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历史哲学分析

张秋升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7月 第2卷第3期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认为：历史总处在变化之中，王朝更，政权变迁、道德行废是其表现形式，周秦之间的历史是一段退化的历史；历史的变化是天、道、君、臣、妇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道和君。刘向历史哲学的形成，受西汉末年社会现实的激发为儒家价值观念所支配，而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是其建构历史哲学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刘向；历史哲学；王道

中图分类号：F234.99

文章编号：1008-7729（2000）03-0026-06

文献标识码：A

历史哲学即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历史的性质和起源怎样，社会历史整体或某一方面是不是变化的，变化是否有阶段性，变化的趋向和形式如何，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变化有无规律等等，凡是对上述所有的问题某些问题或某一问题发表的见解，都是历史观的内容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向对客观历史发表过许多观点和看法，展示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但是，由于被他文献整理和目录学的辉煌成就所掩蔽，所以，迄今为止，仍然无人对他的历史哲学作系统的论证和具体的分析，他对此之贡献便蒙而未发本文不揣浅陋，意欲对他的历史变化观、历史动因论及其历史哲学的成因进行论述和分析。

一、历史的变化及周秦历史之大势

如古代许多哲人一样，刘向心目中的历史变化是王朝的更迭，政权的变迁及道德的行废，他的历史变化观就表现在对王朝轮替的认识和周秦之间历史大势的描述中。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他认识到，天命迁移，不属一姓。他说：“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这是对历史变化的理性概括在《谏营起昌陵疏》中，他进一步谈到历史改朝换代的必然：

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氏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

这段话虽是承袭了董仲舒的三统说，但从皇家后商刘向的口中说出，则反映了他对这一观点的坚信，以及对岌岌可危的祖上社稷的深深忧虑，虽然他并非想让另姓来代替刘氏政权，恰恰相反，他以历史必然改朝换代的法则警戒君王，目的在于挽救日渐衰亡的刘姓王朝，但他深知，“未有不亡之国”。不仅如此，他的历史变化观还从他对时代类型和政治模式的划分中体现出来他认为，历史时代可以划分为“治世”、“乱世”和“亡国”三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时代的类型从音乐中就有充分的反映他又从统治方式的角度将政治分为王者、霸者和强者三种模式：“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在这三种政治模式中，他最推崇王者之政。对时代类型和政治模式的划分显示出历史并非清一色的，而是差别很大处于变化之中的。

在刘向看来，历史不仅仅是王朝更替、时代有别，而且，依据某一标准，历史的变化具有阶段性方向性及其特定的形式，这充分体现在他对周秦历史大势的描述和评判中。在《战国策书录》这篇长文中，①刘向以王道为标准，以王道的兴衰流化、废绝以及诈伪的兴起和风行为线索，将周至秦的历史大体描述为四个时期，显示出他具有历史阶段性变化的思想：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社仪，……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3]

这一时期道德礼仪行天下，纲纪分明，王道兴盛，但历史在悄悄变动中，康、照之后已有衰德。这一段文字也暗含着王道的标准就是周初社会。

王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天子之命，犹有所行。……周之流化，岂不大哉！[3]

这一时期是王道流化阶段，时君无德，但辅臣重义；五霸虽掌权，但未废弃周天子。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仪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这一时期是王道废绝，诈伪始起阶段，辅国之臣也不再讲礼仪，孔子虽欲行王道则不能，道德废绝，天下争战，毫无秩序。

（秦始皇）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诈谋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藐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败坏，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

这一时期是诈伪与刑罚主宰天下，走向王德反面的阶段。结果秦朝纲纪败坏，政治崩溃，走向灭亡。由以上可见，在刘向的心目中，周秦之间的历史是一种退化的历史，历史由道德兴盛、纲纪分明的时代一步步退向道德沦丧、政治崩溃的时期。但这种退化是渐渐完成的，这从刘向的用词可以看出，他对王道衰绝过程描述的用词是：“兴”、“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流而未灭”、“礼义衰矣”、“道德大废”、“道德绝矣”、“诈伪并起”、“天下大溃”，很明确地将历史变化的大趋势作了由渐变到突变的描绘。

