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假归来，苏轼热度不减。
自9月份故宫博物院推出首个六百年大展“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特展”以来，文华殿的人气就没下去过，国庆再经一轮人海围观，足可见苏轼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力。该展以苏轼传世珍藏及后人相关作品为载体，从字里行间、画间胜境里展现苏轼艺术造诣与其人格风范。
故宫苏轼主题展海报（图片源自网络）
作为中国文艺界热度最高的名人之一，苏轼在艺术、文学和政务方面均有着卓越的成就，他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超然的思想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从而独具人格魅力，是无数后人推崇、模仿的对象。他的诗词在一千年前的宋代被大街小巷传唱，他的书法开宋代尚意书风，他的绘画奠定文人画基调，就连他琢磨出来的吃食、酒水都广受好评，时至今日仍是人们心目中的佳肴。
苏轼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文化留存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北宋乃至此后的各个朝代。可以说，对于古代人而言，他就是全民偶像。
《治平帖》卷首 苏轼像
探墨特推出苏轼作品专题，让我们在笔墨之中，感受苏东坡的跌宕人生与千古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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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文人戏笔
《枯木怪石图》 阿部房次郎爽籁馆旧藏
佳士得香港2018年秋拍 4.636亿港元成交
《枯木怪石图》又名《木石图》，水墨纸本，该卷画长26.3×50cm，画连题跋长26.3×185.5cm，全卷连裱共长27.2×543cm，是元丰元年（1078）苏轼任徐州太守时，在萧县圣泉寺所作。
《枯木怪石图》是中国存世古代绘画中，最重要的画作之一。它是苏轼绘画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次视觉革命和重大转折。苏轼于绘画一道所作寥寥，但他确立了文人画的基调，在绘画中将精神与自然相连接，使中国绘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枯木怪石图》就是他绘画思想的体现。
该作明初曾入藏黔宁王沐府，民国时期经北京风雨楼古玩店售出，后辗转至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之手，随后被白坚夫售往日本，直到2018年现身佳士得香港拍场，最终以4.636亿港元成交回归中国。
《潇湘竹石图》 绢本 28×105.6cm 中国美术馆藏
该作采用长卷式构图，展现湖南省零陵县西潇、湘二水合流处，遥接洞庭巨浸的苍茫景色。
该作是苏轼流放黄州之后画的那幅《潇湘竹石图》，送给好朋友孙觉的，孙觉是黄庭坚的岳丈。
苏轼存世绘画真迹仅《枯木怪石图》与《潇湘竹石图》二作，抗战时期，《枯木怪石图》流入日本，此后多年，《潇湘竹石图》一直是国内苏轼绘画孤本。
北洋政府时期，该作与《枯木怪石图》同入白坚夫之手。1961年，经许麟庐牵线，邓拓多方变卖，最终从白坚夫处购得《潇湘竹石图》，三年后无偿捐献给中国美术家协会，此后该作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九庵、徐邦达等文物专家对《潇湘竹石图》鉴定，确认该作是苏东坡真迹。《潇湘竹石图》的发现不仅是艺术界的幸事，更是研究苏轼绘画艺术和思想的重要材料。
书·尚意之始
《宝月帖》
纸本 行书
23×17.7cm
治平二年（106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人令致恳，为催了礼书，事冗，未及上问。昨日得宝月书，书背承批问也。令子监簿必安胜，未及修染。轼顿首。
此帖是苏轼致杜唐弼曾祖父杜叔元的信札，又名《致杜氏五札之一》，收录于清宫旧藏《苏氏一门法书册》，杜、苏二族相交颇为密切，该册即为后人整理的苏氏一族写给杜氏一族的信札，现拆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杜叔元，字君懿，此人擅书法，仁宗皇佑年间任宣州通判，与梅尧臣相交甚密，而梅尧臣是苏轼科举时的小试官，再加上杜、苏二族的亲厚关系，简而言之，这是一封给长辈兼上司的信札。
治平二年（1065），苏轼二十九岁，从凤翔调回京城开封，担任直史馆官员，工作间隙给这位亲厚的长辈回了一封信札，札中所提“为催了《礼书》”，就是他日常工作的体现。信札通篇语言亲切而不失礼，字体丰研潇洒，已然具有个人风格特征，留存至今，成了苏轼存世墨迹中时间最早的书帖。
