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生
清人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1834)中列举了众多早种早熟稻，有以日计者，有以月举者，有以节候占者，有以方言称者，有以地著者，有以色辨者，又有以庶物名者。其中以地著者，首先提到的便是江西早，很显然这是一个产自江西的早种早熟品种。江西早，是明清时期外省对原产于江西的早稻品种的统称。它由来已久，并且跟随着人们的脚步遍及长江流域各水稻主产区，对数百年来，中国稻作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江西自古以水稻生产著称。南朝江西人雷次宗(386—448)《豫章记》云：“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北宋每年从东南六路漕运米麦六百万石至京师，江西占五分之一［1］(P385)。时人曾巩说：江西“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2］(P305)。江西上供漕米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20万石左右。南宋偏安，完全依靠江南财富支撑，江西粮食输出更多。“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3］(P396)除此之外，淮东、淮西、湖广等地总领所的上供米、和籴米也大多仰仗江西路。作为产粮大省，江西的九江也因之成为近代中国四大米市（芜湖、长沙、九江、无锡）之一。
江西稻米不仅以自身的产量供给了数以千万的人口，也以其技术和品种影响周边地区稻作的发展。公元六世纪时，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了引《广志》所载的水稻品种外，还记载了当时种植的水稻品种24个。这24个品种当是当时北魏统治区内黄、淮流域水稻种植区中一些流行的品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豫章青稻”和“长江秫”两个品种，这两个品种可能是来自长江流域，豫章则是今江西南昌一带，而北方至今仍然称糯米为“江米”，江米最初可能就称为“长江秫”。于此可见，当时江西的水稻品种早已向外输出，并对黄淮流域的稻作产生影响。16世纪以后，出现在各地方志书中的江西早是一个更突出的例子。这原是一个产自江西的早籼稻品种，明清时期，这个品种引种到了安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并被冠以了江西早的名字，对当地的水稻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江西早是个早稻品种。中国早稻的种植历史悠久。西晋郭义恭的《广志》载：“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有盖下白稻，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4］(P99)其中的蝉鸣稻，用蝉的鸣叫代表收获期，说明是个极早熟的品种，庾信（南北朝时人）诗：“六月蝉鸣稻”，《广东新语》说：“最早者曰六十日。种之六十日而熟，又曰蝉鸣稻。”［5］(P373)可见蝉鸣稻即后世方志中常见的“六十日”稻，当然指的是移栽稻的六十日，加上育秧30日，全生育期约90天，属于很早熟的类型。在江西农村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蝉儿叫，早禾熟，架起砻来，推新谷。”蝉鸣稻当是在蝉开始鸣叫时成熟的一个早稻品种。
古代所称的早稻和晚稻是以收获期的先后来确定的。在稻田实行一年一熟的东晋时期，一般水稻都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成熟，故九月成熟者可以称之为早稻。东晋时江西诗人陶渊明便有“九月获早稻”诗。东晋以后，特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水稻成熟期有不断提前的趋势。沈括《梦溪笔谈》有载：“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1］(P541)沈括的说法也为各地水稻生产的实际所证实，宋代南方各地的水稻成熟期从农历五、六到九、十月都有。
南宋戴侗《六书故》曰：“南方自六月至九月而获。北方地寒，故诗曰：十月获稻。”水稻的成熟收割期跨越了3个季度，长达4个月，于是就有了早稻（早禾）、中稻（中禾）和晚稻（晚禾）的划分。如“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6］(P7370)。由于各地的水稻成熟期并不一致，所依据的历法标准也不统一，有的分之以月份，有的别之以节气，即便是都按节气或月份，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所以各地早、中、晚稻的划分不尽相同。如潮阳三阳，“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7］(P34)。浙东地方，据陆游“秋词”所咏，七月有“早禾”，九月有“晚稼”；浙江四明，“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暑成”［8］(P5040)。而江西西昌（今泰和），据北宋曾安止《禾谱》的说法，则以小暑、大暑节收割为早稻，寒露、霜降节收割为晚稻。早、晚稻只是相对而称，且大致以立秋（每年8月8日或9日立秋）或农历七月为界来划分，此前收获的稻子称为早稻，此后则是中稻或晚稻。
从生育期而言，宋代大多数所谓“早稻”，属于中晚熟品种，生育期在120至180天，而现代意义上的早稻生育期在120天以内。不过在宋代的确有一些在农历五六月份即可收获且生育期在120天以内的真正早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豫章（今江西南昌）所种的八十占、百占、百二十占等，以及救公饥（六十日）等，其生育期或有不等，但都在入秋以前“已是成熟收割了当”［9］(P295a)，它们可能就是明清时期江西早的前身。
表1 宋代文献中所见水稻成熟收获期举例
江西早之得名“江西”，是因其来自江西，就如同占城稻来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一样。江西早出自江西并非偶然，它是江西早稻发展的产物。江西早稻的发展起步早，发展快。最早的“早稻”一词就出自江西人陶渊明的笔下，但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早稻，那只是九月成熟的晚稻中的早熟品种。但依据立秋前或七月收获为早稻的标准，江西在晚唐时似已有早稻的存在。晚唐诗人郑谷辞官归乡，隐居仰山（位于江西宜春西南），有诗云：“竹巷溪桥天气凉，荷开稻熟村酒香。”［10］(P7762)宋代江西人周必大有诗曰：“郊居三池皆种莲，自五月开至七月末”［11］(P91)，据此推测晚唐时江西 已 有 早 稻 的 存 在［12］(P932)。入宋以后，江西的早稻随着丘陵山区的开发，特别是占城稻的引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江西早稻的兴起与江西的自然条件有关。江西大部分地区春夏两季的降雨量占全年的75%，秋季只占15%。进入小暑后便转入到久晴少雨的干旱期，降雨量明显减少。干旱影响晚稻的收成，早稻因需肥水较少所以得到垂青。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秋，江西农业院作物组调查发现，各县水源缺乏为未种粳稻之首要原因。普遍粳稻生长期较籼稻为长，所需水分总量亦较多，本省雨量最多之月为五、六月份梅雨期内，七、八月以后，遂逐渐减少，故多数地方，均栽早熟籼稻，以期避免干旱之损失。［13］(P30)
宋人对干旱危及晚稻多有提及。如李纲在其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任内（1135—1139）曾上奏说：“（洪州）自入秋以来，阙少雨泽，已觉亢旱，又生青虫，食害苗稼……若更旬日内无雨，晚田决致旱伤”，“难以指准”。而早禾则因“春夏之间，雨旸调适，早禾已是成熟收割了当”。抚州知府黄震在咸淳七年（1271）七月二十一日《雨旸申省状》曰：“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后得雨，早禾虽赖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后，又复兼旬无雨，晚禾凛乎可虑，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关系非小。”［14］相比之下“临川境内早禾最多，晚禾虽被蝗旱，然所在有大歉之处，亦有大熟之乡，长短相补，亦得半收，早晚禾通计已是七八分成熟”［15］(P321c)。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也提到：“敝郡今秋雨少，晚田多旱。”［16］(P809)陈宓在《与江州丁大监》书中说：“此月初以来不雨……建昌邑大苗米（即晚稻）居多，遭此晚稻大可虑。”［17］(P517)有见于晚稻易旱，宋代的一些地方官员积极致力于早稻的推广。朱熹就曾在晚稻种植面积较大的都昌推广早稻，他说：“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籼，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18］(P3871)