那么，历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天意向历史领域的进一步渗透

在刘向看来，历史动因不止一个，天、道、君、臣和妇女对历史的变化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天人关系是西汉中后期学者们特别关注的学术热点。自董仲舒以后，天人感应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思潮，这一思潮波及到历史领域，便产生了大量的以天意解释历史的思想观点，刘向则是西汉后期天意史观的典型代表，与董仲舒相比，他用天意说明或解释了更长久的历史时代和更广泛的历史层面。

在《条灾异封事》中，他认为武王、周公执政时期，“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于是天有感应，降福颇多；“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咎”，小人在位，君子被谗，上天也有感应，“山谷易处”，“霜降失节”。[2]又如，在《论星孛山崩书》中，他笔下的秦史真正成了天意史：“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满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西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嬖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天命信可畏也。

如果说刘向在奏疏中谈天人感应还较为零散，那麽，其著作《洪范五行传论》则是一部系统的天人感应的历史，一部“汉朝'天人感应’思想的百科全书”。《汉书·刘向传》记载：“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论，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2据此记载，再结合保留在《汉书·五行志》中的此书内容，可知刘向将自上古至西汉中期的符瑞灾异与各朝代社会政治得失，加以一一对应和比附，以时间为线索，以木、火、土、金、水五行以及星孛日食地震、怪异等来统类，对天人之互应作了细致地描述，真可谓是一部天人感应史，而且是历史上唯一的一部，同时，它也是西汉以天人感应解释历史的集大成者此书虽未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其基本内容载于《汉书。五行志》中，所以，从《五行志》中，大体能看出此书的风貌《五行志》中，凡标有“刘向以为”字眼的，均是该书的内容。刘向列举的灾异与对应的人事现象，举其要者，如木类：“木冰”是贵臣御大夫有害之象；火类：“御廪灾”是夫人不可以奉宗庙之告；土类：“大亡麦禾”是土气不养，稼穑不成而致，原因在于统治者奢侈荒淫；金类：“石言”属白色吉祥之应；水类：“桓公元年秋，大水”是桓公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所致。另外，还有“星孛”是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所造成；“马生角”预示吴王刘濞兴兵作乱等等。符瑞灾异或显于人事之前作为预告，或显于人事之后作为惩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刘向将这两方面同时并提，比如，刘向解释《春秋》成公二十年，“夏，齐大灾”：“以为齐桓好色听女口，以妾为妻，适庶数更，故致大灾”，天既然以大灾预告，就应及时补救，改过自新，但“桓公不寤，及死，适庶分争，九月不得葬”。所以，刘向认定，灾异不可怕，关键是见灾异而知天意，因天意而行事，“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可以说，在刘向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其著作《洪范五行传论》中，上古至西汉的历史就变成了天经常干预支配人间事务的历史。

然而，即使是在刘向如此浓重的天意色彩的思想中，依然跃动着人的影子，刘向并未将历史变动的全部支配权拱手让于天刘向笃信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根本仍然是注重人事，何况天人感应是天对人行为善恶的一种反映，天人感应中的天是有理性的，它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而施以瑞应和灾异，这种理性本质上是人的理性，因此，历史毕竟还是人的历史，人在历史的变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所谓“存亡祸福，其要在身。”那麽，究竟有哪些人间因素影响或决定着历史的变化、王朝的盛衰呢?

三、道、君、臣、妇女与历史变化

从人类社会自身说明或解释历史变化的时候，刘向将道、君、臣和妇女看作重要的历史动因，对他们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他大谈天意，但并不否认历史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性，知所去就。”即认为人不仅有认识历史的能力，而且有据历史而选择——“去就”的能力。他又说：“圣王之举事……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指出人不仅能预测历史，而且能改变历史。

那麽，人应该如何使历史沿着正道前行呢?