《治平帖》
纸本 行书
29.2×45.2cm
故宫博物院藏
/轼启：久别思念不忘，远想体中佳胜，法眷各无恙。佛阁必已成就，焚修不易。数年念经，度得几人徒弟。应师仍在思蒙住院，如何？略望示及。石头桥、堋头两处坟茔，必烦照管。程六小心否，惟频与提举是要。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相见未间，惟保爱之，不宣。轼手启上。治平史院主、徐大师二大士侍者。八月十八日。
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苏轼、苏辙两兄弟扶棺回乡守丧，三年后再回京都，已是宋神宗熙宁年间。
古代官员亲人过世后要丁忧，其身后事也需照管妥帖，远在京都的苏轼不能亲至坟前，便委托家乡的僧人帮忙照管家中坟茔之事，于是便有了《治平帖》一书。从帖中行文来看，苏轼对双亲坟茔之事颇为上心，相关内容必然不止书信一二，其中切切之意，可见其孝。
《致运句太博帖》（右）
纸本 行书
25.6×24.5cm
熙宁四年（107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启。适辱教不果。即答悚悚。晚来尊体佳安。惠贶临安香合极佳妙。领意之厚。敢不捧当。但深感怍也。谨奉启。上谢不宣。轼再拜。运句太博阁下。十六日。
《致南圭使君帖》（左）
纸本 行书
26.1×20.9cm
绍圣三年（1096）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谨奉谒贺，南圭使君阁下。十月一日。
根据《东坡纪年录》记载，熙宁四年（1071），苏轼升迁为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同年六月，他去往杭州上任通判。这一年，他写下一封给“运句太博”的书信，这位“运句太博”，可能是苏轼在太常寺任职的同僚。
《桤木卷帖》
又称《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帖》、《杜甫堂成诗卷》
纸本 行书
27.9×85.4cm
原藏台北兰千山馆，现寄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背郭堂成荫白茆，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下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杨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蜀中多桤木，读如欹仄之欹。散材也，独中薪耳。然易长，三年乃拱。故子美诗云‘饱闻桤木三年大，为致溪边十亩阴’。凡木所芘，其地则瘠。惟桤不然，叶落泥水中辄腐，能肥田，甚于粪壤，故田家喜种之。得风，叶声发发如白杨也。吟风之句，尤为纪实云。笼竹亦蜀中竹名也。
《延平郭君帖》
26.5×30.5 cm
熙宁八年（1075）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轼启。辱教。具审孝履支持。承来日遂行。适请数客。未得走別。来晨如不甚早发。当指见次。梅君书写未及。非久差人去也。李六丈近遣人责书去。且为致恳。酒两壶。以饮从者而已。不宣。轼再拜。至孝延平郭君。三日。
“延平郭君”何人也？据考证，或为郭详正。郭祥正（1035年—1113年），字功父，号谢公山人、醉引居士、净空居士、漳南浪士等，北宋太平州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人，少有诗名，因郭母梦李白而生郭祥正，梅圣俞称之为太白后身。
熙宁八年（1075），郭祥正正在服丧期间（帖中“孝履”一词指居丧期间的起居行止），收到苏轼从密州来的书信。信札用龟甲纹花笺书就，花笺精美，六边形龟甲纹中皆有一只小乌龟，这种纹样传至日本后成为流行纹饰，中国存世反而较少。
明知郭君处于一切从简、讲究朴素的丧期，苏轼为何寄一封精致花笺信札？皆因古代有龟形墓志铭，其上多饰龟甲纹，以龟甲纹花笺书信，正切合礼节，也是对郭君的一分安慰。
《书方干诗卷》
20.2×187cm
无款，（美国）二石老人藏，真伪存疑
纸本 行书
32×723cm
熙宁十年至元祐丁卯（1077—1087）
真伪存疑，藏处不详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此蔡君谟《梦中》诗也。
仆在钱塘，一日谒陈述（古），邀余饮堂前小合中。壁上小书一绝，君谟真迹也。“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长垂玉筋残妆脸，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闲愁何日尽，一分真态更难添。”二诗皆可观，后诗不知谁作也。
