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八路军两次锄奸失败，聂荣臻下令动用一王牌特工探敌行踪

中国的《孙子兵法》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而如何知彼呢，最关键的就是情报，在作战中，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是获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中国地域面积大，社情、地形等各种因素复杂，日军虽然武器装备先进，然而人数并不多，所以想征服中国只能是痴心妄想。

但是日本侵略军刚开始为何在中国境内攻城掠地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大量汉奸的存在，因为汉奸是当地人，对各种情况非常熟悉，正是由于大量汉奸的存在，日军通过汉奸了解并知道了我们的强弱点。

中国的坏事总是离不开汉奸，汉奸历来都是中国的最大危险。所以，抗战救国，强国富民，首要的是反奸锄奸。这一道理至今仍然通用。

正因为如此，聂荣臻元帅说过一句话：两国交战，先斩侦探。

而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的侦探基本都是汉奸，消灭汉奸是八路军建立根据地，打败日军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过有的汉奸智商水平低，很容易被我军消灭，有的则非常狡猾，很难被消灭，其中保定地区铁杆汉奸杨文凤就是非常狡猾的那种，由于其危害比较大，我军两次除奸失败，最后聂荣臻下令动用一王牌特工探听杨文凤的行踪，最后获得准确情报将其消灭。

那么杨文凤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又是怎么成为汉奸的呢？

杨文凤是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大福村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比较精明，而且身体长得比较壮实。

由于从小缺少管束，所以从小就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在身边就聚集了一帮地痞无赖，过上了游手好闲的生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两个多月后，日本占领了华北重镇保定及其周边地区。

日军占领了保定之后，这一地区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广大的农村更显得尤为混乱，因为日军占领了主要的城镇，原有的国民政府又南迁了，而中共的力量刚刚进入这一地区。

土匪产生的土壤便是混乱，这时的杨文凤一看天下大乱，便将身边的几个地痞无赖组织起来，名曰保安队，实则就是一个土匪武装。

当时在战乱时期，有很多遗弃的武器，杨文凤这支小小的武装搞到了几支枪，在村子里以保境安民为由收起了保护费。

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几乎村村都有土匪武装，在杨文凤不远处的东壁阳城，也有一伙土匪武装，这伙土匪的头子叫韩子犹。

这个韩子犹也是一个狠角色，名气也较大，他的土匪武装有十多人，但是对外吹嘘有上百人，他想把杨文凤的队伍拉到自己手下，派人去见杨文凤，并约定时间和他谈谈。

杨文凤不想加入韩子犹的队伍，但是他也不敢拒绝，他认为韩子犹的队伍有上百人，万一想武力吃掉自己的队伍，自己根本无能为力。

杨文凤也算胆大，他独自一人去见韩子犹，腰间带了两颗手榴弹，他本身是个亡命之徒，他准备万一有危险就和韩子犹同归于尽。

这个韩子犹也不简单，据说是河南漯河人，他原先是国民党军的一个连级军官，当日军进攻华北时，他所在的部队不战而溃，而日军进攻速度过快，他和手下的几个国民党士兵硬留在了沦陷区。由于失去补给来源，他便带着几个士兵当起了土匪，自己当起了土匪头子。

结果这个韩子犹热情地和杨文凤把酒言欢，韩子犹说他的队伍人数不多，也只有十多人。如果两家队伍不合并，很容易被其他武装消灭，在乱世只有抱团取暖才能活得更久。

杨文凤一见这个韩子犹比较诚实，也没有蒙自己，而且对自己也非常尊重，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对自己也有好处，当下就答应了韩子犹，不久两支土匪武装就合在一起。