刘向认为，人首先要遵循道——王道。王道即儒家的政治理想和行为准则，以周初社会为代表，以文、武王和周公的行为为典范，那就是“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弟之义，停笃之行，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就被统治者而言，其行为标准就是遵从道德礼义，就统治者而言，就是以教化为手段，推行仁义道德礼义，这样的社会就是王道社会刘向心目中的道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规律”相似，他认为，道对历史的作用比个人的力量大，人与道合则历史顺利运行，王朝或政权就处于昌盛之时；人与道离，则历史发生混乱，处于动荡衰亡之际，上述他对周秦历史大势的描述与评判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周初王道盛行则纲纪分明，战国道德废绝便上下失序、兵革不休，秦彻底背离王道，走向王道的反面，就政治崩溃，迅速灭亡与王道合则国兴、失则国亡道的同义语是德，道与德在刘向心目中是一个概念刘向以为，“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汉朝之所以稳固下来，乃是因为向周习德之结果：“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洛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徒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故而社稷稳定。在《说苑》中，他专列《贵德》一章，以三十一则历史材料，证明德与兴亡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王道的反面是网密刑虐，秦的统治就是法繁刑虐的代表：“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网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秦的灭亡正在于其一贯严刑峻法，不行王道。

王道毕竟要由人来履行，孔子就说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道的执行者，背离者或破坏者，在这里才显示出主体对历史的选择和左右能力。在所有的人中，刘向对君王的历史作用最为关注，认为君王对历史的支配举足轻重他说：“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他举春秋时陈国国君被灭为例，指出：“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正因为君王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所以，在《条灾异封事》中，他将力挽国家局势的大权交给了皇帝：“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陂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明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甚，万世之利也。”意即使国家由乱至治的关键在你皇帝，你皇帝有左右历史能力君王除了自身所为之外，还应特别注重对贤才能臣的选拔与任用，因为君王一人无法治理天下万民，历史的运行有臣的作用，历史的创造有臣的参与，“夫王者得贤才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思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臣对历史的重要性在于辅佐君王治国，要有益于国、有补于君，因为“得贤者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刘向列举历史上许多事例说明了臣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性：“吕尚聘，而天下知商将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国破家亦固有人。桀用于莘，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也。”（《说苑·尊贤》）臣的历史作用可见一般。君臣合力治国，共同作用历史，然而，臣有贤佞之分，所以君王要有御臣之术他说：“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授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二世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总的来看，君臣共同支配历史，但其中君王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

在诸多历史动因中，对妇女影响历史变化的深切关注和思考是刘向历史哲学的颇具特色之处自《尚书。牧誓》提出“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喻指妲已干政、祸乱殷朝以来，人们开始关注妇女与国家治乱兴亡的关系，不过，人们的视点大多集中在后妃等高层人物身上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曾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指明了妇女与三代兴亡的关系。刘向赞同司马迁的观点，在其著作《新序·杂事》中，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抄了《史记》中的这段话，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刘向在其著作《列女传》中，将这一思想观点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和发挥。刘向为列女作传，论述的是“《诗》《书》以来，女德善恶，系于国家治乱之效者”，即将国家的治乱兴亡与妇女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考察妇女对历史的作用。他不但写了社会中的上层妇女，而且也写了中下层的妇女。就上层妇女而言，他主要评述后妃他论述了舜之二妃弃母姜原、契母简狄、启母塗山、汤妃有、周室三母等等，颂扬了她们主持后宫、兴国教子方面的功绩，指明了她们与国家兴盛之间的关系。如汤妃有数：“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娼逆理之人，卒致王功。”相反，刘向也记述了夏桀之末喜纣王之妲己、周幽王之褒姒等等所谓“孽嬖”者，贬斥他们祸乱朝政的行为，指明她们是国家乱亡的原因之一。如夏桀之妃末喜：“末喜配桀，维乱骄扬，桀既无道，又重其荒，奸轨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国，遂反为商。”就中层妇女而言，刘向主要评诸侯国君及官员大臣的母亲或妻妾。比如，鲁季敬姜“通达知礼”、德行光明”，其子文伯为鲁相有过失，敬姜以礼正，受到孔子的称颂。而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则淫乱祸国，“文姜淫乱，配鲁桓公，与俱归齐，齐襄淫通……维女为乱，卒成祸凶。”刘向注意了她们对诸侯国治乱的影响。