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常与君谟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坐嗟叹。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旧桃李，强匀颜色待东风。”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故知杭人多惠也。
《北游帖》
又名《致坐主久上人尺牍》
纸本 行书
26.1×29.5cm
元丰元年（107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启。辱书，承法体安隐，甚慰想念。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矣。不知林下高人犹复不忘耶！未由会见，万万自重。不宣。轼顿首，坐主久上人。五月廿二日。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纸本 行书
30.7×45.3cm
元丰二年（1079）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败。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秦太虚，即秦观。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从徐州前往湖州，途中路过松江，与秦观诗酒唱和，作下此篇。该诗看似是与秦观和诗讲自己，实则讽刺了当时的官场虚伪之相。
作此诗时，离乌台诗案仅剩三四月，新党一干宵小已然在搜罗苏轼的诗作来构陷罪名，对此苏轼有所耳闻，但从诗中的行文意气来看，他是不在意的，诗中隐喻讥讽、嬉笑怒骂，有苏轼作为一个文人的恣意豪情。
《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
纸本 行草
元丰三年（1080）
收藏不详
《京酒帖》（左）
纸本 行书
26.2×14.9cm
元丰三年（108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京酒一壶送上，孟坚近晚必更佳。軾上。道源兄。十四日。
《尊丈帖》（右）
纸本 行书
26.3×19cm
元祐八年（109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尊丈不及作书，近以中妇丧亡，公私纷冗，殊无聊也，且为达此恳。轼又白。
苏氏一族自苏洵起便与杜氏一族相交甚密，杜氏族人在苏轼书札中的出镜率也大大提高，曾祖杜叔元杜君懿、祖辈杜沂杜道源、父辈杜传杜孟坚、到子辈杜唐弼皆有提及，清宫旧藏《苏氏一门法书册》便是杜唐弼整理归纳的苏氏一族写给杜氏一族的信札。
前文《宝月帖》（致杜君懿），现文《京酒帖》（致督杜道源）、《尊丈帖》（致杜孟坚），后文《啜茶帖》（致杜道源）、《令子贴》（致杜孟坚）、《江上帖》（致杜孟坚），均是苏轼写与杜氏族人的书信。
《啜茶帖》
纸本 行草
元丰三年（108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道源无事，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有少事须至面白，孟坚必已好安也。轼上。恕草草。
《啜茶帖》，也称《致道源帖》《致杜氏五札之三》，原与《宝月帖》册页相连收录于清宫旧藏《苏氏一门法书册》。
元丰三年（1080），苏轼给相熟的杜氏族人杜道源写了张便条，邀请道源兄前来自家饮茶，顺便商谈事情。书帖行文家常熨帖，其中提到的孟坚是道源的儿子。
《跋吏部陈公诗帖》
纸本 行书
27.8×60.6cm
元丰四年（108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三司副使吏部陈公轼不及见其人，然少时所识，一时名卿盛士多推尊之，尔来前辈凋丧略尽能称诵公者渐不复见，得其理言遗事，皆当记录宝藏，况其文章乎公之孙（师仲）录公之诗廿五篇以示轼三复太息，以想见公之大略云，元丰四年十一月廿四日眉阳苏轼书。
苏轼自署书于元丰四年（1081）。帖中“吏部陈公”乃陈洎，宋彭城人，字亚之，皇佑中官司三司监铁副使，著有《陈副使诗》。
《获见帖》
又名《致长官董侯尺牍》
纸本 行书
27.7×38.4cm
元丰五年（108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启。近者经由。获见为幸。过辱遣人赐书。得闻起居佳胜。感慰兼极。忝命出于馀芘。重承流喻。益深愧慰畏。再会未缘。万万以时自重。人还。冗中。不宣。轼冉拜。长官董侯阁下。六月廿八日。
《职事帖》
亦称《致主簿曹君尺牍》
纸本 行书
27.8×38.8cm
元丰六年（108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昆阳城赋》
30.8×95cm
传藏于美国二石老人处
嘉祐五年（1060）一、二月间，苏轼经过昆阳，感慨古事，写下此赋。二十四年后，元丰六年（1083）十月十二日，苏轼在黄州应友人张梦得相请，亲书《昆阳城赋》相赠。
《致季常尺牍》