干旱的形成，既受制于雨水的时间分布，同时也受制于雨水的空间分布。水往低处流，地势高的地方往往先受到干旱的影响。江西的地形地貌有“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古代时，山水的比重更大一些。唐以后，江西的丘陵山地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最早的“梯田”二字便出现在江西袁州（今宜春）。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范成大在袁州（今江西宜春）仰山游览时看到，“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 田”［19］(P828)。北宋时“抚之为州，山耕而水莳”［20］(P878)，提供了五六十万人的口粮，可以想见丘陵和山区开发的程度。吉州也有类似情况，“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巉崖重谷，昔人足迹所未尝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21］(P76)。到了南宋时期，江西梯田面积当是更大了。
但与丘陵山区开发配套的水利建设却没有跟上，南宋绍兴十六年十一月，前知袁州张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上资水源以为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旱暵。”［6］(P7519)据《中书备对》引述司农寺的数据，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水利田10793处，361178.88余顷，其中两浙路田1980处，104848.42顷，而江南西路田997处，4674.81顷［6］(P7475)。与两浙相比，处数近半，但面积不足二十分之一。又据冀朝鼎的统计，唐代治水活动江苏18项，浙江44项，江西20项；宋代治水活动江苏117项，浙江302项，江西56项［22］(P36)。很明显江西要落后于江浙。这样的情况下，极易发生“稍旱即水田不登”［23］(P4162)的情况。在水利设施没有跟上之前，选用生育期短，需水量小的品种不失为良策。因此，当耐旱早熟且适合于高卬之地种植的占城稻在江、淮、两浙推广以后，江西的早稻种植率先得到发展。
由占城稻再演变成江西早又有赖于物种的自然变异及人工对这种变异的关注和利用。史书记载，元丰二年，“袁州禾一茎八穗至十一穗，皆层出，长者尺余；洪州六县稻已获再生，皆实”［24］(P8161)。江西早一类的品种就是在稻种自然变异的基础上，通过人工培育，以适应特定自然条件下栽培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可以说是占城稻引进中国内陆之后，进一步本土化（即自然选择和风土驯化）的产物。包括江西早在内的早稻的发展适应了唐宋以后江西丘陵山地的开发而水利建设滞后，水源缺乏的需要，因而较快的发展。如，建昌（今江西永修县）山乡苦旱，“种稻分早、迟二种，早稻四月种，六月获。迟稻五月种，九月获”［25］(P3b)。
江西早的出现当是在占城稻引进之后，与占城稻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宋代引进占城稻的地方非止江西一处，江东、两淮和两浙，甚至是后来江西早种植较广的荆湖南、北地区也是占城稻的引种地区之一。这些地区也相继发展起了早稻种植。如，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多种早稻，其视晚禾居十之七。……细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26］(P373)，早稻约 占全州 稻谷种 植 的70%。江东诸州“尽是秈禾小米”［6］(P6907)，似也是以早稻为主。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了蚤白稻（一名回犁望）、乌黏、蚤白、宣州蚤（一名下马看）、蚤占城等5个早熟品种，白婢暴、红婢暴、八十日等3个次早熟品种。事实上，后来许多引进江西早的省区，不仅是占城稻的引种区，本身后来发展出不少早稻品种，并向外输出，如，河南光山县的水稻品种中除了江西早之外，还有“湖南早”“云南黏”，“皆以种之来处得名”［27］(P1a)。长沙县的品种中除江西早外，还有云南早、思南早、衡山早等，其中衡山早可能是产自本省衡山的一个品种。且至迟清末时，衡山县也有江西早的种植［28］(P353)。在江西早流行的明清时期，还有“苏州早”“浏阳早”“吉安早”等。但江西早无疑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
江西称早稻为早占，或占米。这显然是受到占城稻的影响。早占在多数州县都占据主要地位。洪州所种“占米为多”［29］(P383)，“管下诸县，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9］(P294c)江州“土产皆占米，晚禾不多”［30］(P517)。南宋徐鹿卿称“江东、西……地多早田，收成不出六、七月”［31］(P854b)。
随着占城稻的推广和耕作制度的改变，水稻品种发生很大的变化。成书于宋元祐年间（1086—1093）的《禾谱》可视为这一转折点的里程碑。《禾谱》的记载表明：北宋时期江西的水稻品种属于晚粳类型。此后，江西的水稻品种一改过去以晚粳为主，转而改以早籼为主。这在南宋已非常明显。据各种文献的记载（《禾谱》除外），宋代江西的主要品种名称见表2。
表2 宋代江西的水稻品种一览
在这些品种名称中，给人一个最突出的印象便是“占”禾。占禾就是占城稻，为籼之一种，而籼又是稻米中最不黏者，在以黏不黏划分为粳糯，即糯性和非糯性的分类中，籼又属于粳稻。
早稻的异军突起构成了对晚稻的冲击。长期以来，和籴及赋税主要对象是晚米（白稻、白粳），但随着早籼稻产量的增加，价格相对低廉，晚稻的地位开始动摇。“小民乐得白占，甚于得白稻。”［32］(P534c)结果像吉州、江州这样一些早稻主产区便形成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33］(P222)的格局，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便要求改变这种以晚米充当和籴、租赋的制度，要求“许纳早禾米，应付支用”［6］(P6186)。谯景源迁太府丞知江州时，更“请随所宜输纳以便民”［26］(P1358)。近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由于以早籼生产为主，缴纳田租也用早籼，粳谷则由于脱粒困难、多芒，为田客、田主所厌恶。这也是占城稻在江西推广以后，在租赋方面所引起的变化。
自宋代以后，江西的早稻种植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江南催耕课稻编》之七《各省早稻之种》载：安徽6地、浙江7地、湖北7地、湖南6地、福建12地、广东4地、广西11地、云南2地，而江西则有25地。江西的早稻种植最为广泛，早稻品种的数量也最多，每个州县都有多个品种的存在。北宋时以记载江西泰和县水稻品种为主的《禾谱》一书就记载了所谓“早禾秔品”，即早稻，12个。清末记载江西抚州地区农产的《抚郡农产考略》一书记载“早秥”，即早稻品种，有不下24个之多。这种现象在江西各地都较为普遍。《江南催耕课稻编》所载江西各府县水稻品种就有近80个，其所谓的“以地著者”，不仅首举江西早，举例中的“抚州早”“信州早”等也是产自江西的早稻品种。这些品种传到外省时也可能被统称为江西早。嘉庆《浦城县志》卷七《物产》载：“豫章早，又名江西早、赣州早。”