两支队队伍合在一起有20多人，10多杆枪，这在当时多如牛毛的各类武装中，也算小有规模了。

这虽然是一支土匪武装，但是和其他土匪武装还不太一样，韩子犹决定只吃富户，不吃穷户，这样才能一直生存下去。

而那些富户也愿意花钱消灾，也借此让韩子犹的队伍来保护自己，他们的收入一下子增了很多，那时只要有饭吃，根本不缺人。

这一下队伍规模越来越大，竟然发展到200多人，参加者大多数是附近的贫苦农民，他们因为吃不饱饭而加入这支土匪武装。

韩子犹按照国民党军的组织模式，将手下的这些人分为三个营另加一个特务大队，他自称总司令，杨文凤当上的副司令。

其实这支部队只有一个多连的人数，韩子犹这么做当然是造势，一个连的势子硬是造成了一个团的势子。

当时的土匪都有自己的领地，这支队伍的领土就在安新县、清苑县一带，这一个区域也比较大，韩子犹采取了“到一个庄吃一个庄”的办法。

他的办法主要是吃地主大户，吃完就走。当缺钱缺东西的时候，就派人到各个村庄的大户人家一说，他们就给准备好了。如果敢有不听话的，就直接绑票。

这支土匪武装由于不怎么骚扰穷人，所以老百姓并不怎么反感，这支队伍规模不大，而这一区域地主不少，养活这支队伍也不成问题，这支土匪半吊子人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当时这一区域的老百姓都编了顺口溜：

“当了韩子犹，吃穿不发愁，三天不回家，弄头杠子牛。”

但是在这时候，杨文凤与韩子犹产生了矛盾，杨文凤想扩大队伍，韩子犹不想扩大，韩子犹认为这么大的规模正好，如果再扩大规模，必然要扩大地盘，光吃地主还不够，还得吃穷人。

韩子犹只想着吃吃喝喝，在这一带称王称霸就行。所以杨文凤骂韩子犹胸无大志。

到了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正面战场减缓了攻势，加强了在占领区域的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对各种武装进行清理，对于投靠日军的则编成伪军，对于抵抗的则进行消灭。

而此时八路军的武装在这一地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地区属于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聂荣臻，冀中军区司令员为吕正操，政治委员为王平。

当时中共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抗日的武装进行联合，所以冀中军区对于这支已有300多人的队伍比较重视，准备收编。

当时他们对八路军的政策也不了解，于是韩子犹就派了杨文凤，去和八路军谈判。一来摸摸底，二来看看八路军的实力。

冀中军区对杨文凤说，望一起打鬼子，即使不愿跟着八路军，也不要跟着日本人干，八路军限他们一周之内给出答复。

这个杨文凤看到八路军武器装备差，而且供养严重不足，所以看不上八路军，于是他说，如果八路军抗日需要什么物资，他们一定鼎力相助，只要能弄到的一定想办法满足，但是收编这个事情，还是韩子犹说了算。

杨文凤回来就跟韩子犹说，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如何差，保障如何不足，韩子犹听完就说道：

“我们现在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八路军纪律严，当官的都不准逛窑子，还得跟着他们钻山沟、吃小米，我才不干那傻事。”

韩子犹的底气来源于他的实力，大家别看他300多人、100多支枪的队伍，这在当时的地方武装中，已算一支不小的力量队伍了。

在八路军看中这支武装的时候，日伪军也看上了这支武装。

因为日本人想控制乡村地区，但是兵力不够，于是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他们用日军来做后盾，用伪军来统治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日军派人来找韩子犹，想拉他入伙。

但是韩子犹也不想投靠日本人，因为投靠日本人就等于做了汉奸。

1939年秋，保定地区发生了水灾，到处是难民，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日本人趁机占领了这一地区，并派出日伪军围攻韩子犹的队伍。

对于这支土匪武装，日本想围住容易，想歼灭难，因为这些土匪都是当地人，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而日伪军出动的兵力也不多。

结果这支土匪依靠村子里的复杂地形，和村外的日本人打了起来，由于交通不便，日军也没有带来重炮，也是以轻武器为主。

结果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日本人都没有攻破土匪的防御圈，而老百姓觉得韩子犹是在打鬼子，纷纷烧水做饭，送到每个人手里。

不过韩子犹的土匪武装没有外援，而日军则从附近调来更多的日伪军，韩子犹一看情况不好，将队伍化整为零，突出了包围圈，但是韩子犹的小老婆荷花被日本人抓走了。

这个荷花是高小毕业的，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家境破败后干脆当起了窑姐，后来韩子犹逛窑子就认识了。

