和上帝是不同的存在，" 上帝并不就是人所是的，人也并就是上帝所是的。" 上帝是完美、高尚的象征，而人是卑微、等而下之的存在。人一旦异化为神明，又把上帝放到自己面前，作为自己的对立物，上帝已经不是人的那个样子了。上帝是无限者，而人是有限的存在物；上帝是完美的象征，而人是不完善的；上帝是永恒的，而人是变化无常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而人是软弱无力的；上帝是神圣的，而人是有罪的。总之，上帝和人成为两个极端：上帝是绝对肯定的，是一切实在性的总和；人是绝对否定的，包含着一切否定性。上帝与人的这种分裂、对立，乃是宗教的起点。
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异化，上帝是人类自身无限的自我意识的投射，使上帝从云端降落到人间，失去了它令人敬仰的神秘特征，成为与人类平等的一员，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冲击了基督教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
除了科学的发展，《圣经》考据学、费尔巴哈的非基督教思想对19世纪的基督教形成强烈的冲击外，以下的因素对基督教的发展也形成了影响。
第一，比较宗教学的兴起。19世纪，欧洲学者对东方民族的宗教和宗教哲学，尤其是通过对它们的经典进行研究，获得了关于古代印度宗教、伊朗的琐罗亚德斯教、中国和日本本土的宗教、佛教以及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古代希腊的宗教更为广泛、更为精确的知识。这些研究表明，比较成熟的宗教之间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宗教的基本观念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这就促使学者们用历史方法去解决整个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这些研究结果，使基督教在许多人心里失去了它自封的、后来为基督徒所一致公认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基督教的所谓" 绝对地位" 烟消云散了。
第二，民族主义精神的上升。天主教中教皇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争夺由来已久。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迅速上升，在世俗权力的支持下教会民族自治的情绪越来越强烈。1862年，法国宗教界发表教权宣言，重申前几个世纪中法国天主教不受教皇干涉的自由权。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一部分国家天主教会内部坚决反对教皇权力至上的观点，不允许教皇干涉世俗事务和各国天主教会的内务。在教会内部，主张公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的权威，积极限制教皇的权力。教皇极权派与要求分散教廷权力的一些神职人员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种斗争从内部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力量。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教皇的权力也遭到极大的削弱。在重新划定疆界中，教会丧失了一部分领地；此后，在补偿受到剥夺的世俗王公财产的过程中，教会的领地成为牺牲品。教会的财产为世俗所占有，修道院受到压制，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几乎比比皆是。加上信仰自由和俗界平等权利获得承认，以及教会控制的文化教育机构转归国家掌握，这一切都严重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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