因应江西丘陵山地开发而兴起的江西早稻生产，到明清时已是闻名遐迩，并对保障全国的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明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二十三日庚辰，上燕间问翰林侍读胡广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来，言江西田家刈稻皆毕，何独早？”广对曰：“臣乡多种早稻，故种获皆早。”上又问：“闻江西民众而田少，农家亦给足否？”对曰：“勤者可给。”［34］（P842）如果说明代江西粮食已实现自给，清代江西粮食已自给有余。清乾隆元年（1736）题准，江西早谷丰收，酌动存公银买谷十万余石，分贮各府州县以裕本省之盖藏，兼备邻封之缓急［35］（P237b）。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因江苏米价昂贵，令江西拨运接济。江西在奉派拨江苏仓米十万石之外，尚可备谷二十万石碾米接济邻省。江苏需要靠江西粮食接济。“江苏户口殷繁，一年出产原不敷一年民食。年成丰歉无定，若待需用时远路拨运，恐缓不济急。江西素为产米之乡，各属仓粮充裕，应请一并拨运江苏补入仓贮。得旨：如所请行。”［36］（P272）宋元明清时期，江西作为产粮大省，成为粮食供应基地，维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
随着江西早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作用的凸显，江西早稻品种也开始受到各方的青睐，并产生了强烈的外溢效应。江西早，虽然产自江西，但只是到了外乡，才获得了江西的名号。如，乾隆《光山县志》载：“江西早，以种自江西来也。”［37］其他如道光《宣平县志》、嘉庆《南溪志》、道光《怀宁县志》等志书中有一致的说法。江西早名号的出现是外省从江西直接引种的结果，但当江西早在异地扎根，又再次引种到第三地的时候，比如，从江西引种到湖南，再从湖南引种到湖北、河南、四川时，它的品种名称可能会遇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继续沿用江西早，二是冠以新的地名，如，“湖南早”，或更具体的地方的名字，如“浏阳早”等。根据对雕龙数据库所收4127种方志、《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一种《稻》（下编）等资料集的查询，历史上江西早的分布如下（表3）。
表3 方志中所见之江西早
依据方志的出版先后，16世纪，江西早主要分布于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浙江五省。其中以安徽为最早。江西早最早在1518年出现在安徽池州府（下辖贵池、铜陵等县），接着又出现在福建漳州龙溪，湖北黄冈蕲州，湖南常德、湘潭，安徽六安等地，16世纪后半叶又传到了浙江衢州5县（即西安、龙游、江山、常山、开化），安徽帝乡（凤阳府泗州）和福建政和等地。17世纪，以上述地区为基础，江西早又扩展到了福建建宁府建阳、延平府尤溪，湖北汉阳府汉阳，黄州府广济，浙江金华府武义、处州府景宁、宣平等地。
续表3
成书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701—1706)由陈梦雷主持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大致可以反映江西早在此前，即16、17世纪的分布情况。依据该书《草木典》和《职方典》有关记载，江西早的分布区主要包括：浙江的衢州府、福建的延平府、湖北的汉阳府、德安府，湖南的宝庆府，福建的尤溪县、政和县、建阳县、永安县，安徽的贵池县，浙江的西安县、开化县，湖南湘乡县、邵阳县、新宁县。这一分布在此后的四十余年中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成书于清乾隆七年（1742）《授时通考》的记载表明，当时安徽贵池县，浙江西安县（浙江省衢州市），湖北汉阳府、德安府，湖南湘乡县、邵阳县、新宁县，福建尤溪、政和、建阳等县有江西早的分布。
18世纪的中后期，即清乾隆统治时期，江西早的传播速度加快。足迹遍及广东惠州府长宁，广东肇庆府恩平，湖南衡州府衡阳，长沙府湘乡、长沙、善化，宝庆府邵阳，安徽宁国、太平府，湖北黄州府黄冈，德安府随州，四川眉州青神，江苏扬州府高邮，河南汝宁府光山等地。其中广东、四川、江苏、河南是新增加的省份。乾隆年间所修《授时通考》 中还不见江西早的高邮州，在嘉庆《高邮州志》开始登场。原来有分布的省份，分布的范围也在扩大。以湖南长沙为例，康熙四十二年的《长沙县志》卷二《物产》中并无江西早的记载，而乾隆十二年的《长沙县续志》卷二《物产》，以及同年出版的《长沙府志》卷三十六《物产》中都出现了江西早这一名称。因此，江西早极有可能是在1703年至1747年这四十余年的时间里进入长沙的。再如衡州，明嘉靖十五年（1536）和清康熙二十一年的府志物产中都没有江西早的记载，但在清乾隆二十八年的府志中首次出现。推想江西早也可能是在18世纪进入衡州的。长沙和衡州的江西早可能是直接从江西引进，但也可能经由常德、湘潭、湘乡、宝庆、邵阳等地中转。明嘉靖十四年的《常德府志》、嘉靖三十二年的《湘潭县志》、清康熙十二年《湘乡县志》、康熙二十三年的《宝庆府志》及《邵阳县志》等中都已有江西早的记载。
一些地方在接受了一个品种之后，再将它扩散到更远的地方。如湖南的浏阳县，它在引种江西早的同时，也在向周边的地区输出种子，于是在湖南醴陵、湖北广济、江西新建、宜春、分宜、萍乡等地便有了“浏阳早”的品种。甚至在明代江西奉新人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也留下了“浏阳早”［38］(P12)的大名。18世纪中后期，还有一些地方可能也获得了江西早的品种，却没有留下这一品种的名称。如，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太平府志》卷十二《物产志》载：“籼稻……近则又传有种自江西来者，熟多早。”江西早在向西传到湖南后，继续向西南扩展，还传播到了湖南、贵州等地的苗族聚居区。“苗地山高泉冷，土性多寒，故宜晚禾，而不甚宜早稻也。”尽管如此，江西早也在苗乡找到了它的位置。苗民将“四月种，八月收”即内陆所谓的中稻称为早稻。而江西早则作为晚稻来种植，称为“迟江西早”“四月种，九月底十月初始获”［39］(P47)。但方志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19世纪，江西早的种植面积还在继续扩大。湖南的江西早种植版图扩展到了攸县、 清泉、浏阳、龙阳和衡山等地。湖北则扩展到安陆和随州。浙江则发展到金华、兰溪。安徽则扩展到怀宁和繁昌。四川的江西早种植由此前的青神县，扩展到了南溪、峨眉、叙州等地。福建在16世纪初便有江西早的进入，但发展较慢。以浦城县为例，该县在乾隆八年的县志土产部分中尚不见有江西早的记载，又过了半个世纪，在嘉庆十六年才出现。从该县志所载江西早又名“豫章早”和“赣州早”来看，江西早进入浦城的东行路线可能有南（赣州）和北（豫章，即南昌）两条。湖南衡山县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县志物产中尚不见有江西早，却在道光三年（1823）的县志物产中首次出现，据此推测，衡山县的江西早最有可能是在1774年后的半个世纪进入的。新宁县在同治八年（1873）的县志物产中尚不见有江西早，但在20年后的光绪十九（1893）的县志中首次出见，据此推测，新宁县的江西早最有可能是在1873至1893年这20年进入的。
从省区来说，19世纪，江西早已经完成了最大面积的扩散。粗略统计表明，湖南种植江西早的县份最多，共14县；其次是安徽，13县；湖北10县；浙江8县；福建7个县；四川3县；广东2县；江苏1县；河南1县。但这还不足以反映当时江西早真正的分布状况。以湖南而论，因与江西地缘和血缘的关系，无疑是接受江西早最多的省份。旧方志中虽然不见有湖南省双峰县的记载，但今人认为，清末以来双峰县也有江西早的种植［40］(P147)。清人黄本骥在《湖南方物志》中所载“黏之早熟者”便有江西早［41］(P372)。江西早传入湖南后，一直是湖南水稻种植的当家品种之一。该省产量最多的云南白、江西早、冬粘糯等均为旧日传入的品种，近代毫无改良［42］(P138)。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流行的《易见杂字》中也提到江西早这一品种［43］(P220)，可见，江西早在徽州地区已很常见。
20世纪，江西早还在扩大它的领域。此前不见有江西早记载或已失传的安徽霍山、 南陵、歙县，湖北英山、麻城，湖南平江，广东和平、河源，云南石屏等都有了记载。地处大别山腹地，位于安徽霍山县城西部的漫水河区域，古称“西乡”，清光绪年本地的10余个稻种就有江西早［44］(P89)。清末民初，袁梓青报告书（稻种调查表）提到“江西早种稻（安庆物产会）”［45］(P239)。民国时期，安徽南陵县，“以土性稍变，多改种湖南籼、江西早，旧时稻种几致失传”［46］(P20b)。至20世纪50年代初，安徽省种植江西早的至少还有安庆、 石台、 岳西、青阳、繁昌、南陵、芜湖、泾县等市县。还有些地方，虽然过去曾种过江西早，但一度失传，而在50年代又重新拾起。潜山县在1955年第一次（实际上潜山县早已引进江西早）引进外地品种江西早。［47］(P406)铜陵也在这年开始推广双季稻，引种早籼品种江西早［48］(P119)。太湖县在大跃进期间普遍推广包括江西早在内的早熟高产品种作为措施之一，“战胜百日旱，岗坡变良田”［49］(P65)。早前似已有江西早种植的安徽歙县也在30年代再次“移种于江西”。
