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他在西安当上了东北军“剿总四处”的中尉参谋。
1939年，他在天津当上了日占区法院的书记长。
1940年，他被陈公博调到上海，授了少将军衔，并安排了“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长”等一大串职务。
1945年，他“无缝衔接”到“军统”，当上了少将组长。
1949年，他到了北京，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
这位跳槽跳得让人眼花缭乱的神秘人物到底是何许人也？
日寇、汪伪、国民党反动派为何都对他如此重用？
他有这么多黑历史，为什么还能穿上解放军的军装？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传奇经历。
青年俊才
1908年，李亭芳出生于黑龙江巴彦。
他家里还算殷实，但是爹妈比较爱财，不让他读书。
后来他奶奶改嫁，他的继祖父反而出钱让他上了私塾。
上学期间，他喜欢看《水浒》，还特别崇拜宋江，所以他的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时雨”，他也干脆换了名字。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在齐齐哈尔上中学的李时雨和同学们一同走上大街，声援上海同胞。
当地张作霖的反动政府一看，干脆把所有的中学都解散，学生全部回家。
李时雨也只能暂时回乡，但在齐齐哈尔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开拓了视野，参加反帝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里扎根。
1926年，他和同学又来到了天津南开中学求学，这可是周总理的母校。
在这里，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员林枫和很多思想进步的学生，也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在受到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启蒙教育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逐渐树立了起来。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
我党很多领袖和优秀的干部都是在20岁之前就学习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树立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坚定信念。
他们在随后的20年中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终于成就了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这样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
于此可见，孩子在青春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多么的重要。
1927年，李时雨考入了北平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并加入了我党的地下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时雨就带领同学们进行游行示威，要求蒋介石南京政府积极抗日。
但是，蒋介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日寇百般妥协。李时雨等进步学生怒不可遏，干脆投笔从戎，在我党的领导下，回到老家组织抗日活动。
1932年，24岁的李时雨回到东北，合纵连横，通过劝导和发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组织起30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
但队伍的主体是当地的自卫团，人员成分非常复杂，革命意识不强。
最终，自卫团的头目见风使舵，反水投敌，带着3000人中的大部分去当了伪军。
李时雨功亏一篑，但这次经历已经使他初露锋芒。
而且，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次挫折使李时雨认清了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为他今后的战斗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34年，李时雨从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党组织又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到西安，打入东北军。
想成就一番事业，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李时雨多方打听，联系上了自己的同学张学孟。
张学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回国以后在东北军一直干到了营长。
他虽然和张学良没有亲戚关系，但是名字只差一个字，所以张学良和他的关系非常亲近，直接让他当了自己公馆的警卫室主任。
搭上了这条关系线，有了张学良近臣的推荐，1936年2月，李时雨顺利地进入东北军在西安的“剿总四处”，干上了中尉参谋。
李时雨从此开始了在秘密战线的战斗生涯。
此时，李时雨已经28岁，与很多我党地下工作者相比，已算“高龄”，但“好戏不怕晚”。
根据组织的安排，李时雨先摸清了东北军的调动情况，使红军在东北军的“围剿”中得以保存了有生力量。