刘向甚至也注意到了社会下层妇女的道德典范作用，比如称颂魏芒慈母作为后母而精心抚养五个儿子，“慈惠仁义”等等。

虽然刘向对妇女的历史作用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但是，他认为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不论是对国对家、其作用只是影响而已，即使是干预朝政者，也必须通过君王这一中介发挥作用。他撰写《列女传》的目的是给当时的汉成帝看，“列古女善恶所心致兴亡者，以戒天子”这本身就意味着他把国家兴治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认为君王有整治后宫外戚的权力和能力。妇女使国家兴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她们用高尚的道德教育儿子，真正使民族和国家兴盛者是她们的儿子，而不是她们自己。如启母塗山，“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及启长，化其德而从其教，卒致令名。”周室三母，王季之母大姜对儿子“广于德教”，文王之母大任深知“肖化”对儿子的影响，武王之母大姒“仁明有德”，“教十子”，均有功德[1“]刘向强调的是她们教子的作用而非自己去掌握朝政那些如汤妃有要一样能和睦后宫、不嫉妒的后妃也只是帮助君王处理好了后宫之事，而且自己带头不干预朝政；妇女对亡国所负的责任也并非全部，刘向说末喜“桀既无道，又重其荒”，论妲己“纣既无道，又重相廖，意即，妇女固然可能以色乱国，但如桀纣已经无道，而且桀纣自己宠信妇女，灭国者是桀纣自己，妇女只是加剧了王朝灭亡的速度，增大了国家灭亡的可能性。

四、刘向历史哲学的成因分析

一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不会凭空产生，它为思想者所处的时代所规约和激发，为当时的学术潮流所左右和浸染，而思想家自身的所学所读更是其思想观念产生的直接源头和知识基础。

刘向生活于西汉末年，经历了昭、宣、元成四帝，是汉高祖刘邦少弟刘交的四世孙他所处的时代，是西汉王朝日渐衰败之时，政治腐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有“七死”、“七亡”而无“一得”、“一生”，“不救之患，日浸屡深”，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朝中外戚专权，宦官跋扈这两股黑暗势力发展到汉成帝时已大有积重难返之势，汉成帝本人又沉湎酒色，萎靡不振。刘向所面对的、日夜思索以图解决的正是外戚和宦官混乱朝政的问题作为皇族后裔的刘向，对刘姓王朝的血缘情感又使他的忧患意识分外强烈所以，刘向的作品皆是因现实的触动而发明代的张溥把他与屈原相比，认为二人均是同姓精忠，感慨相类者，并说他：“子政苦口，终身不倦，年余七十，倦倦汉宗，感灾异而论《洪范》，戒赵、卫而传《列女》，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为而作者也。”他的著作都是有为而作，正是“著书及建言尤欲有为于世”，特别是《列女传》的编撰，更是他晚年坚持与外戚斗争的一个表现，是受现实的强烈激发所致；“向睹欲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作为忠于皇室的皇族后商，刘向一生积极参加了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一次次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虽被废十五年之久而不改其志，受启用后忠心更坚直接参与政治斗争的亲身经历更密切了其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刘向历史哲学的产生是他立足现实，以其时代要求的目光反观历史后的理性结晶。