20世纪30年代，江西早仍然是湖南的主打品种。该省的水稻品种中“以云南白，江西早，冬粘糯三种为上等，色白而光，质柔而糯，诚为诸米中之冠”［42］(P138)。江西早作为 常 识写 入 乡土教 材［50］(P88)。1936年，平江县境水稻栽培品种36个，早稻主要有浏阳早、江西早等4个［51］(P192)。江西早在湘潭县栽培时间长达三四十年，栽培面积占水稻总面积面积70%以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仍为全县主要栽培品种［52］(P152)。衡东的迟熟早稻播种面积约占水田总面积l0%左右。江西早为其品种之一［53］(P232)。湖南大庸在20世纪50年代也种植江西早，是为中稻早熟品种［54］(P183)。20世纪50年代，江西早还在湖南不断地推广之中。1957年，江西早由浏阳引入新宁县［55］(P11)。临湘市在50年代中后期还把江西早当作是“产量较高的良种”加以引进，以取代此前引进的青森5号等品种［56］(P148)。1956—1958年，湖南株洲市水稻地方品种征集名录表中，江西早为晚稻品种之一［57］(P193)。80年代，郴州地区农科所还将江西早还作为恢复基因品种，加入水稻杂交试验，但未从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优良的早稻恢复系［58］(P23)。1983年出版的《湖南水稻研究志》所载省内品种资源名录中仍然可以见到江西早的名字［59］(P76)。
湖北历史上种植江西早的还有沙洋、 新洲、松滋、汉川、竹山、孝感、洪湖、浠水等县。安陆县在50年代初的水稻品种中还有江西早。黄梅县1957年还有江西早种植，1958年改种红脚早和早粳［60］(P21,P25)。1958年，湖北武汉侏儒镇横龙乡早稻推广江西 早［61］（P91）。江 西早 也 是湖北 黄冈地 区 传统的早稻品种之一［62］（P338）。1958年，湖北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更用江西早创造出轰动一时的“高产纪录”。该社用江西早做早稻中的晚熟种，用于水稻高产卫星田建设，并采用掇秧密植的办法实现高产［63］（P13）。《报日人民》1958年8月13日头版报道：“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现在看来，亩产36956斤是假的，但江西早是真的。当时湖北各地种植江西早较为普遍，以致随后的饥荒时，人们也把饥荒与江西早联系起来。鄂西北有个坳村，村民对集体化时期吃大食堂，饿肚子的印象很深，那年年景不错，之所以出这么大的问题，“一是因为吃大食堂没有计划，不算账，扣住啥就吃啥。例如那时坳村种有一种名叫'江西早’的稻谷，早熟，收了稻谷就上顿米饭下顿米粥地吃，致使留作口粮的稻米没多久便已所剩无几。”［64］（P20）麻城县在20世纪60年代，中稻（包括一季晚稻）的主要当家品种之一仍然是江西早［65］（P98）。
四川省新都县民国时期的早稻品种中有江西早［66（P322）。20世纪50年代，这一品种又出现在沐川县［67］（P118）。1982年，内江县的早稻品种中还有江西早等品种［68］（P75）。
江苏的方志中虽然只有高邮有江西早种植，但淮安却有这样的民谣：“好面出在三月黄，好粉出在五月豇，好米出在江西早，好歌出在姐身上。”［69］（P156）20世纪20年代，江西早受到农学家的重视。沈宗瀚在“改良种子的重要和农家选种的方法”演讲中，提到南京南门外的江西早极好，育成的新种要比较已有的品种好才好［70］（P82）。显然，江西早在20世纪仍然是育种的标杆。30年代高宝湖区重要农作物的品种中也有江西早［71］（P33）。
浙江建德在20世纪30年代，为种植田青豆、马料豆，多选用立秋后成熟的中稻，其中包括江西早［72］（P158）。同时也开始由中稻向早熟发展，江西早又扮演了一个过渡的角色［73］（P140）。
同样，明清时期除建宁、浦城、尤溪、政和、建阳、南平等县移植江西早［74］（P254）之外，福建省历史上有江西早种植的至 少还有 长乐县［75］（P27）。崇安县（今武夷山市）50年代的晚稻品种中还有江西早，而该省明溪县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引种江西早［76］（P195）。
广东和平县在50年代以前就有江西早的种植［77］（P161）。1985年,河源县调查全县水稻品种有228个，其中早造品种130个，江西早为其中之一［78］(P199)。
云南石屏也引进过江西早［79］（P104）。1979—1984年，云南文山州第四次农作物品种资源普查。基本查清稻谷品种有350个。其中外引常规品种有“老挝谷”“黄皮矮一号”、江西早等42个［80］（P77）。
20世纪50年代初，江西早仍然是南方稻区一个有名的品种。1951年出版的一本《选种法》小册子中，在列举的4个籼稻品种中就有江西早［81］（P1）。1958年，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编,“全国农作物优良品种”,作为农家良种，江西早名列其中［82］(P424)。时至今日，江西早仍然在江苏宜兴、溧阳、金坛，安徽宣城、和县、岳西、桐城，广东丰顺，湖南醴陵、岳阳、宁乡，四川江安、宜宾、高县等地有分布［83］。
江西早作为早稻品种之一，自然符合一般早稻的特征。古人说：“六月收者曰早稻、 秈稻、占稻。”［84］(P831b)早，指其生育期和收获期而言；秈，则有先熟和早熟之意，更指其生长的环境，适合地势较高的丘陵山地种植；占，则是指其性状不黏，但更指其品种来源。
江西早的祖源可能来自占城稻。以占城稻为代表的早稻系列品种有两个主要特性： 第一，耐瘠。传统的晚粳稻对土壤肥力要求高，“非膏腴之田不可种”［85］（P540b），而早稻“不 择地 而 生”［23］(P4162)，在较为瘠薄的丘陵、山地也有不错的收成。第二，成熟早，耐旱。秋季晚稻孕穗，需水量大增，而此时正逢南方伏旱，严重威胁晚稻成实。庄绰称两浙秋季稻欲秀熟，乃反亢旱，即指此。早稻一般立秋前后即可成熟，正可避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伏旱天气。故而，种植早稻较晚稻省水甚多，如明宋应星云：“凡苗自函活以至颖栗，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38］(P25)由于早稻节水耐旱，因此它更适宜水源缺乏的高田。
占城稻之后选育，并且从江西外溢他省的早稻品种江西早，虽然拥有同一个名字，但却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浙江、福建的江西早，可能是来自广信府的“救公饥”“三朝齐”或“六十日占”；湖南、湖北的江西早则有可能是来自临江府等处的“救公饥”等，性状上也不完全相似，但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根据1960年《邵阳专区农作物品种志》的记载：
江西早，原产江西，1957年由浏阳引入新宁县，种植面积约200余亩。
主要性状：株高3.6尺左右，茎秆较粗，叶细长，淡绿色叶面。禾穂长7寸左右，结粒较稀，谷粒壮实,呈灰黄色。売薄，出米率高，米白色。肯发蔸，抽穗齐，耐肥力强，不易倒伏，抗虫力较弱，易遭螟虫为害。产量不太稳定，58年一般亩产600斤左右，高的达800多斤。
栽培要点：宜较肥的黏质壤土和沙质壤土田栽培，在冷浸田生长较差。春分边播种,谷雨边插秧，大暑前收获。本田生育期80天左右［86］（P11）。
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江西早的性状略有差异。即便是同省不同县，所呈现的性状也有不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水稻种质资源查询得知，保存在湖南农科院统一编号分别为18-00112和18-02844的湖南地方品种江西早，因原产地不同，望城县（高程38，东经11249，北纬2823）和衡南县（高程71，东经11236，北纬2654）在芒长、粒形状、颖尖色、出穗期、病虫害易感度等方面都略有差异。放大时间和空间的尺度，这种差异更大，详表4。
表4 望城、衡南两地江西早性状
但作为同出江西的早稻品种，它们的共性还是明显的。首先，江西早为籼稻。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帝乡纪略》载：“籼，西田早，一名江西早、旱早。”［87］（P300）古代所说的“籼”虽然与现代农学上所说的籼稻有很大程度的重合，但意义却不尽相同。籼指的是粳稻中的尤不黏者，即籼为粳的一种，与糯相对。糯是黏性最大的稻米，粳次之，籼又次之。其基本区别在于所含淀粉的结构不同。糯含支链淀粉最多，直链淀粉最少；而籼相反，含直链淀粉最多，支链淀粉最少。粳介于二者之间。现代农学又将这种含支链淀粉少而含直链淀粉多的稻米统称为“粘稻”（非糯性稻）。《广雅·释草》“籼，粳也”王念孙疏证：“今江北呼籼稻声如宣。……籼之为言宣也，散也，不相黏著之词也。籼从禾山声，山、宣、散三字古声义相近。”籼，又写作秈，山禾也。指其适合高地，需水性不高。《本草蒙筌》：“秈米，秧莳高田，早秋便可收割。谷长无刺，米小不黏。”［88］(P270)《三农纪》：籼，“乃陆谷之属，山产之米也，故字从山。叶与稻同，但粗长；实与稻同，但长糙。米有赤、白，为饭香美，酿酒浓郁，可熬糖，可炒米，山原之地，皆可种之。早种早熟，晚种晚熟，六十日可获、水源颇少，陆地沾湿者皆可种。此谷中之至美者。”［89］(P219)