纸本 行书
30.3×48.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搨。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纔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
《致季常尺牍》，又名《一夜帖》，书于元丰中（1080—1083），是苏轼谪居在黄州时写给朋友陈季常的信札。
《覆盆帖》
纸本 行书
27.7×44.8cm
元丰中（1080—108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覆盆子甚烦采寄，感怍之至。令子一相访，值出未见，当令人呼见之也。季常先生一书，并信物一小角，请送达。轼白。
《新岁展庆、人来得帖合卷》
纸本 行书
30.2×93.9cm
故宫博物院藏
《新岁展庆帖》
30.2×48.8cm
元丰四年（1081）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子由亦曾言，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怅。但顿着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
《人来得书帖》
29.5×45.1cm
元丰六年（1083）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哀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陈慥，字季常，自称龙丘先生、方山子，嗜酒好剑、饱参佛理，是黄州一带的异人。陈季常晚年归隐于黄州歧亭，苏轼被贬黄州时常常前往探望，二人饮酒乐道、谈古论今，引为知交好友。
苏轼为陈季常写过散文《方山子传》，信札也有不少，上文《一夜帖》、《覆盆帖》，此处《新岁展庆、人来得帖合卷》均是写给陈季常的书信。《新岁展庆帖》是相约陈慥与公择（李常）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人来得书帖》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
《赤壁赋》
紙本 行楷
23.9×258cm
元丰六年（1083）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赤壁赋》是苏轼自作自书之作，卷前破损，缺三十六字，有文徵明补书并小字加注，然学者认为实为文彭代笔。《赤壁赋》作于壬戌之秋，即元丰五年（1082），由卷末“轼去岁作此赋”一句得知，该卷应书于元丰六年（1083），时年四十八岁。
《黄州寒食帖》
纸本 行书
33.5×118cm，全卷33.5×730cm
元丰六年（108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十二月确定贬谪地点，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谪居黄州定慧院。寒食节讲究禁火、冷食，又临近清明，黄州地界往往阴雨绵绵，越发显得清冷凄清，元丰六年（1083）的寒食，贬谪黄州三年的苏轼生活困顿、仕途潦倒，就着一帘凄风苦雨，愤懑之情溢出胸怀，落下两首寒食诗，成就了书法史上的一点明光。这就是《黄州寒食帖》。
《黄州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寒食帖》，苏轼自书诗帖，诗二首，是苏轼的代表作，有“天下第三行书”之誉。
《春中帖》
纸本 行书
28.2×43.1cm
元丰七、八年（1084—1085）
故宫博物院藏
/轼启。春中□□□□达，久不闻□渴仰增积。比日履兹馀□尊候何似，眷聚各无恙。轼蒙庇如昨。二哥□，春□□□有书问往还，甚安也。子由不住得书，甚健。会合何时，惟祝倍万保啬，不宣。轼再拜。德孺运使金部老弟左右。七月廿六日。
《春中帖》是苏轼写给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粹（德孺）的信札。此信札的书写时间应为元丰末年，即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苏轼年约50岁左右。
《记子由梦中诗帖》
又名《遗过子尺牍》
纸本 行书
24.2×26.7cm
元丰八年（108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丰八年正月旦日。子由梦李士宁草草为具。梦中赠一绝句云：先生惠然肯见客，旋买鸡豚旋烹炙。人间饮酒未须嫌，归去蓬莱却无吃。明年閏二月六日为予道之。书以遗过子。坡翁。
《阳羡帖》
纸本 行书
27.6×22.7cm
元丰八年（1085）
旅顺博物馆藏