李时雨还利用张学孟的关系，接触了很多东北军的基层官兵，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些官兵对张学良“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和希望打回东北老家抗日的意愿。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向这些眷念故土的东北老乡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引起共鸣。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按当下的话讲，此次事变中，李时雨为我党在“心里战”层面的情报评估和舆论准备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惜的是，张学良将军事后被蒋介石软禁在了南京，东北军也被蒋介石“改编消化”。
1937年初，李时雨根据新的指示来到了天津开展地下工作。
他的上级领导就是何松亭同志，未来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李时雨被困在了天津。
此时的敌人已是日寇，因此李时雨接到指示，开展对日的情报搜集工作。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打入日寇内部。
这次，李时雨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陈公博的红人
李时雨接到任务后，苦思冥想寻找突破口。
不到一个月后，8月初，日本鬼子扶植汉奸们成立了治安维持会。
人脉广泛的李时雨迎来了转机。
治安维持会总务科的科长叫吴光弼，也在东北军“剿总”干过，是李时雨的熟人！
李时雨大喜过望，“主动去拜访了”这位过去的袍泽，“甚为殷勤”地表达了“为皇军服务的愿望”。
吴光弼也是抚手称善，立刻在用人之际，把这位北平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推荐到了天津法院当上了检察官。
李时雨从此开始游走于当地汉奸和日寇高层之间，觥筹交错，把酒言欢，顺便还把日语学习了一下。
很快，李时雨在法院升为书记长，兼任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日寇特务机关还给他发了“派司”（特别通行证）。
在他当上法院书记长的时候，我党党员冯骥被捕。日寇此时对我党被捕的同志“重则死刑，轻则重判”，营救难度极大。
李时雨决定“硬来”，他趁主管冯骥案子的书记员不在时，把冯骥的卷宗直接拿走销毁了。
过了几天，他就找此书记员要冯骥的卷宗。书记员发现找不到时，惊恐万分。
于是，李时雨就“好心地”问他：卷宗是不是在日军轰炸时，弄丢了呀？
书记员心领神会，向主审法官按此原因进行了汇报。
在庭审前，李时雨让冯骥坚持说因为打架斗殴，被仇家栽赃。他同时也买通了法官和陪审。
结果，冯骥无罪释放，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日伪法院的大门。
1939年初，何松亭同志交给李时雨一项难度很高的任务。
当时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从天津英租界的电料行买了一些组装电台的配件，需要运出租界。
但租界的出入口都有日军把守。而且电台配件在打仗的时候，可是属于军用物资，被日军严格禁运。
李时雨虽然住在英租界，而且有“派司”，但是出入口的日军对普通出入的人员和携带物品检查得非常仔细，他觉得靠自己“人肉带货”是不行的，需要更稳妥的方式运送才行。
此时，他的夫人刚来天津，李时雨灵机一动，找到法院院长，说自己新婚，需要去走亲戚，想借法院的轿车用用。
这个理由很完美，院长自然把车借给了他。
于是，李时雨把电台部件放在车的后备箱里。
开到租界出入口的时候，鬼子兵一看他开的是法院的车，还在车窗里晃着“派司”，就放他过去了。
李时雨随后把电台部件放在了法院的办公室里，隔了几天，当成私人物品交给了前来转运的同志。
任务成功完成。
1939年8月初，李时雨在汉奸的一次晚宴上，认识了从上海来的朱晶华。
李时雨敏锐地感觉到此人来头不小，与之相谈甚欢，并得知朱晶华的后台是汪伪集团的二号人物陈公博。
汪精卫那个时候正在为他的伪国民党“六大”四处招募代表。朱晶华此次来天津就是为了“拉郎配”，找北方的“国民党代表”。
李时雨将了解到的情况向上级组织进行了汇报后，得到指示：打入汪伪集团内部。
接到指示后，李时雨旋即开始与朱晶华亲密交往，亲密到朱晶华主动提出给他伪造个国民党党籍，直接去上海参加汪伪“六大”。
8月28日，李时雨顺利参会，并把汪伪此次会议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汇报，使我党及时掌握了汪伪集团卖国的第一手资料。
1940年1月，汪精卫到天津时，还亲自“接见”了已经被任命为汪伪天津党部常务委员的李时雨，并大加夸赞。
同时，通过朱晶华的推荐，陈公博来天津也对他进行了重点考察。
李时雨深厚的法学功底，敏锐的思维，而且“忠心赤城”。于是陈公博决定把他当做亲信进行重点培养。
10月，陈公博兼任了伪上海市长后，不到半年就把李时雨调到上海，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对他不断提拔。
李时雨最后居然身兼多职，当上了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司法处长、军法处长、“清乡”4处处长，还挂了少将军衔，手握政、法、军三方大权。
高级职位多到连“长袖善舞”的李时雨都有点不适应。
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的许建国同志闻之让同志转告李时雨：大胆往上爬，不管伪政府任何部门，尽量打入！
李时雨也自然没有“辜负”陈公博的“栽培”，向我党传递了日伪各个领域大量的机密情报。
他利用“清乡”4处处长的职位便利，及时向我党传递了日伪军队的调动情况，使我军从容不迫地制定应对方案，在保存自身有生力量的同时，对日伪军队进行了有力打击。
陈毅同志对李时雨的评价是：他一个人，顶得上一个师。
1941年，李时雨积极响应陈公博拉拢“中间派知识分子”的“号召”，投其所好，成立了一家杂志社，并自己亲自挂名社长，里面还安插了我党很多地下工作者。
陈公博兴致勃勃地给杂志起名为《先导》，并在经费上大力扶植。
