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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国祚39年,为何不敌风雨飘摇的百年东晋?

公元1644年3月,寒朔的北京城冰封万里,漫天沙尘卷起的残枝败叶席卷苍穹,此时,矗立在煤山之巅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刺骨的寒风,眼含热泪慨然陈词道:“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言毕,以发覆面自缢于歪脖子树,命绝三十有三,享国276年的大明王朝黯然谢幕。

崇祯自缢殉国后,北京城三易其主,满清据天下龙脉之地,欲挟荡平寰宇之势克定中原,而也就在同年五月份,福王朱由崧于留都南京称帝,国号续之曰“大明”,史称“南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南明”自弘光政权草创伊始至永历帝被戮于云南,历经“四帝一监国”仅17年,算上此后盘踞于台湾岛的明郑政权,南明纵向跨度也仅此39年。

相较于偏安江左风雨飘摇的百年东晋王朝,南明国势何其衰也!也就是南明在这39年的垂死泣血地抗争中,多次力图重整山河之时,满清却以席卷八荒之势暴力碾压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成为叫多少后世之人读来无不令人扼腕叹息的满腔愤懑。

东晋和南明同为异族入华时代背景下的“正统余留”,两者皆在内部风云飘摇的处境下退守江南,为何前者偏安江东长达103载,而后者不到40年便灰飞烟灭?

                东晋的无奈

公元291年,西晋皇后一代丑女贾南风擅权干政,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旋即爆发,此后,匈奴贵族刘渊起兵造反,内附异族趁势揭竿而起,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并峙,祸乱中原,中原士民大量南迁,史称“衣冠南渡”。

在“衣冠南渡”的浪潮中,琅琊王司马睿亦随王导等人南下,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来,南方的江表之地对于西晋皇室来说并非是块天堂乐土。

首先,吴姓世族力量过于强大。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局面造就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格局,而孙吴统治的江东地区由于历经四帝六代的经营民殷国富,江东逐渐衍生出了以“周、沈、朱、张、顾、陆”为主体的江东吴姓六大世家,特别是吴地的义兴周氏,先后在西晋末年三次西晋平定吴郡叛乱后,吴姓世族的政治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升,但西晋中央政府由于过于忌惮吴姓世族,因此在政治上始终采取弹压吴地豪强势力的态势。

而伴随着西晋灭亡和琅琊王司马睿的到来,显然,吴姓世族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况且,相较于西晋王朝对吴地世族36年的排斥和打压,孙吴政权在吴地的60年的深厚根基更让土生土长的吴地世族坚定了搞“本土化”独立割据的念想,再从西晋灭亡前的永嘉元年司马睿移镇建业时遭遇吴地世家大族的千般冷落,吴姓世族根本就没有把琅琊王司马睿放在眼里,面对处处遭人白眼挤兑的司马睿,这种如坐针毡的滋味确实让人痛不欲生。

其次,北方世族让东晋惊魂未定。如果说江东世家大族是令东晋创立者司马睿暂时头痛的顽疾,那么,北方的门阀大族足以让整个东晋噩梦缠身。毕竟,司马睿启用王导后,精明的王导采取了“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晋书》)谋略,先招抚了吴地名士顾荣、贺循觐见初登即位的晋元帝司马睿,江南大族须臾之间尽皆归附,而北方世族更是见风转舵投入了司马睿的门下,这样东晋门阀立国政治格局初步形成。

然而,在北方出身的晋元帝司马睿的认识里,似乎只有北方世族靠得住,无论是情感还是能力,首当其冲应以推崇北方世族为先。在这种思维的导向下,东晋立国后不久,司马睿大肆引入北方侨姓世族压抑吴地江南吴姓世族,后吴姓世族在司马睿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但继之而起的“王、庾、桓、谢”四大北方家族先后把控东晋朝局,甚至,当时一度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一代英主司马睿为了摆脱尴尬的傀儡身份,启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为心腹,试图压制王氏权势,王氏家族王敦旋即起兵造反杀入建康,史载“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开国皇帝当成了“光杆司令”,这在历朝历代是极其罕见的。

而从此后东晋庾亮、桓温、桓玄等世家大族图谋造反的举动来看,东晋政局始终处于“王、庾、桓、谢”轮流把控的状态,皇帝对于四大门阀来说,仅仅只是各大门阀得以存续的“平衡木”而已,东晋正是由于在各大门阀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中艰难衣冠正统的103年国祚。

                 南明的悲哀

较之于东晋皇室的傀儡可哀,东晋苟延残喘的103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皇权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力量却可以平衡着各方门阀世家的此消彼长,甚至当遭遇北方强敌南下,强大的门阀力量也能起到保卫皇权国祚的“挡箭牌”,譬如,谢氏家族的淝水之战就是这样堪称化解灭国之祸的实锤案例。

而放眼占据半壁江山的南明,无论是从起初的弘光政权还是到此后殒命云南的永历政权,历经四帝一监国的南明话事人,除了彻头彻尾沦为武将藩镇们的傀儡,更重要的是,大明享国276年的时间中形成的一套由内阁、宦官、武将相互制约构建的平衡机制,到了南明这茬儿,完全是武将“老子一人独大”的专横局面。

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的当年五月份,留都南京的大臣在对于拥立何人为帝的情况下争吵不休,史可法和东林党人主张立明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为帝,而此时的福王坐卧不安,为了及早稳固到手的皇位,福王朱由崧勾结江北三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等人,在三镇总兵的进驻下,各怀鬼胎的势力迎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史称“弘光帝”。

 按理说,得到了藩镇武将的支持,弘光帝应把握取舍尺度,将分散的各部藩镇武装进行改编整合拧成一股绳,以共同抗击清军,然而,即位后的弘光帝朱由崧纵情声色,朝政在奸臣马士英等人的操控下迅速堕落不堪,藩镇武装势力由此离心离德,而此后即位的隆武帝朱聿键虽堪称南明皇帝中的佼佼者,甚至也曾短暂地发起了北伐和制定了“联寇抗清”策略,南明一度在隆武帝朱聿键似乎也有回光返照的迹象。

但即便天纵雄武的隆武帝朱聿键却始终受制于海盗头子郑氏家族的摆布,而隆武朝廷在郑氏家族的把控下百姓饱受荼毒,以至于坊间谣唱:“清兵如蟹,曷迟其来”(《明季南略》)。

也正是在武将藩镇的独家操控下,南明朝廷成为了各大“仙家斗法”的演兵场,南明内部“多元政治”的频起不断,各派武装力量轮流掌控朝廷,失去中和各派力量的南明皇帝,在不同力量的裹挟下不得不亡命天涯。

最终,对比于东晋103年皇帝的“平衡杂耍”,南明皇室却在17年的丧家之犬生涯中轰然崩塌。

参考资料:《明史》、《明季南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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