/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托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知此不详云也。冗事渍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阳羡帖》又称《买田阳羡帖》，书于元丰八年（1085），曾为清内府收藏，后散落民间，1963年购回。此札曾经启功、谢稚柳、杨仁凯等国宝级专家过眼鉴定，认为其笔墨气息甚佳，来源真实，确为内府收藏之珍品，疑为钩填本。
《久留帖》
纸本 行书
25.1×23.1cm
元丰八年（108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再启：久留叨慁，频蒙馈饷，深为不皇。又辱宠召，不克赴，并积惭汗，惟深察、深察！轼再拜。
《屏事帖》
纸本 行楷
25.1×23.1cm
元丰八年（108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宣猷丈丈，计已屏事斋居，未敢上状。至常乃附区区。轼惶恐。
《题王诜诗帖》
纸本 行书
29.9×25.7cm
元祐元年（1086）
故宫博物院藏
/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之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耶。元祐元年九月八日苏轼书。
该帖书于元祐元年（1086），是苏轼为王诜自书诗所作的题跋，记述了王诜因受其累而贬至武当，然仍醉心于诗词，有世外之乐。
《归安丘园帖》
纸本 行书
25.6×31.1cm
元祐元年（1086）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啟。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候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归安丘园帖》又名《致于厚宫使正议尺牍》，书于元祐元年（1086），是苏轼写给友人章惇的信札。
苏轼与章惇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章惇，字子厚，苏轼嘉佑年间在凤翔任签判时与之结谊。年轻时他们的友谊还是深厚的，虽然章惇后来投身新党，但在乌台诗案时，章惇极力营救苏轼。元祐初年，宋哲宗上位，新党失势，章惇被逐出政治中心开封，又与苏辙结怨，此后章惇与苏轼友谊的小船便彻底翻了。
绍圣年间，苏轼谪居惠州，章惇多方为难苏轼苏辙两兄弟，但苏轼大方宽宥，一笑置之。元符末年，章惇彻底失势被逐，苏轼仍旧善待章惇之子章致平。该帖写于元祐元年章惇初次被贬时，苏轼以隐居之趣来安慰章惇，足见其豁达本性。
《次韵三舍人诗帖》
纸本 行书
29.8×46.5cm
元祐二年（1087）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次韵三舍人省上一首。（軾）纷纷荣瘴何能久，雪雨飞来翻覆手。慌如一梦堕枕中，却见三贤起江右。（刘贡父、曾子开、孔经父皆江西人也）嗟君妙质皆瑚琏，顾我虚名但萁斗。明朝冠盖蔚相望，共扈翠辇朝宣光。武皇已老白雪乡，正与群帝骑龙翔，独留杞梓扶明堂。（明日扈谒景灵，故有此句）元祐二年三月晦日。
《祭黄几道文卷》
纸本 行楷
31.6×121.7cm
元祐二年（1087）
上海博物馆藏
/维元祐二年，岁次丁卯八月庚辰朔，越四日癸未。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颖州使君同年黄兄几道之灵：呜呼几道，孝友蒸蒸。人无间言，如闵与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骥德，风骛云腾。入为御史，以直自绳。终然玉雪，不污青蝇。出按百城，不缓不拒。奸民惰吏，实畏靡僧。帝亦知之，因事屡称。谋之左右，有问莫应。君闻不悛，与义降升。吾岂羽毛，为人所鹰。抱默以老，含章不矜。环堵萧然，大布疎缯。妻子脱粟，玉食友朋。轼迁于南，秋谷五登。坐阅百吏，锥刀相仍。有斐君子，传车是乘。穆如春风，解此阴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鲁无君子，斯人安承。纳币请昏(婚)，义均股肱。别我而东，衣被仅胜。一卧永已，吾将安凭。寿命在天，维圣艾增。君赵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兴。举我一觞，归安丘陵。尚飨。
《祭黄几道文卷》是元祐二年（1087），苏轼、苏辙兄弟为纪念好友黄几道，由苏轼执笔书写的一篇祭文。
《归院帖》
纸本 行书
35.1×12.4cm
元祐元年至四年（1086―1089）
故宫博物院藏
/此虽云同归院，亦不云宿于院中。不知别有文字，证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公家传说如此，乞更批示。轼白。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幸批示。
