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也无力像胡成那样通过自己的微博文章取得收入（并由此准备结集出版），也不可能让撰写此类文章占用自己的太多时间，但略微讨论个两三篇，还是力所能及之事。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讨论中心，并非碑本身的真伪，而是胡成在其文章中的部分论证过程，这既是我给胡成留言时的初衷（“我对郑和家世并无个人结论，故这些回复亦非驳论，仅为就博主此文而作之不完整探讨，无意引战，亦无意在这里撰写论文。”），也是我在这里撰文的初衷，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自己辨识网文质量的一点经验分享给大家。也许，胡成的结论最终会被证明是对的，但他相当部分的现有论证不能为此种结论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是我要表达的中心观点。
“这篇文章有一些明显的错误。例如，资料引用不全。发现《马哈只墓志铭》的袁嘉应早在1894年就已经听说了该墓碑的存在，只是亲自寻访是后来的事了。又如，1911年不是壬子年——难道作者把辛亥革命忘掉了吗？其他的问题还有很多，恕不一一。”
上文中，“袁嘉应”应改为“袁嘉谷”。如果说“1911年不是壬子年”这一句可以视作笔误，那么不谈“1894年就已经听说了该墓碑的存在”，可能不太合适。就像评论区有人说的那样：
另外，为何回民要在1911年左右伪造此碑文？！极大可能与梁任公于1904年撰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有关，任公首次从正面角度弘扬郑和伟大功绩，且影响深远。之前，传统史学家对郑和下西洋评价并不高。
这一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袁嘉谷自己这样说：
“岁甲午，苏君晓荃告余曰：昆阳和代村，有和父墓碑，宜为昆阳人。壬子访之昆阳,果得碑拓本于宋君南屏。”（袁嘉谷著 袁丕厚编,袁嘉谷文集 （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348页）
尽管，查对原文不是人人都有的习惯，但网络上关于马哈只墓碑发现过程的介绍甚多，简单检索，便可廓清因史实的裁剪所带来的错觉。当然，这还不足以回应胡成本人，因为他其实在其他文章中承认1894年这个时间点（《郑和族属附会史》）；他的观点是，该碑是伪托郑和后人者为了个人身世而伪造的，且伪造时间很早（“马文铭父祖难以虚构是因为作伪年代距其生年较近”），当然，这会带来新的问题。
此外，袁嘉谷并在文中记载了墓碑的尺寸，即“碑高建初尺七尺七寸，广四尺一寸，计十四行，行二十八字”。简单检索可知，建初尺合今23.58厘米，换算后与今日马哈只墓碑的测量数据（高1.66米，宽0.94米）大体相当；对文字排布的记载，也与实物相吻合。网络上关于尺寸不合的说法，稍加查证同样迎刃而解。
深色部分为原碑，转自二叶舞鹤草的博客，图片并见竹香榭士的博客
弗虑弗为对碑文的正文和铭文部分都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正文“对郑和之父的生平事迹全部形同废话，全是务虚，等于一件事情未说，什么事迹也不知道”，又说：“铭文部分，寥寥数语，一如志部空泛无物，也未常见的四六韵文，内容体例均不合宜，还是那句话，这能是出自一位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之手的文笔吗？”
作为一个熟读诗书的文化人，提出这样的论断，恐怕有失水准。试看收录于《古文观止》的名篇《柳子厚墓志铭》——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谁说铭文一定要“四六”的格式？谁说铭文不能“寥寥数语”？至于正文部分不出彩，则学界并不讳言。然从文坛状况来看，亦非不能理解。明初在元代遗老（宋濂之流）死后，文坛寂寥，后来三杨兴起台阁体，历史上评价也很低。而李至刚此文，更是作于连台阁体都没有兴起的永乐初年，又是为太监之父这类身份尴尬的人物创作，看起来不出彩，大概也是时代大背景和个体小背景相结合导致的结果。 更何况不必说文字评判有个人主观色彩，阅读文言文较少者尤其容易被某些貌似精深者带节奏，这又是阅读介绍文言文的网文时不可不小心的地方。当然，更为重要的理由，后文会提及。
说到底，还是要自己多读，才能避免上当。
弗虑弗为又批评墓碑中的记年格式，说：“墓志铭中绝无如此写法：只有卒年年号，却没有生年年号。”就此，要么是弗阅读有限，要么是他有意回避。首先，明初为逝者撰写的各类文字，在写到出生于元代的人物时，存在不提元的年号的做法。是否避讳，不好讲，但的确有不提的，例如：
（朱标）元乙未九月生於太平陈迪家。（《国朝献徵录·懿文太子传》）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作家、甚至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就此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元+年号”、“元+干支”、“年号”，都有。最有意思的是杨士奇，从《东里文集》看，他有的时候是只写去世时间并加上一个卒年，压根不记出生时间，比如下图所示《故翰林检讨周君墓志铭》；然而在一些墓志铭中，又存在着把出生时间和去世时间都写全的情况。