其次，江西早是一早熟品种。虽然各地的江西早成熟期并不相同，但早熟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作为早稻播种，一般在农历六月或立秋前成熟。清雍正谕旨中提到，“今江西早稻于六月下旬收割，至七月中旬俱已完毕”［90］（P332c）。江西早稻的这一特点在传入江西以外的地区种植时，仍然保留下来，故称为江西早。湖南湘乡“望秋先熟”［91］(P97a)。湖北黄州“六月即熟”［92］(P32a)，黄冈“有六月收者，名江西早”［93］（P59a），麻城“粘谷，一种六月即熟，名'江西早’”［94］(P29b)，浙江衢州的江山［95］（P1b）、西安［96］（P33a），六月熟，金华“秋前获”［97］（P35a），兰溪“小 暑前可刈获”［98］（P1a）；广东长宁“六月收”［99］（P10a）。
江西早的生育期较短，但各地的表现不尽相同。福建建阳“三月种，七月初收”［100］（P1a），龙溪则是“惊蛰后种，至夏末熟”［101］（P1b）。在建宁、浦城、尤溪、政和、南平，江西早生长期为公历三至六月［102］（P35）。《歙县志》则载：“莳之七十日熟者，曰江西早。”［103］(P)在安徽，江西早用作连作早稻，全部生长期110—115天［104］（P130）。
江西早显然不是生育期最短的水稻品种。它的生育期还可以从与其他品种的比较中得出大概。地方志在收录品种时，多依据成熟的早晚排列。查各地方志，江西早前后排列的品种往往有：五十日、六十日、七十日、百日稻、六月白等名目。如:
［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志所载曰：六十早、红莲早、江西早。”
［乾隆］《衡州府志》卷之十九：“六十秥、百日秥、江西早、云南早、铁脚早。”
［乾隆］《高邮州志》卷之四：“晏五日、望江南、秋前五、江西早、赶上城。”
［康熙］《宝庆府志》卷之十三：“四香禾、六月白、江西早、八风粘、陇里粘、须粘。”
［乾隆］《铜陵县志》物产载：“江西早，即百日稻。”
［民国］《歙县志》卷三《食货志·物产一》载：“莳之七十日熟者，曰江西早。近移种于江西。”
江西早在江西原本是个早稻品种，但在一些地方，江西早也可以用作中稻或晚稻。如宣平县，江西早属于中禾，不过在中禾中又属于偏早的，因为该县的品种中还有晚江西［105］(P1b)。20世纪50年前后，安徽芜湖郊区的中稻品种中也包括江西晚、江西早等［106］（P115）。在江苏句容，江西早也是中稻早熟品种［107］（P118）。在湖南和贵州的苗族稻作区也作为中晚稻品种。在湖北，早稻种在7月10日到7月中成熟。中熟种在7月20日左右到大暑成熟，江西早属中熟种。迟熟种在7月25日以后成熟［108］（P6）。江西早可作为连作早稻，也可以作为再生双季稻。再生稻与其品种的萌蘖力强弱的关系很大。适宜于湖北浠水的品种中，籼稻以胜利籼、江西早等产量较高［109］（P36）。湖南醴陵县是将江西早作为间作晚稻品种来种植的。这在1953—1958年该县征集的地方品种中得到证实［110］（P322）。
地方文献记载江西早“须沃壤”［112］（P10b），“宜沃土”［113］（P1a），这可能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江西早适合“水利、土质和积肥等一般的”［114］（P9）稻田种植。此外，江西早对病虫害也有一定的抗性。以病害的感染而言，江西早的白叶枯病发病较轻［115］（P192）。20世纪50年代，湖北曾将江西早作为抗病品种之一，加以引进和推广［116］（P113）。见表5。
表5 中国地方稻种资源目录之江西早［111］
产量的高低是古人选择品种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安徽六安，包括江西早在内的七种籼之早熟者，“获少，布种不多”［117］（P1）。但江西早的产量其实并不低。1958年，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江西早的千粒重为29.41克, 17000粒就有一斤，减少空壳率（只有2.9%），从而增加了产量［118］(P15)。只是这个数字在大跃进年代或许有所浮夸的成分。江西早为高秆品种［119］（P556,P559）。稻谷有短芒［120］(12b)。米色以白色为主。湖南攸县的江西早，“米纯白”［121］（P1b）。但也有记载说，“江西早，较细叶青稍迟，其种来自江西。红犁早，米色多红，与江西早同。”［122］（P1b）似乎江西早也有米色为红色的。何德润《武川备考》卷四中《食货考》上《物产》也载：“余若江西早，俗呼江西谷，米赤色。”
食用品质虽然不是农民在选用种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品种的选用。早熟，产量又高的品种不多，产量高品质又好的品种更少。江西早大概是能够兼顾早熟、丰产且质高的少数品种之一。有说江西早碾米煮饭香甜适口，是食中上品，因此江苏淮安民谣中有“好米出在江西早”的说法。湖南的水稻品种中，则以云南白、江西早、冬粘糯三种为上等，色白而光，质柔而糯，诚为诸米中之冠［123］（P126）。安庆府属潜山江西早稻根茎叶茂而健，粒团而大，色老黄籾，薄皮细，胚乳阴白，富于蛋白质，每株百六七十粒，质坚而重，品种优良。迟稻亦与江西早并价。……通常稻种惟潜山江西早及迟稻种最佳，此外特别种子为珍珠稻，颇为奇品，即各出品陈列，为皖省之冠［45］（P222）。20世纪20年代，农学家沈宗瀚在“改良种子的重要和农家选种的方法”演讲中，提到“南京南门外的江西早极好”［124］（P82）。显然，彼时江西早仍然是育种的标杆。
江西早的性状较为稳定。从最初出现到广泛种植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这过程中一直保持稳定的性状。也是其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这当然与农民的选种技术有关。穗选是老农固有的经验，1950年湖北随县庹家乡农民梁树和穗选了四升江西早，以后单栽，成熟早又整齐［125］(P21)。此外，在长期的引种和试种中，也出现了一些表现优异的地方品种，如潜山江西早［45］（P222）、灌县江西早［126］(P414)等。
植物种子有自身的传播能力。它可以借助于风力、水流、动物和自身的弹射等方式传播。水稻种子也是如此。有的稻种具有长长的护颖，如飞来凤，便通过风力来传播；宋代有个水稻品种称为“海漂来稻”，似乎暗示此稻与水流传播有关，而稻又称为有芒之种，虽有短芒和长芒之别，但芒的存在很显然可以利用动物去传播。中国和印度的民间传说中，有关稻谷来源的传说都与老鼠、狗、猪等动物有关。核心的内容都是说狗的尾巴粘着稻谷带给了人类。稻谷是狗帮助人取来的，所以南方民间至今还保留敬狗的风俗。稻种还具有落粒性，尤其是籼稻种，落粒性更强，这也使它具有较强的传播能力。但和野生植物的种子不完全相同，水稻品种作为人工选择的结果，具有种子自然传播的属性，更加上了人类行走的力量，使其具有迅速的传播力量。1608年从江西传到浙江桐乡的赤籼种，其落粒性就很强，“是谷晚植早熟，不刈则随落，后虽他植，厥种恒在田间，岁复岁不绝。”［127］（P6a）成为桐乡一带稻田的伴生杂草，并且进一步抽外扩展。一百多年后的清乾隆年间浙江海宁县晚稻田，“间有籼米，色赤者”，“实由邻润也”［128］（P22b）。“邻润”是作物传播的常态，一方面它借助自然传播的力量，另一方面它更借助邻里之间的相互扩散，像波浪一样推展开来。江西早的广泛分布便是借助人的力量得以广为传播的结果。这其中不乏移民的带入，有心人士的推广，粮食运销过程中的自发行为和输入地的积极引进等。
江西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输入或输出地。宋元时期江西已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而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却因开发相对滞后或战争等因素而人口较少；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更是“土旷人稀”。至少从宋朝开始到明清时，自发性的人口流动和朝廷大规模强制移民，数百上千万江西人口先是涌向湖南、湖北，继而涌向四川、云南、贵州及其他地区，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之久的移民大潮。历史上，将这股移民大潮形象地称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相邻的湖广（今湖南、湖北）是江西移民首先“填”的地区。宋朝时，与湖南接壤的袁州和吉州农民就纷纷迁移到湖南，从事水稻生产。《宋史·地理志》 在提到荆湖南北路时说：“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穊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23］(P2201)明代丘濬在分析江西向荆湖移民的原因时说：“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129］(P125)谭其骧根据道光《宝庆府志》 等方志中的氏族志和地方文献族谱序有关各族的原籍（迁出地）、迁入地和迁入时间的分类统计，发现隋唐以后湖南吸收移民的人口中，江西省最多，占总数近三分之二。