《归院帖》是《宋人法书六种》卷之一，叙述了批示“同归院”、“宿学士院”、“宿待漏舍”三个名称统一之事。从帖文中可知，该帖是苏轼做翰林学士时所书，时间应为北宋元祐元年至四年之间（1086—1089），苏轼时年51至54岁。
《东武帖》
纸本 行书
28.7×66.1cm
元佑四年（1089）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东武小邦，不烦牛刀。实无可以上助万一者，非不尽也。虽隔数政，犹望掩恶耳。真州房缗，已今子由面白，悚息、悚息。轼又上。
《题和靖林处士诗后》
纸本 行书
元祐四、五年（1089—1090）
故宫博物院藏
该帖是《林逋自书诗卷》中苏轼所题的七言古诗，不独立成帖，诗后无年款，据徐邦达先生考证可能是元祐四、五年间（1089—1090）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作刺史时所书。此书藏锋敛锷，姿媚可爱，是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
《游虎跑泉诗帖》
纸本 行书
26.5×34cm
元佑五年（1090）
台北王世杰氏藏
/游虎跑泉，轼。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裳)凉。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因病得闲殊不恶，心安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五月初三日。
《次辩才韵诗帖》
纸本 行书
29×47.9cm
元祐五年（109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轼往见之，常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三一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眉山苏轼上。日月转双毂，古今同一丘。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去住两无碍，天人争挽留。去如龙出口(山)，雷雨卷潭湫。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水记二者游。大干在掌握，宁有离别忧。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
亦称《王齐翰勘书图跋》
绢本 行书
元祐六年（1091）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王晋卿尝暴得耳聋，意不能堪，求方于仆。仆答之云：“君是将种，断头穴骨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颂示仆云：“老婆心急频相动，性难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较君不割，且喜两家总平善。”今见定国所藏《挑耳图》，云得之晋卿，聊识此事。元祐六年六月二日，轼书。
《祷雨帖》
又称《颖州祈雨诗帖》、《颍州祷雨纪事》、《龙公神帖》
纸本 行书
29×120cm
元祐六年（1091）
藏处不详
/元祐六年十月，颍州久旱，闻颍上有张龙公神祠，极灵异，乃斋戒遣男迨与州学教授陈履常往祷之。迨亦颇信道教，沐浴斋居而往。明日，当以龙骨至，天色少变。二十六日，会景贶、履常、二欧阳，作诗云：“后夜龙作云，天明雪填渠。梦回闻剥啄，谁呼赵、陈、予？”景贶拊掌曰：“句法甚亲，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长官请客吏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语也。”相与笑语。至三更归时，星斗灿然，就枕未几，而雨已鸣檐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复会于郡斋。既感叹龙公之威德，复喜诗语之不谬。季默欲书之，以为异日一笑。是日，景贶出迨诗云：“吾侪归卧髀骨裂，会友携壶劳行役。”仆笑曰：“是男也，好勇过我。”
《洞庭、中山二赋合卷》
纸本 行书
28.3×306.3cm
《洞庭春色赋》
元祐六年（1091）
《中山松醪赋》
绍圣元年（1093）
吉林省博物馆藏
《洞庭、中山二赋合卷》是苏轼所见其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书帖。《洞庭春色赋》作于元祐六年（1091）冬，《中山松醪赋》作于绍圣元年（1093），为苏轼晚年所作，苏轼贬往岭南，在途中遇大雨留阻襄邑（今河南睢县）书此二赋述怀。
《李白仙诗卷》
纸本 行书
34.5×106cm