麻烦的是，没有一部现成的《李至刚集》供我们查询李至刚的行文习惯（甚至，李至刚的传世文章，这是学界发现的第一篇）。但无论如何，说什么“墓志铭中绝无如此写法”，拿这一条不能成立的论据来证明碑文是假的，显然是“以伪辨伪”，不能成立。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可以在逻辑上进行思考：作伪者会这么傻吗？生活在蒙元及其残余势力统治下的色目人，未必有字，如果真的是造假的话，何以不直接说“讳哈只”而非要说“字哈只”？同载于碑文的，还有马文铭、拜颜这两个“名”，如果这两个名都可以瞎说，那么为什么郑和的父、祖在作伪者那里，却不能有“名”，而只是造出两个“哈只”来“滑天下之大稽”？
结合历史常识进行思考。结合其他资料可知，这个“哈只”，正如胡成所说，并不是真的“字”，而只是一种称呼。很显然，碑文写作者（且不论是不是李至刚）希望明确：郑和的父亲，不叫哈只；哈只是他另外的称呼（附会到汉族传统上，就变成了“字”）。 至于他们的名字，郑和不愿说，撰文者也没法写。由此引出了学者李清升的“避讳论”。
李清升的文章《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网络上可以免费查看，阅读后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我个人的看法是，用避讳解释所有问题，可能行不通（比如年号），但至少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的问题。不仅郑和之父，甚至可能连郑和之祖父都卷入了与明朝的战争，从而成为郑和无法正面谈记得人物。这种情况在特殊历史时期并非孤例，比如明代名臣况钟，对自己的家世一度讳谈，直到宣德年间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时，才成功改黄为况，恢复本姓，据推测就与其原来的家人可能卷入元末战事有关。那么，这样一篇做于永乐初年的文章，又岂能对郑和的父、祖大书特书？故不仅事迹不能用实笔来写（因为最突出的事迹可能是在与明朝对历史创造的），连名字也要隐去。
胡成又质疑道：
“姓名尚且不敢直书，却敢将自己的大名写在碑阳，公然祭拜，再写大名于碑阴，恨不能天下人尽皆知，这是顾忌吗？”
这是胡成对李清升研究员提出的唯一实质性质疑，也是一个不需要查书就可以用逻辑、常识来反驳的观点：前人的名字、事迹已经隐去，后人还要顾忌什么呢？如果还要顾忌的话，还立什么碑呢？至于刻了自己的名字，是否就“天下人尽皆知”了，我看未必。一方在1894年才传出音讯的碑，谈什么“人尽皆知”？当然，这也无可厚非：这本就只是一种语言修辞罢了，谈不上学术论证。
此后，经过我的质疑，胡成进一步说出了他的想法：
“你说的所有这些疑点在普通语境下成立，在郑和与马文铭（此人确有，且极有可能为其后人作伪）有联系，郑和在京请人作铭的前提下，便说不过去，了解了吗？马文铭不是虚构的，拜颜也不是虚构的，马文铭父祖难以虚构是因为作伪年代距其生年较近，故而仅以哈只隐去。”
“马文铭父祖难以虚构是因为作伪年代距其生年较近”？怎么算较近？至少应该是在明中叶以前。然而我追问后胡成又说：“不是明代作伪，我只是说作伪者无疑是马文铭后人，即所有这一切最积极的倡导者南京郑家。”后来由于彼此负气、对话终止，只是大致知道他所说的“作伪年代”另有含义。又读其《郑和身世造伪史》一文，其文章内容大体是周绍泉《郑和与赛典赤·赡思丁关系献疑》一文的摘编，只是在形式上做了修改。然而在该文中，周先生虽对郑和祖先为赛典赤·赡思丁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却并未否定《马哈只墓志铭》的真实性——如果说胡成有独创性的话，那大概主要在于其提出了“作伪”这个大胆的论断——论断进了一大步，论证和论据却没有增强，这样的论断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郑和在南京确确实实是有后人的，除《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的郑义（还有侄子名珩者；弗虑弗为提到了《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却没有沿着过继子和侄子这条线分析下去，殊为可惜，见《郑和遗嘱》一文）外，明中叶还有郑灏招见载史册：
“又太监郑和子孙，盗卖菜地一块，弘治二年本部右侍郎黄据、匠作周春等呈告查实具奏，准行南京刑、工二部会官勘问明白，查出退还田地共肆顷伍拾捌亩伍分玖厘玖毫。 (……郑灏招系太监郑和子孙，伊祖在日，耕种提举司菜地壹睱，虽有誊黄给赐之文，查无文卷可照。太监已死，子孙陆续卖与江宁县已故民人宋谦，得银贰拾两人已。缘前项地主，原系该司官地，理合退还，仍令买主照旧耕种，办纳油麻等因具奏。）”（《龙江船厂志》卷五《敛财志》，转引自郑鹤声 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23页）
如果弗虑弗为要说这里的郑氏后裔也是假冒的，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跟他商榷的了；如果弗虑弗为要说郑和子孙后来从云南当地迁过去假冒的，那么我的确希望他说明是何时迁过去的，且当他们迁过去时郑和原在南京的子孙又去了哪里。