谭其骧认为，“江西人之开发湖南，鲜有政治的背景，乃纯为自动的经济发展”。江西人迁入湖南等地后大多从事农业。江西移民在进入湖南从事农业开垦时，很自然地就将种子、农具和技术带到了湖南。于是在接收江西移民最多的湖南常德、湘潭、善化、攸县、清泉、龙阳、衡山、邵阳、湘乡、长沙、浏阳等地方志中就看到了江西早的名字。明朝开始流行的谚语“湖广熟，天下足”，实由两大要素造成，即湖广的土地和江西的移民。进入湖广的江西移民和移民的后裔，沿着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流向成都平原，又沿着沅江、湘江等，流向贵州、云南及广西，也把最初从江西带来的种子、 农具和技术带到了上述地区，他们和当地民众及其他地区的移民一道，对于中国大西南的开发，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江西和湖广、四川、云贵之间所发生的情形也在江西与福建、浙江等地上演。尽管汉民族在长江流域的开发的主流趋势是由东向西的开发过程，但也存在小股由西向东的支流。明朝时，与江西接壤的福建汀州的深山密林中就有“江右游手轻生之俦，逃聚于此”［130］（P447）。于是，至少从明朝开始，江西早的名字就出现在了福建龙溪、政和、尤溪、南平、浦城、建阳等地的方志中。民国《长泰县新志》中还见有“吉安早”的名字。浙江建德自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社会混乱，人烟稀少，本籍人仅存十之四、五，田地荒芜。本省温、台、处及安徽省的安庆、江西省的南丰、广丰等地贫民，挑一副箩担来建德开荒。江西早也因此进入到了建德［131］(P17)。
江西移民也到达了江北和淮南等地。南宋时淮南地区“锄耰耘耨，皆侨寄之农夫”［132］（P1986）。侨居农夫中既有北方难民，也有两浙、江西、江东、福建等的南方人。“江南转徙人户来淮甸者，东极温（州）、台（州），南尽福建，西达赣（州）、吉（州）”［133］（P277c）。明初河南南阳等四市、县所建立的自然村中，除133个为山西人所建之外，还有来自江西和南京人所建的7个［134］(P259)。河南商城县（民国时期划归安徽的金寨县），在明初及明初以前迁入的有22族，一半来自江西，9族来自徽州［134］(P263)。河南光山县居民的原籍也大多是江西人。他们是在宋、明期间进入光山的。光山县的《汤氏族谱》记载，汤氏于宋代末年由江西余干县瓦屑坝迁入光州［134］(P263)。另一《黄氏族谱》则记载祖先明末由江西德安县迁来。光山“旧族百无一二，及朱元璋定鼎，然后徙江西之民以实之”［135］(P7)。在光山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光山人来自江西的传说。江西早可能就是跟着移民的脚步进入光山等地的。对比嘉靖三十年光州属县《固始县志》 卷四所载40个品种中，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半在此之前已在江西九江等南方地区出现，另一半则属本地首次记载［136］(P506)。光山因此成为河南唯一有江西早种植的地方。
与河南相比，安徽与江西接壤，受到江西的影响也更大更早。《明史·地理志》 记载的凤阳府民籍人口有427303人，移民人口30万，占70%。其中就包括成千上万的江西移民［134］(P60)，他们主要聚居在寿县南部［134］(P53)。在元代末年的战争中，安徽池州府受到了破坏严重。池州辖下的东流县，“明初兵燹，逃亡殆尽”［137］(P15a)，战后的人口补充主要来自江西。同样有江西早分布的贵池县，也曾是江西移民的聚居地［134］(P70)。差不多同一时期，舒州宿松县接收移民19族，其中12族来自江西省，2族迁自今安徽的其他地区［134］(P63)。这也就无怪乎江西早最早就出现在池州，并且安徽是湖南之外接受江西早最多的省份。
明初至洪武二十六年，由江南的苏州、苏南各县、江西、浙江、安徽及山西流向苏北的扬州、淮安、徐州三府的人口就达70余万［134］(P43)。虽然这70万人的流动大多还是在稻作区内，但却有助于稻作技术和品种的扩散。据1951年的普查，江苏宜兴县有水稻品种120多个。这些水稻品种的来源，据老农反映：一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农民自选自留，代代相传；二是农民随着迁居从外地带来，这情况在丘陵山区比较多，带来的品种，一般都以原产地命名，如湖北早、湖南早、江西早等等；三是科研单位选育，如中农四号、三一四、四一二等，农民统称为改良种［138］(P72)。
江西移民的分布在语言上也得到反映。赣语人口的大致比例，其中江西本地人只占六成，这在南方方言中非常少见，其实也反映出古代江西文化对周边强大的辐射力。例如，至今安徽东至县赣语分布面积占全县92．4%，人口占83．3%，是东至县的主体方言［134］(P69)。江西人所到之处，不仅带去了语言，也带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稻种和生产技能。江西早的分布和赣语方言的分布大致是重合的。
移民大多是出于经济目的，但也有因为军事上的原因而移民。这也成为水稻品种传播的重要途径。乾隆九年（1744），台拱厅（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榕山总旗李尚云从原籍江西吉安府带回大麻谷、小麻谷、大白谷和小白谷等粘稻品种，在望湖屯、榕山（今清水江北岸的黄平、施秉、台江）一带种植，获得了明显比当地糯稻要高的产量。到咸丰四年（1854），台拱中北部的河谷和坝区已遍种麻谷和白谷，使得当地糯稻栽培面积减至40%［139］(P361)，第一次在黔东南的大型连片稻作区中出现了粘多糯少的局面。随之在地方志中也出现了白黏、红黏、百日黏、麻黏、银项黏等众多的品种，虽然不见有江西早的名目，但却出现了“江西糯”的名目。很明显，江西的水稻品种已对黔东南地区的稻作产生了影响。
江西人还可能通过经商等方式将江西的稻种带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在《送程公辟传守洪州》 诗中不无夸耀地说洪州：“中户尚有千金藏，漂田种粳出穰穰。沉檀珠犀杂马商，大舟如山起牙樯，输泻交广流荆扬。”［140］(P57)明清时期，江西商人（江右商帮）尤其活跃。“南昌丰（城）进（贤）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为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141］(P31b)。清江县（今樟树市）“俗多习贾，或弃妻子徒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142］(P34b)。“滇黔各处，无论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从中开张店铺，或往来贸贩”［143］(P169)。清代在云南经营“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人”［144］(P18)。清康熙初年，曾在云南为官的江西南昌人刘崑提到：“滇中无世家，……吾乡数十万人，捐坟墓，弃父母妻子老死异域者。”［145］(P358)江西早作为粮食和种子，也可能随着江西商人的步伐进入到异域他乡。
宋元明清时期，江西人才辈出，他们通过科举之路进入政坛，在官场上大展宏图，也在有意和无意之中将江西的稻作文化，包括一些水稻品种和技术带到异地他乡。
江西自古是水稻的主要产区。有着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在江西东乡至今有野生稻的分布，距东乡不远的万年县更发现了万年以上的稻作遗存，使中国稻作起源的年代大大推前。江西人热衷于水稻生产。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时，“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146］（卷49，P2461）。江西人对稻米情有独钟，这种钟情使他们排斥小麦等粮食作物。“以为粗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祖父既不曾种，子孙遂不曾识”［147］（P49b）。江西人自幼受到稻作文化的熏陶。当他们由于各种原因移居他乡时，积极致力于江西稻作文化的推广，稻米成为他们骄傲的资本。欧阳修就有这样的诗句：“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青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148］（P236）他们希望在异乡的土地上长出自己喜欢吃的稻米，这或许是他们热衷稻作最原始的动机。
