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书,往往兼论人品,
认为书品和人品是密不可分的。
书法是人品的外在体现,人品是书法的内涵延伸。
因而古人很看重书家的人品,高度追求人品与书品的统一。
但是,书法史上却常常出现与之相悖的例子,
然亦不能因人废书,否定其人在艺术上的成就。
细细说来,此人当为之一。
▲明 曾鲸、项圣谟 《董其昌小像》(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1555-1636年)
子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
松江华亭(今上海)人
作为晚明文人书画家的重要代表,董其昌的书法以及艺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董其昌书法所营造的萧散疏淡的艺术面貌,颇能代表中国古代一部分文人的审美趣味与艺术追求,因此,他的书法成就是不可忽视的,书画兼得,仕途平坦,可谓活出了“霸气”人生。
▲《毛先翁传》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被嫌书“丑”,发奋图强
自小生长在人文艺术交流频繁的城市,董其昌自小便沉浸在问文人的气息中,或许便为后来艺术上的成就作了铺垫。
▲仿欧阳询千文 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而古时,许多青年才俊都希望走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董其昌也不例外。
17岁,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
而后得知原是阅卷老师嫌他在试卷上写的字太难看,文章虽好,却也只能屈居第二。
▲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事使自尊心很强的董其昌深受打击。从此,他发奋学习书法。
先学唐楷颜真卿,后追魏、晋,临习钟繇、王羲之法帖。
他刻苦练习,十年磨一剑终于在书法上有了很大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自述:“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奋临池矣!”
又云:“余十七岁时学书,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
▲临米芾方圆庵记 局部
艺术成“家”,富足一方
明万历十七年,34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皇室近臣,官场得意可谓如鱼得水。
但他深知,当时明朝江山已是岌岌可危,不久便称病,回到松江。
身兼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迥异往昔。拥着“膏腴万顷,游船百艘”的资产。
董其昌的书法、绘画,一字一笔换来的都是真金白银,艺术“成家”并发迹。
▲《高逸图》纸本水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秋兴八景图》局部 纸本设色(上海博物馆藏)
▲《夏木垂阴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然而被誉为书法绘画超群的艺术大师,且曾是级别相当可观的明朝高官,又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地主豪门,并不能将他一生叙完。
名气、权威、钱财让他得意忘形,为富不仁,便成就了董其昌的“双面大师”之称。
双面文人,“恶霸”一方
董其昌晚年居住老家松江,百姓对无恶不作的董其昌恨得咬牙切齿,私底下都称其为“恶棍”。
传闻如果有人拿着有董其昌书画的扇子上街,都会被人莫名其妙的的抓起来揍一顿,可见百姓对他深恶痛疾。
然而,董其昌不知悔改,仍欺男霸女,为祸乡里,终引发众怒。
相传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四邻百姓群起而攻之,与董府家丁大战一场,毁其家产,砸其牌匾,殴其家人,死伤百人最后火烧董府。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抄董宦”,野史流传,江南一带家喻户晓。
翻阅《明史》对这场风波的记载,则是“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
董其昌学识渊博,精通禅理。以“妙在能合,神在能离”为追求境界可以说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并对明末清初书画界影响甚大。
然后世对董其昌的评价一直以来也是颇有争议的,争议围绕人品和学术两方面。
其实如今细细看来,对其人品如何褒贬不一,然则他书画艺术界的地位是牢不可摧的。
无论是否为“双面文人”
但董其昌的“霸气”生涯是铁铮铮的
他的书画中
袒露着他对艺术一番执着与用功
值得后人为其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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