这个荷花有点文化，人又漂亮，还风情万种，结果将韩子犹迷得神魂颠倒，便花钱将她赎了身，带回来当了小老婆。

韩子犹突围后越想越不对劲，为什么偏偏把荷花给抓走了呢？他一边命心腹密查是谁告的密，另一方面打探荷花的下落。

手下人很快打听到，荷花被关在了于庄车站皇协军那里，皇协军就是指华北治安军，也就是伪军。

然而于庄车站有好几百伪军，是日伪军重点设防的地区，戒备森严，而且可以得到附近日伪军的增援，韩子犹知道硬攻不行，那就只好等别的机会了。

这时日伪军放出话来，只要韩子犹投降日本人，日军不仅把荷花还给他，而且既往不咎，还可以给他武器装备的补给。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韩子犹不为所动，于是日伪军开始拉拢杨文凤，让杨文凤借机除掉韩子犹，然后拉起队伍投靠日本人。

但是杨文凤知道目前并不能掌控这支队伍，所以决定等待时机。

很快，韩子犹的手下打探到于庄车站皇协军头子的儿子要娶媳妇，韩子犹让人又进一步打听，很快就打听到他们办喜事的具体日子。

韩子犹决定在婚礼当日下手，但是他对杨文凤已有戒心。而事实上告密的人确实是杨文凤的一个心腹。

到了行动当天，韩子犹让杨文凤带几个人在家里看家，他亲自带着队伍去于庄车站抢人。

这个皇协军头子本身也是土匪出身，他仗着自己有日本人当靠山，所以啥也不怕，婚礼办得热热闹闹，手底下那些伪军也都放松了警惕，跟着大吃大喝，根本不把韩子犹放在眼里。

结果婚礼折腾到晚上，于庄车站皇协军的头头脑脑们一个个都喝得东倒西歪，完全没了防备。

结果韩子犹就带着人将皇协军头子儿媳妇给抢了出来，这下令皇协军头子恼羞成怒，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换人的要求，并将换人的地方定在南大冉村。

但这时双方都互不信任，韩子犹找了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是个布店的老板，这人和韩子犹比较熟悉，和那个皇协军头子关系也不错，虽然双方通过个布店老板完成了人质互换。

经过这么一闹，杨文凤知道韩子犹已经不相信自己了，他时刻小心提防韩子犹。

时间转眼到了1941年，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加强了对占领区的统治，对于韩子犹的队伍，日军不断派人围攻。

韩子犹的队伍不断受到损失，而且补给严重不足，杨文凤有几次暗示韩子犹投降日本人，结果都遭到了拒绝。

这时日本人让杨文凤早点动手把队伍拉过去，并答应给他一个保安团长当。

于是杨文凤决定动手，他找了几个心腹，有一天晚上他找韩子犹喝酒，这个韩子本来好酒贪杯，结果那晚喝得烂醉如泥。

杨文凤命人将韩子犹拉到了王胡庄村西，将他扔进一个洼地里，用土将他活埋了，这个韩子犹糊里糊涂地就送了命。

对于韩子犹的小老婆荷花的美貌，杨文凤早就垂涎三尺，但是他还没想好怎么处置。

韩子犹死后，杨文凤谎称被八路军的武工队给打死了，这下韩子犹的手下们叫嚷着要找八路军报仇。这时杨文凤说道：

“现在韩老大被八路军杀害了，韩老大是我的好大哥，现在他死于非命，我也想报仇，但是我们人少枪少，根本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大家都说说，我们该怎么报仇呢？”

杨文凤这么一说，大家都低下了头，这时有一个土匪说：

“我们要给韩老大报仇其实也不难，现在日本人势大，我们可以投靠日本人，有了日本人做靠山，我们就可以给韩老大报仇了。”