在江西早兴起的同时，江西的经济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士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尤为亮眼。“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149］(P284)。在欧阳修的影响之下，“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150］（P2971）。在北方种植水稻就是江西士人的“奇论”之一。王安石籍贯江西抚州临川。他所领导的改革中，农田水利是重要内容之一，而大兴水利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展水稻种植。他建议利用流经京师的蔡河水源“若相旱地为塘，多引沟洫作水田”，以解决陈、颍数州及京师的粮食供应［151］（P6017）。王安石主政期间，许多南方的农民被有组织地移民到北方种稻。积极执行王安石改革路线的官员也多是江西人甚至就是抚州临川人。在汴水一带引淤种稻的侯叔献是王安石的同乡，抚州宜黄人。主张重开八丈沟，俾数百里复为稻田的殿中丞陈世修则是南昌人，并且王、陈两家“世有好”［152］（P123）。在甘肃洮河一带种稻，请求朝廷调发一批稻农前来此地从事此项生产的王韶，是江西德安人。在唐州兴陂种稻，贡献卓著的布衣王令夫人吴氏也是临川人，与王安石之妻吴氏为姊妹。元代积极倡导北方种稻的虞集，系临川崇仁人。
明清时期，力主在北方种稻的徐贞明、汪应蛟和朱轼等人也都是江西人。明代徐贞明更是在明清两代倡导北方水利建设和水稻种植的代表人物，其所著《潞水客谈》对明清时期畿辅水利之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与元代江西人虞集的主张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肩。明万历年间，将水利屯田付诸实践并取得实效的汪应蛟是婺源人（时属于安徽管辖）。清雍正年间京东水利营田种稻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的朱轼，是江西高安人。江西人对于水稻的推广并不限于北方，一切他们认为可以种稻的地方，他们都试图施加自己的影响，去发展水稻种植。清代江西长宁（今江西寻乌县）人曾宗发在出任湖南宜章知县时，“宜章民疏于农功，宗发教以挽犁，置桔槔之法，召故里农师，携再熟稻种，教民树艺，民德之甚”［153］（P5）。这里的“再熟稻种”可能就包括江西早。
推广水稻种植成为南方官员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作为同乡，总能多一分理解。徐贞明在倡议西北水利时遇到阻力时，兵部尚书、江西宜黄人谭纶就对徐贞明的主张未能实行深感惋惜，他以自身的亲身经历“深知其必可行也”［154］（P308）。这也给徐贞明以很大的信心。与徐贞明具有差不多同样主张的魏时亮则是江西南昌人。明嘉靖、万历年间,在山西滨河州县、河南汝州、辉县、彰德等地，传播南方农田水利技术,教民种稻的万恭、徐善庆、聂良杞、陈邦瞻等，分别是江西南昌、金溪、高安人。明天启年间，江西赣县卢观象先后受到左光斗和天津巡抚张慎言的重用，在天津水利屯田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样，肯定万历、天启年间畿辅一带种水田成绩的邹元标则是江西吉水人。
明代江西人宋应星撰《天工开物》，首卷便是“乃粒”，以体现其“贵五谷而贱金玉”［38］(P4)的思想，对水稻生产技术和水稻品种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也有推广江西稻作文化的意味。宋应星说：“凡稻谷形有长芒、 短芒。江南名长芒者曰浏阳早，短芒者曰吉安早。长粒、尖粒、圆顶、扁面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38］(P12)江西早，或许就是其中某些早稻品种在传入外省之后的名字。
宋代开启的江西士人对稻作的推广，在清代还在持续。清雍正四年，江西人朱轼率先提出京东开渠种稻的主张，获得朝廷的肯定，随后在怡贤亲王等人的亲自指挥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水利营田运动在京东大地展开。虽然这次大规模的水利营田活动因主事者的逝世而草草收场。但江西人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光绪年间江西人丁符九在担任宁河县地方官时对其中的经验进行了总结。［155］（卷15，P42b-43b）显示江西士人对稻作技术推广的执着。清乾隆年间，在河北阜平、望都等县治水、营田、种稻取得突出成绩的罗仰镳、陈洪书、裘曰修则分别是江西泰和、江西宜黄和江西新建人。
当然，致力稻种推广的也不止江西士人。劝农为官员职责之所在。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历史上官员直接推广江西早的直接证据。有说清代重臣桂林人陈宏谋在湖南巡抚任内曾派专员往攸县觅稻种［156］（P102）。道光十五年，江苏巡抚林委（林则徐）购楚省早稻种，发借高邮，三十日熟［157］（P1a）。官员们的这类活动必然会促进江西早这类品种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
自古以来，江西就是水稻生产大省，所产稻米自给有余，并向外省运销。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贮备之处。”［158］（P675）豫章仓在今江西南昌，钓矶仓在今江西都昌，而钱塘仓则在今浙江杭州。三仓有两仓在江西，与江西产粮丰富是分不开的。唐代江西水稻生产更是盛况空前，“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159］(P5625)自宋代以来,江西不仅每年交纳巨额的漕粮，而且一直是周围省份的粮食供应基地［160］（P545）。
明清时期，受到产业转移的影响，江苏、浙江等传统的产粮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局面，导致这些地区由粮食输出区变成了输入区。而江西、湖广、广西等成为粮食的输出地。“湖广、江西地方，粮米素丰，江南、 浙江咸赖此二省之米”［161］（P501c）。“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162］（P668d）。而江西更是最主要的米谷输出大省。江西生产的粮食经赣江、鄱阳湖入长江,沿江而下至长江三角洲一带，主要销往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再由江浙经由海道，向南转运到福建和广东，向北转运到山东、河北等地；或经由京杭大运河运到河南、山东、北京等地。也有部分江西出产的米粮逆流而上，取道赣江支流章水、贡水，转陆路销往广东广州、 潮州和福建汀州等地。或取道都江、昌江而运进入徽州等地。
江西稻米销往的地区，有的对江西米粮有长期的依赖。这主要靠商业行为来解决，如，徽州府从事农业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三，即便在丰收的年份粮食自给率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他们大多数通过到江西来经营茗、漆、纸、木,来取得江西的粮食供给。汀州府“山多田少，产谷不敷民食，江右人肩挑背负以米易盐, 汀民赖以接济”［163］（P11b）。有的只是临时救济，如，雍正元年六月，皇帝下令将正在北运的20万石江西尾帮船粮截留在山东，赈济灾民［164］（P43d）。而有的既有长期依赖，又要临时救济，这就需要市场和官府同时发力，比如，乾隆十三年（1748）闰七月，因江苏米价昂贵，令江西拨运接济［36］（P240a）。除官府调拨外，“江西商贩，则由九江一带顺流迳抵安省、 江宁、 苏州等处”［165］（P621）。双管齐下的结果，使得从鄱阳湖运出沿长江而下，进入江浙地区的江西稻米为最大宗。
江西的稻米甚至销往到湖广地区。虽然湖广地区也是粮食输出地，但遇上灾荒年月，也要到江西来购买粮食。如清雍正十年（1732）的朱批谕旨中提到，“九江为数省往来孔道，上年楚省饥民就食九江，以致米价每石贵至一两五六钱。又赣州商贾云集之区，现今米价日昂，每石一两四五钱。此两处实为江省要冲，积贮之策不可不预为筹划，请于九江、赣关两处，各设一常平仓。”［161］（P714a）乾隆五十年(1785)“湖北省被旱，屡有民人赴江西贩卖粮食”［164］（P639）。“楚省商船过境已有一千三百余只，从江西贩去米谷，约有数十万石”［164］（P656）。这些来江西就食或贩卖粮食的外省人在回去时把江西的稻种带回去是很可能的。