有陈公博当“后台”，保安司令部的“老大”当社长，《先导》杂志社于是成了我党地下组织在上海的安全据点。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于日本，陈公博顶替了他的位置。
周佛海又顶替了陈公博伪上海市长的位置，并撤换了大批陈公博的心腹，但始终没动精明能干，八面玲珑的李时雨。
1945年，汪伪政权倒台，李时雨和我党范纪曼同志一起，上演了一出“双簧”营救同志。
此时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表忠心，下令不得释放“共产党政治犯”。
但是，国民党还没到上海来接管伪政权。
于是，李时雨安排范纪曼同志伪装成重庆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加上自己还是司法处处长，两人大摇大摆去了提篮桥监狱。
李时雨“巧舌如簧”，把胆小怕事的典狱长沈冠三吓得一愣一愣，乖乖地把杨靖宇同志的好战友杨君武同志交给了“重庆来的长官”。
二人成功完成了营救任务。
不久，国民党到了上海，李时雨开始筹划下一步工作。
正当此时，一位老熟人余祥琴找上门来。
又有新机会了吗？
戴笠的免死铁券
这个余祥琴表面是律师，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在上海一个站的站长，戴笠的红人。
这次找到李时雨，是想通过他在汪伪政府的职务之便，拉一些军警入伙“军统”，顺便还可以拿“人头”赚点空饷吃。
他开出的交换条件是：把李时雨运作进“军统”。
在征得上级组织的同意后，李时雨“经过深思熟虑”后，同意和余祥琴合作。
随后，赚了不少空饷的余祥琴“投桃报李”，把李时雨“包装”成打入汪伪政权的“军统”英雄特工，顺理成章地把他带入了“军统”，当上了上海区第二组的组长，还是少将！
戴笠见到这位身为法学专家，还在汪伪身兼政、法、军高职的人才时，也是连连夸奖。这弄得很多“军统”特务都认为李时雨是戴笠的嫡系，因此都对他拍马溜须。
这点倒是给李时雨进行地下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他利用戴笠“嫡系”的身份为我党搜集了大量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同时也营救了很多被捕的同志。
但在多次针对我党的行动失败后，戴笠这只老狐狸警觉了起来。
此时，“军统”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与余祥琴“没眼缘”的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就向戴笠告了李时雨的黑状。
戴笠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毕竟没有充足的证据，于是他就找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进行调查，李国章是李时雨在汪伪的老同事。
李国章不但为李时雨担了保，还“沉痛”地跟戴笠说：四周“共军”虎视眈眈，没想到“军统”还忙于内斗呀。
戴笠听了，觉得十分没面子，随即下令：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许逮捕李时雨。变相给李时雨发了张“免死铁券”。
戴笠到死都不知道，李国章和李时雨都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要说李时雨的“演技”真是一流，就这么在戴笠眼皮子底下搞地下工作，都没被老辣的戴笠发现蛛丝马迹。
1946年，戴笠坐飞机摔死了。“免死金牌”作废。
沈维汉继续和余祥琴“窝里反”，这下又连累到了李时雨。
李时雨被安了个“通共”的罪名，逮捕入狱。
在狱中，李时雨被好一通折腾，但是他咬紧牙关，打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而且，他还大骂刑讯逼供的特务：老子在上海跟日本人出生入死！你们这帮人就知道躲在重庆！现在还来迫害我们，真是猪狗不如！
这一招以毒攻毒，把特务反而治得哑口无言。
沈维汉于是又换了个法子，让特务伪装成我党人员对李时雨进行诱供，但他们的伎俩哪能起作用。
李时雨一口咬死自己是“军统”的大英雄，是戴笠直接领导的特务。
最后，沈维汉实在没招了，既没证据，又没口供，居然以“汉奸罪”把李时雨判了7年半的徒刑。
国民党反动派的倾轧和无能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不被我党打倒才奇怪。
李时雨就要这么“窝囊”地被关下去了吗？
换上自己的军装
1949年2年，我党同志经过了多方努力，终于把李时雨保释出监。
在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先抵达了香港。
我党在香港办事处的万景光同志联系上了李时雨，并将一本伪装成线装书的机密情报交给了他。
随后，李时雨动身直奔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并见到了我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同志。
在完成了最后一次情报交接工作后，李时雨终于换上了崭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
此刻，回想自己在敌后战斗的这10年，李时雨感慨万千。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军委联络处、河南省政协担任领导职务。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同志逝世，享年91岁。
李时雨同志在生前深藏功与名，在他逝世后，他在秘密战线的英雄事迹才被陆续解密。
在黎明来临之前，无数像李时雨这样的同志，在敌后秘密战线，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他们为建立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垂史册，将永远被后世传颂！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