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特别流行修建私家园林，而建园的多是有钱、有格调的文人士大夫。
比如庆历五年（1045年），集贤院校理、同时也是著名诗人、书法家的苏舜钦，贬谪苏州，以4万钱买下一个废弃的荒园，引水筑山，植树造亭，将整个园子取名为'沧浪亭'。
熙宁二年（1069年），北宋名相、也是文学家的富弼退休，回到老家洛阳，亲自设计营建了'富郑公园'用于休养，园内有水有竹，有亭有台，可临水赏竹，可登高远望。
熙宁六年（1073年），名臣司马光退居洛阳，任西京御史台，在洛阳购买了二十亩田地筑园，取名'独乐园'，平日除了坐在堂中读书，也'投竿取鱼'、'决渠灌花'、'操斧剖竹'，逍遥自在，唯意所适。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
不仅这些。据宋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载，北宋时期，仅洛阳的私家园林就有19处，除了刚才提到的'富郑公园'和'独乐园'外，还有宰相王溥的'苗帅园'、工部侍郎董俨的'董氏西园'和'董氏东园'等等。
而据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南宋时期，湖州的文人园林高达36处，文中说：'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其中著名的园林，有尚书倪文节的'玉湖园'、尚书程文简的'程氏园'、侍郎俞子清的'俞氏园'等等。
这些园林有的是依附邸宅而建，有的是单独建置的游憩园。园林规模虽大小不一，但都将自然界的景观浓缩其中，山、水、溪、岛，亭、竹、花、木，一应俱全，宛如'壶中天地'。
“独乐园”平面图
就拿司马光的'独乐园'来说，园子中间是读书用的厅堂，读书堂南边有一处屋子，引水北流，贯连屋下，然后水从北面隐蔽流出，悬空注入庭院下面，水在这里又分为两条小渠，环绕庭院的四角，在西北面汇合流出。
而读书堂的北面是一个大水池，水池的一边，有六间并排的屋子，前后种植着优雅的竹子，作为清凉消暑的所在，司马光把它命名为'种竹斋'。水池的另一边，整出了一百二十畦田，错杂地种着花草药材，为了辨识，司马光还给它们挂上字牌作为标志......
这些景象，是从司马光的散文《独乐园记》中还原出来的，虽然看不到真实样貌，但仅凭文字也能想像它的优雅和静谧。至于其它私家园林，大抵也都是如此。
但对宋代文人士大夫来说，建造这样的私家园林并不是为了享受，更不是为了炫富，苏轼一语道破了其中原因，那就是：
'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
（《灵壁张氏园亭记》）
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都生活在'仕'与'隐'的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要求他们积极入仕，忠君报国；另一方面，仕途上的相互倾轧、险恶环境，以及专制政体带来的身心束缚，又使他们时常心生归隐之念，希望远离政治旋涡，保持自我精神的自由。
但是在不同时代，这种归隐之念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又是有区别的——
比如先秦两汉的士人，会专门跑到丘壑幽林去归隐，这种带有原始味道的隐逸形式，被后人称之为'小隐'；
魏晋之际，一些士人为了解决归隐避世带来的生活窘迫问题，选择了'身在朝市、而心游江湖'，这被后人称之为'大隐'；
生活在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又根据切身体会，提出了'中隐'之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亦官亦隐的隐逸方式，后人又称之为'吏隐'，其特征就是在'仕'和'隐'之间追求一种协调与平衡。对此，白居易在其诗中说道：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中隐》）
'中隐'的想法是在唐代提出的，但真正普遍贯彻却是在宋代。宋代文人士大夫营建的私家园林，就在仕进与隐逸之间，提供了一种协调的生存样态，就像苏轼说的那样：开门而出仕，可以举步于朝堂之上，成就一番功名；闭门则归隐，可以坐卧在自己营造的山水园林之内，忘却尘世烦恼。它满足了仕宦者在坐拥朝堂的同时、也能享受隐逸之乐的梦想。
但想做到'中隐'，其实并不容易。陶渊明自称可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可以在热闹的、烟火升腾的地方，仍保持内心的宁静，但却做不到在官场的束缚里实现精神的自由。所以在'仕'与'隐'之间来回徘徊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园田，没能做到'中隐'。
那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们，为什么能普遍做到呢？
宋代是我国古代思想学术史上，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赵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大力复兴儒学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佛教、道教的扶持。宋代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就说过：'道释二门，有助世教'，倡导用道教和佛教来辅助治世，所以宋代的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儒、佛、道融合的局面。
一般来说，儒家注重现实人伦，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入世'的文化；而佛教、道教关注的是如何在尘世中求得解脱，属于'出世'、'避世'的文化。这种价值体系的差异，使得儒、佛、道三家，长期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里。
但到了宋代，儒、佛、道融合，也悄然改变了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处世心态，让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生际遇，及时调整心态，转换自己的角色。
于是，当奋发有为、兼济天下的人生志向落空时，他们就会转而寄望于佛、道隐逸遁世的思想，以达到淡泊名利、随缘自适的精神境界。
苏舜钦的'沧浪亭'，就是他在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后修建的。那是庆历四年（1044年），进奏院祠神之日，苏舜钦作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循前例以卖旧公文纸的钱宴请同僚。当时朝中的保守派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对宰相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力图改革弊政之举心怀不满，而苏舜钦得范仲淹荐举，又是杜衍的女婿，所以保守派就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弹劾他监守自盗，造成苏舜钦被罢去官职。
苏舜钦激愤不己，带着巨大的伤痛流寓苏州，不久，在城南营建了'沧浪亭'。园林北面是竹、南面是水，河水澄澈，竹子翠绿，阳光、阴影在门窗之间交错相接，尤其在有风有月的时候，更是美丽宜人。
在这里，他时常'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箕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沧浪亭记》）
置身于这样的场景，苏舜钦受伤的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抚慰，他作《沧浪亭记》说：'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意思是：我虽然被贬，却获得这样的胜境，安于冲淡旷远，不与众人一道钻营，因此使我的内心和形体都找到了根本。
司马光的'独乐园'，也是政治失意时所建。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反对，因此被贬为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后来便在洛阳营建了'独乐园'。
他'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独乐园记》），而每当神志倦怠之时，就手执鱼竿钓鱼，或者采摘药草、挖开渠水浇花、挥动斧头砍竹，抑或登高远眺，逍遥自在，一切都凭着自己的意愿行事，自称'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不知道天地间还有什么可以取代这样的乐趣。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们，把'修心'的佛教、'养生'的道教，与'治世'的儒家思想融汇贯通，这使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际遇和政治环境之下，表现出随遇而安、灵活变通的生活态度，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仕宦场中的羁绊，获得心灵自由。
而坐拥园林、寓隐于仕，就是这灵活变通态度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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