这个土匪当然是杨文凤事先安排的托。结果多数人同意投靠日本人。

因为这些人都是土匪，都自由散漫惯了，一来他们知道八路军纪律严，二来八路军条件艰苦，也没有什么工资。

这些土匪本来就是贫苦的农民，需要养家糊口，而当一名伪军可以拿到工资。

几天后，杨文凤已经完全掌控了这支队伍，在决定投日前的一天晚上，他将荷花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就欲霸占荷花。

虽然说这个荷花是个窑姐，但是对韩子犹还真有感情，尤其是韩子犹冒着风险救她，对于韩子犹的死，这个荷花一直怀疑是杨文凤搞的鬼，不过一来自己是女人家，二来也没有抓到把柄。

杨文凤让荷花跟着自己，并说跟着自己比跟着韩子犹那个老烟枪好多了，杨文凤给了荷花两条路：要么跟着自己，要么下去陪着韩子犹。

荷花迟疑了半天后，她告诉韩子犹考虑一晚上，第二天给他回话。

荷花走后，杨文凤越想越不对劲，从刚才荷花迟疑的眼神与表情，他感到了危险，他一下子下了决定：这个荷花不能留。

当天晚上，杨文凤命令两个心腹把荷花绑了起来，并将她活埋在韩子犹的同一个地方。

杨文凤投敌后被日本人委任为伪保安副司令，这使杨文凤更加疯狂起来，设据点、修炮楼、抓民工、修公路、挖沟壕，四处扫荡，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冀中军区，由于一时还抽不出来手来对付这个杨文凤，于是决定先给他口头警告。

1942年4月，冀中军区独立团团长贾桂荣被地委和军分区任命为武工队长兼政委，他让人给杨文凤传话警告，要他“勿忘抗日救国”，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否则八路军不会饶过他。

但是这个杨文凤非但不接受警告，反倒变本加厉，到处烧杀抢掠，而且还配合日军制造端村惨案，杀死无辜群众8人，伤数十人。

杨文凤的罪恶行径激起极大民愤，并给抗日斗争制造了许多困难。当时的白洋淀安新县委、驻军二十四团、县大队决心除掉这一铁杆汉奸，以杀一儆百。

1943年秋，冀中军区得到消息，日军命令杨文凤带领20余名伪军下乡视察防务。这支伪军一律骑自行车，而杨文凤是个秃顶，所以头上戴了一顶帽子，腰间别着手枪，他们将经过留村返回安新县城。

冀中军区第24团接到情报后，一面将情况上报给冀中军区，一面让三连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归来必经的留村道旁。

战斗打响后，三连集中火力将那个戴帽子的人当场击毙，三连以为任务完成了，但当他们把那顶帽子拿下来后，发现被击毙者并不是秃顶，也就是说死者并不是杨文凤。

原来，狡诈的杨文凤在归来时把帽子让给他的一个手下戴，结果三连不知内情，让杨文凤侥幸逃脱。

第一次锄奸行动失败后，冀中军区又得到消息，保定的伪保安司令要娶一个小老婆，杨文凤应邀参加婚礼。

冀中军区白洋淀县大队与二十四团四连决定在归来路上设伏，以消灭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设伏的地点当然是在马路上。

当天上午5点多钟，一辆破旧的长途敞篷汽车从保定方向开来。当时马路上的车辆很少，这个汽车在马路上非常明显。

我军见车辆到来后，迅速开枪打坏了汽车的轮胎，将车子逼停后，我军冲上车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车内都是一些商人、百姓，还有一名灰头灰脸的中年人搂着一个被吓得哆嗦的小孩，于是放走了汽车。

事后才知道搂着孩子的那名中年人正是杨文凤伪装的。他在头发装上了假发，遮住了秃顶，瞒过了我军的搜查。

经过这两次行动后，杨文凤一下子谨慎了很多，行动变得飘忽不定，冀中军区一时得不到杨文凤的准确消息，而杨文凤的行动却越来越疯狂。

当情况通过冀中军区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那儿，聂荣臻决定动用一名王牌特工来获得杨文凤的准确情报，这名王牌特工的名字叫张勃。