胡成在体例上提出的种种问题，大多没有讨论的价值，惟碑阴所刻郑和行踪，可以一论。的确，这种到此一游式的记录，存在一定的疑点；此外，寥寥几十字，也很好作伪，不排除好事者为之的可能。然而，胡成说以“郑和祭祖，于史无载，千里迢迢往返京滇两地，历时数月之久亦无记载”，甚至以少监张谦自泉州出洋又载作对比，是缺乏说服力的。
如果不采信明代文献《致身录》正文中关于郑和曾经前往云贵的文字（“丁亥春三月，同何洲往云南谒师。······时朝建侦师密而严，有胡濴、郑和数往来云贵间······”），那么郑和返回云南之事，从存世文献看，确无记载。但是，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举例而言，郑和七下西洋之返程时间，《明实录》《明史》尚可缺载（今之学者得之于《前闻记》），郑和卒年同样于正史缺载（郑鹤声得之于《非幻庵香火圣像记》）。 其他诸如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究竟是永乐五年到永乐七年（“《天妃灵应之记》碑”）还是永乐六年到永乐九年（《明太宗实录》、《明史·郑和传》）、永乐二十二年旧港之行是否成行，学者尚争论不休，则一次私人旅行，于传世文献无载但有碑碣为证，怎见得就不存在呢？
至于用泉州史志记载了张谦出海之事来对照，尤其没有道理。泉州与云南晋宁在史志修撰的条件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张谦从泉州开洋出使与郑和私人回乡祭祖，又岂能相提并论？读者其实只要多想一步，就不会轻信这样的观点。胡成又以为郑和回乡一定要重新立碑，我则以为，重新立碑在当时当然不失为郑和的一种选择，但他不立，难道就值得质疑了吗？
如前所述，我并没有说自己认为郑和真的在永乐九年回到了云南。显然，刻在碑阴的那寥寥数语，是很容易作伪的，不排除好事者妄作甚或蓄意造假的可能，然要下此论断，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证据。
六、结语
说到这里，基本上已经对胡成以弗虑弗为之名所发的文章《马哈只墓志铭辨伪》的论证做了整体探讨，应当讲，胡成的文章中的确有一些有价值的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往往是之前的研究者已经提出过并分析了的（且这些文章并不难找）。胡成在不加规范引用、完整注明（哪怕是把文章名注明也没有做到，例如前述周绍泉先生的文章；又如郑宽涛等人早就指出了故马公墓志铭的一些疑点，并进行了分析）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研究成果，并夸大其一端、隐没其另一端，让大胆的臆测和神奇的逻辑成为自己的独创成果，由此居然还把自己塑造成真理的发现者与捍卫者，真令人啼笑皆非。尽管该文只是头条号文章，但毕竟出自以为广受信赖的“文化人”之手，该说清楚的不应回避。
其实，他不仅不是真理的发现者与捍卫者，相反，还是偏见的传播者。前面已经列举了他裁剪、曲解史料带来的误会。实际上，所谓《故马公墓志铭》是孤证云云，也是如此。比如，关于郑和本姓马这一点，在《金陵待征录》中有记载，并被《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引用——说胡成没读过，我是不大信的，但他确实没有引用这则材料；新近被学界披露的台湾徐氏《嘉义泉郡安平徐状元巷族谱》，也可以提供佐证（徐恭生. 郑和与泉州关系新证——族谱里的郑徐联姻[J]. 海交史研究, 2015(2):93-97.）。要驳，应当把这些列清楚后一并去驳，而不应视而不见。
“学问”做成这样，倒也可以改百度百科了——胡成的文字功底和文史知识水平，在编辑者里，大概还属上乘，惟其竟以自己的微博当参考资料，令人大跌眼镜。是否个人营销暂且不论，至少，这连百度百科对参考资料的要求都达不到，遑论学术规范。引用的三则微博及其所佐证的观点被从百度百科删除后，胡成又在微博上兴风作浪发淫威，委实好为人师、毁人不倦：公众知识传播，难道应该通过某大V在微博上发发脾气而完成吗？这也可算作我对他意见最为强烈的一点。
以上诸点，即引而不注（有“剽窃”之嫌）、散播偏见、毁人不倦，都足以令我感到不齿。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如何识别似是而非的观点。其实，首先是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稍加检索的习惯（尤其是那些打算打赏的用户），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不同看法，不妨在评论区写下来，看看作者的态度，这是试金石。弗虑弗为在作出讨论的姿态后，除失信而中途插话外，还在落于下风时强行终止对话，这成为了我轻视他的一个原因。当然，也许我在其中也有责任。无论如何，尊重是双向的，自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该更冷静些的。但话说回来，他最后的发言，滑稽中也颇有些狼狈。讨论成这个样子，假如确实有误会，大概也是彼此本来就都带着情绪的缘故吧。就用他自己的话来结束本文的讨论吧：
“什么毛病？额我删了你的我们在哪里说的话？！我和你说话为什么要删你？！”
2019年5月12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