西汉末年的思想界，基本上为儒学所笼罩。刘向的时代，儒学经由汉武帝的提倡至宣、成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已真正确立起来，此时统治阶层的思想已稳固地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经生学士几乎无一例外地习经学儒，将儒家思想奉若神明，以儒家的价值取向为取向，刘向生逢这样的时代，身处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深深服膺儒学是自然而然的。况且刘向出生于一个儒家文化极为浓厚的家庭里，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汉宣帝讲论五经于石渠时，又特命刘向受习儒家的经典《春秋谷梁传》；刘向在朝为官时，与当时“儒宗”萧望之甚密，深得萧望之的推重；汉成帝启用刘向，让他校理宫廷图书，他校理的主要又是儒家经传和诗赋，耳濡目染的多是儒家的东西这些都决定了刘向逃不出儒家学说的樊篱事实上，他的确是一个地道的儒者，他一生中，写了许多儒经著作，如《五经通义》《五经要义》《五经杂义》、《孟子注》等等，在校理图书时，在文献整理中，也能反映出他对儒学的服膺，即使他城整理诸子著作时，都以“六经”为归的，为标准，力图阐发出各家与儒家的暗合之处如《管子》一书“晓合经义”，《晏子》一书“皆合六经之义”，《列子》《关尹子》《子华子》及刑名之书中也有“合于六经”的地方。[14所以，刘向的历史哲学有着儒家价值观念的支持刘向将周秦之间的历史评判为退化的历史，就根源于他的王道标准，或者说，根源于他以儒家立场观察历史的视角“进化”、“退化”的概念不同于“变化”，如果说变化只是对客观历史的一种事实表述的话，那麽，“进化”“退化”的概念显然是对客观历史的价值判断。既言“进”“退”，必有一个标准，而标准的确立，就意味着人对历史的价值取向。刘向的王道标准，即是“孔子论《诗》《书》定礼乐，粲然分明”的王道，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这种王道的历史实际体现就是周初的道德仁义和纲纪，其社会化形式就是周初仁义道德满天下、纲纪分明的现实以这一标准评判周初至秦的历史，自然周初是历史的辉煌时期，秦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为秦彻底背离了儒家的王道。作为地道的儒者，刘向还把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列女传》中，《列女传》不但取材于儒家的《诗》《书》，而且，其中的标题也鲜明地反映出了他的儒家思想，如《贤明》.《仁智》《贞顺》.《节义》等均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他正是站在儒家的价值观念的立场上来评判和界定妇女的历史作用的不过，儒学本身既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有随时代变化而具有时代特色的东西自董仲舒以后，天人感应思想渗入到了儒家思想里面，天人感应成为西汉后期一种强大的思潮，刘向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在许多方面以天意来解释历史，比董仲舒更进了一步。但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依然占有主要地位，儒家的仁义道德是儒学的核心，因而，刘向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最注重的依然是人，天意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人意的代表。这也是儒家历史哲学不同于西方宗教历史哲学的地方。

历史哲学的形成还必须有历史知识作基础。儒学本来就重视历史，因而，儒家历史知识及其历史哲学多为刘向所直接承袭，自不待言。另外，刘向对非儒家典籍中的历史知识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从《新序》和《说苑》所用历史素材之多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一方面是因为刘向自幼勤奋好学，“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另一方面，得益于他长期从事整理图书的工作，他接触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知识，还整理了战国史《战国策》班固因而称赞他“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含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刘向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刘向不但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对历史的功能有着充分的认识在《条灾异封事》中，他要求君王“历周唐之所进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就指明了历史的法戒功能在《新序。杂事》中，又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夫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家者，未之有也。”对历史功能及重要性的认识，使其历史哲学具有面向现实而理性色彩不浓的特点有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又以儒家思想来统领其认识，再加上现实社会的激发和启迪，这便形成了刘向的历史哲学。

参考文献：

[1]向宗鲁.说苑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刘向.战国策书录[A].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3.

[5]论语[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6]尚书[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李华年.新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9]曾巩.古列女传序[A].刘向.列女传[M].四部备要[Z].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11]王回.列女传序[A].刘向.列女传[M].四部备要[Z].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张溥.刘向集题词[A].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13]曾巩.说苑序[A].刘向.说苑[M].四部备要[Z].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刘向.别录[M].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