元祐八年(1093)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寻丝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还家问天老，奥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素，灵文烂煌煌。咽服十二环，奄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善变化，化作梅花妆。赠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裙间裆。挹子以携去，谈笑闻遗香。
人生烛上华，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只知雨露贪，不闻零落近。我昔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霭朝霞，缥缈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着鸾皇衣，星斗俯可扪。
元祐八年七月十日，丹元復传此二法。
《李白仙诗卷》书李白诗二首，宋神宗元祐八年七月十日（1093）苏轼58岁时所写，用笔丰腴浑厚，气势苍古劲健，有着颜真卿、杨凝式二家的影响，并加以创新，而形成苏氏独特行书风格。
《近人帖》
纸本 行书
上海张氏涵庐旧藏
/苏轼启近人回奉状必，达比日，履兹，起居佳胜，岂弟之化想已信服吏民，坐歗之乐岂有涯哉无縁，陪接但深驰，仰尚冀，若时保练少慰区区不宣，轼再拜，质翁朝散使君老兄阁下，正月廿四日。
《令子帖》
又名《致杜氏五札之四》
纸本 行书
30.3×25.6cm
绍圣元年（1094）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令子所示，专在意，来日相见即达之。但未必有益也。辄送十缗，省为一奠之用。难患流落中，深愧不能展毫末也。不罪、不罪。轼手启。
《三马图赞》残卷
纸本 行书
29.2×79cm
绍圣四年（1097）
故宫博物院藏
《三马图》是苏轼请李公麟所画“凤头骢”“照夜白”和“好头赤”三匹宝马，该卷深受苏轼喜爱，绍圣年间被贬惠州仍随身携带，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次展卷欣赏这幅画时题下了长跋，即如今的《三马图赞》。
《渡海帖》
纸本 行书
28.6×40.2cm
元符三年（110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於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忽忽留此帋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渡海帖》，又名《致梦得秘校尺牍》，北宋元符三年（1100），苏轼被诏徙廉州（今广西合浦），路过澄迈（今海南澄迈）时未遇赵梦得，便留下此札。
《答谢民师帖》
纸本 行书
27×96.5cm
元符三年（1100）
上海博物馆藏
/□□是文之意，疑若不然。（原文：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则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已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不宣，轼顿首再拜。民师帐句推官阁下。十一月五日。
此卷是苏轼写给友人谢民师的一封信，谈他对文学遣词达意的见解。现存墨迹已阙文章篇首部分三十三行，三百六十字。帖首遗失十数行，因后人用残字补缀，所以文意略有不通。据此文中称“自还海北”，以及“今日已至峡山寺”，可考此卷书于元符三年（1100）冬十一月五日，苏轼从岭南北归，途经广东清远峡山寺时所书。
《江上帖》
纸本 行书
30×30.5cm
靖国元年（110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轼启江上，邂逅俯仰八年，怀仰。世契感怅不已，辱书且审。起居佳胜，令弟爱子各想康福，余非面莫既人回 怱怱不宣。轼再拜知县朝奉阁下，四月廿八日。
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这位一身诗文才情的帝王对苏轼推崇至极，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当时远谪儋州（今海南）的苏轼调回京都开封。但朝堂水深，新帝一时不能掌控，于是经过多方拉锯，苏轼从儋州前往廉州，又辗转永州、广州等地，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北上至金陵，写下一封给杜孟坚的信札，名《江上帖》。六月，苏轼患病，七月病重，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
《江上帖》，又称《邂逅帖》，是苏氏一族与杜氏一族相交的见证，也是东坡传世墨宝之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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