张勃于1921年出生于清苑县苑家村，原名张静芝，曾化名张友农、张弗飞。1928年考入保定师范附小读书。1935年高小毕业后，张勃考入保定中学。张勃在校期间经常和进步师生一起上街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并曾阅读大量进步书籍。

1938年春，年仅17岁的张勃毅然放弃学业，告别新婚的妻子，奔赴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先后在冀中军政干部学校和抗战学院学习。同年秋，成为中共党员，1939年春，被分配到冀中军区17团，先后任9连、3连指导员。

在工作过程中，张勃表现的干练与精明，使领导认为他适合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1940年初，张勃被调到冀中7分区政治部做民运工作，此后他一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1941年春，军区精简机构，民运部撤销，张勃被分配到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工作。

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后，组织决定让张勃到保定做地下工作，并指示他寻找机会，争取早日打入敌人内部，最好能当官带兵，在敌人心脏摆开战场。张勃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

1943年4月，张勃受派遣考入伪河北省保安司令部干训所后，便在同学中寻找工作对象，先后发展池培德、夏鑫元等人成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张勃在“干训所”毕业后，被分到伪保定保安司令部参谋处，任上尉参谋。他利用自己身份和各种关系，巧妙地掩护和营救了许多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李英儒、张淑文、史仪等革命同志都得到过他的掩护和帮助。

同时，他还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晋察冀军区的抗日工作做了很大贡献，而张勃也成为八路军的王牌特工，直接接受晋察冀军区的直接领导。

1944年初，张勃获得了一份准确的情报：2月27日伪县长冯乃昌与杨文凤将率领100余名伪军到陶口开会。其行程为：第一天驻安新老河头，第二天到高阳板桥，第三天到陶口，第四天经南青、中青、北青返回安新。

这一情报被迅速传到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命令将情况迅速通报冀中军区，要求组织力量一举铲除铁杆汉奸杨文凤，并要求这次一定要成功，千万不可失手。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命令24团出动精锐部队设伏，并安新县委配合。

根据吕正操的指示，中共白洋淀安新县委书记贾特、县长宋志毅和二十四团首长仔细研究后确定了战斗部署：

24团4连4个大班二百余名战士和五、六区区小队隐蔽在北青村，担任迎头打击，4连当时有200多名战士，是冀中军区的精锐连队。

县大队隐蔽在胡辛庄，切断敌人退路。

二十四团四连另外两个大班约一百余名战士担负拦腰冲的任务，一定要全歼敌人，坚决消灭杨文凤。

有人要问，为什么4连加起来有300多人，这远远超过了一个连的人员，这种情况在当时比较常见，因为国民党给的编制少，所以就出现了编制小人数多的情况。比如《亮剑》中独立团后来有8000多人，这个在当时也是存在的。

到了第四天的下午四点，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4连两个大班首先打响，我军以两挺机枪交叉火力将敌人卡车打坏，从而断了敌人逃跑的“腿”。

接着，战士们又用掷弹筒对杨文凤的车进行攻击，结果一炮打中车头，一炮击中车厢，伪县长冯乃昌当场被炸死，杨文凤也受了伤，他带着手下躲进了旁边的一个土沟里，并用机枪向冲锋的战士扫射，并造成9名战士伤亡。

就在双方交战的激烈时刻，敌人的汽车被我攻击起火后爆炸，引燃了沟里的蒿草，伪军多人身上着火，其中杨文凤浑身是火，他想爬出沟来，但是在我军火力的封锁下，他根本爬不出来。

北方干旱，旁边也没有水，我军战士看着杨文凤在沟里被活活烧死。

至此，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结束了土匪与汉奸的一生。

1948年11月，在保定解放前夕，国民党进行了最后的疯狂，开始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组织上考虑环境险恶，让张勃撤离保定城。

此时的张勃已是保定城内内线力量的总指挥，他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应该撤离，他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战斗。11月10日，张勃为做一名军统特务的工作而被出卖，16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4年，八路军两次锄奸失败，聂荣臻下令动用一王牌特工探敌行踪，并最终将汉奸杨文凤铲除，这验证了一句古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