虽然江西生产的稻米经过运销可以到达河南、山东，甚至北京等地，理论上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将江西的稻谷当作种子，但北方省份除了河南以外，并不见江西稻种的身影。稻种的传播和稻米的运销并不等同，一个面向生产，一个面向消费。山东等地稻米消费有限，生产更少，对稻种的需求不大。但为生活所需的粮食运销也的确给为生产所需的稻种传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我们会发现，稻种传播的方向和稻米运销的方向大致是相同的。江西早所到之处，也是江西米销往之所。
与粮食运销的市场行为不同，稻种的引进更是一项技术活动，精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有些品种常常具有传奇色彩，并和特定人物联系在一起，如占城稻之于宋真宗，御稻米之于康熙帝。江西水稻品种外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传奇故事。明福建将乐县有“百日黄种”乃徐友敬从江右（江西）传至，此种“夏杪即熟，可刈”［166］（P21b），可能是江西早之一。最典型的例子可能要数明万历三十六年，从江西（一说泰州）引种到浙江桐乡等地的赤米（赤籼）品种。当年春夏，桐乡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水灾过后，新苗浮没，稻不遗种，于是桐乡县令胥之彦，出帑金三百两，派人赶赴江西购买籼稻种，颁发民间。“是秋远近大祲，桐邑再种者，亩收三石，民乐丰年”［148］（P22b）。
灾害往往成为引种的诱因。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以年谷不登为由，向吴国请籴，借粮万石。北宋元祐六年，汝阴县（今安徽阜阳）百姓朱宪，因为旱伤，稻苗全无，往淮南籴得晩稻种一十六石。［187］（P944）虽然粮食运销主要解决的是民食问题，但如同在饥荒的情况下，种子可以变口粮，在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口粮也可以变种子。春秋时期，吴国就曾将越偿还的粮食用作种子，只是没想到越国在粮食上做了手脚，粟种杀而无生者，遂使吴民大饥。这虽然是一个粮食变种子的不成功例子，但把贮粮变种子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齐民要术》中的“豫章青稻”品种，最初可能是来自“豫章仓”储备粮。明清时期，分布于各地的江西早极有可能部分来自于江西运来的救济粮。而以稻谷形式运输的粮食也客观上便利于种子的传播。
古人强调因土种植，对品种的选用很大程度取决于土肥因素。“凡诸种者，收有厚薄，而地苟瘠，不能强艺美种以冀多收也。”［127］（卷1，P27b）历史上，湖南湘乡县引种江西早与土肥因素不无关系。同样，安徽南陵县改种江西早，也“以土性稍变，旧时稻种几致失传”［46］(P20b)有关。江西早是个早熟品种。这一“早”便有了生理上的意义和生产和生活上的作用。“早”意谓生育期短，对水的需求量小；早也意味着该品种可以先于其他品种而成熟。这样一来，江西早作为水稻品种在生产上和经济上便有了避害和救饥等双重效益。
江西早首先是因应干旱的自然条件而出现，并随着需求的扩大而由江西出发，四方扎根。湖南衡阳县，“稻有早、中、晚三种，最早者大约以社日播种，六月而获。然其实不蕃，惟高坡易旱，水道难通者，仅种焉”［169］（卷5，P27a）。湖北随县粮食作物中以早稻种植最为普遍，江西早就是其中之一。“盖随地多砂质壤土，缺雨既旱，播种早稻，期免旱灾”［170］（P251）。安陆，由于水利条件差，多数农田“望天收”，水稻播种面积起伏较大。古人主要通过“打干种”来克服“春雨不足”［171］（P83）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寻找“生长季节短，可以减少用水量”［172］（P122）的早稻品种。
作为一款早籼稻品种，江西早比较适合丘陵山区种植。比如，江苏宜兴丘陵山区，水利条件差，水源不足，旱情威胁大，地力也较瘠薄，种植的水稻品种是以早熟籼稻为主，只搭配少量中籼。基本不种晚稻、粳稻。主要的品种有六十子、地山白、帽子头，黄瓜籼、湖北早、湖南早、江西早等。由于这些品种的生育期短，成熟得早，耐旱性较强，虽然增产潜力不大，但能稳产保收［173］（P72）。
江西早在浙省的分布主要在浙江西部和南部，即金华、衢州和丽水地区，除了近临江西的地缘因素之外，相同的自然条件及对干旱的应付可能是其中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些地方多为丘陵山区，地势较高，水源短缺。现已划归江西，历史上属于安徽且与浙江衢州等地接壤的婺源，便是因为“田无水源，仰雨泽于天，雨不时则槁，幸而得雨，则谷早熟可以济夏月之乏”［174］（P1）。浙省江山县是种植江西早较早的县份之一。清康熙五十三年该县县令汪浩在《劝农文》中指出，该县“一切高阜之处，尽种早禾，则田之须水为时无几，如本年六月终，早禾即收获，又何小旱之足虑？”［175］（P34a）回答了该县何以要种植早禾的原因，而江西早就是一个在六月便可成熟的品种。清嘉庆间浙江云和县令陈治策《劝力穑文》：“邑山多田少，不忧水而忧旱。……大概亢旱多在六月及夏秋之间，若春时浸种布秧，赶早十日八日，三五日便可脱离此厄。”［176］（P2a,b）这就是江西早等品种受到青睐的原因之一。
与浙南接壤的福建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至少自宋代开始，山区梯田开发就已成为发展水稻生产的重要途径，达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尽力耕”的地步，“寸泽如金”［177］(239d)的福建仍然免不了干旱的困扰。南宋乾道六年（1170）六月，提举福建常平茶事郑伯熊报告：“福建路八州军府县，自入夏以来，缺少雨泽，其上四州（指建、剑、邵、汀四州）军府虽时得甘雨，犹未沾足，早禾多有伤损；下四州军（福、泉、兴化、漳）亢旱尤甚，晚种有不得入土者。”［6］(P7357)如：“泉（州）为濒海之邦，厥土刚燥，五日不雨，则髙田告病；十日不雨，则虽膏腴之壤亦索然矣。”［26］(P1528)福建人在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各种机巧的用水灌溉技术的同时，也通过选用耐旱和避旱的品种来应对旱灾。占城稻就是最先引进到福建然后再推广至江淮、两浙等多地。福建人也自己培育了多种抗旱性品种。宋时福建建安人江翱在担任汝州鲁山令时，因邑多苦旱，乃从建安取稻种。该品种耐旱而繁实，且可久蓄，高原种之，岁岁足食。早熟是对付干旱的措施之一。清光绪《建安县乡土志·物产》载：“籼稻，其熟最早，俗呼早稻，高仰田种之。”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建阳县志》 中就以当地方言记载了26个品种，且多以“早”为名，江西早是其中之一，还有南京早、苏州早，更多的还是本地的宁化早、清流早、福德早等本地品种。福建政和县则把“稻之不黏者”的所谓“籼”称为“早”。“早”品种大多是应对干旱所需而准备的。如：“小早，春社播种，立夏分秧，约经九十日成熟，立秋可获，故少罹天灾。旱田恒选种之，一以相土宜，一以济时艰。……承穗早，成熟稍迟于小早，故宜于旱田。花藊早，清明播种，至白露可获，茎细长，壳有黑斑，实小，味甘，旱田宜之。”［178］（P1b）不过或许是由于福建本身具有悠久的培育耐旱稻种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及福建较为复杂的地理环境，江西早尽管比较早的就进入了福建，但在福建的分布并不广泛。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和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政和县志》都载有江西早，但民国八年（1919）的《政和县志》中，江西早已不复存在。
早稻还可以避水溢之患，早稻的生育期短，可以在每年的大雨到来之前，完成收获。这使得早稻除了适合于丘陵山区种植之外，也适合于在低洼易涝的地区种植。所以“湖田多，山田少”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所种占米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率数月以待获”［29］(P383)。江西早在六月即可成熟，可以避免水灾的危害。这对于地势低洼，水害频仍的稻作区而言十分重要。苏北的里下河地区便是这样的地区，由于水道不畅，时有水患，只宜种植生长期短的早籼稻。历年秋水发时，早熟籼稻业已登场，能避免水灾。盖里下河一带因淮水失治，易遭水患，农民多望于秋汛以前，提早收获，不然，收获过迟，易遭淹没。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寻找早熟的稻种，江西早自然是他们所青睐的对象。江苏高邮和扬州的江西早种植可能与此有关。地势的高低成为品种选用的关键因素，地势越低，受水越早，水稻的生育期需要越短。记述清代扬州城北北湖地区（今分属扬州市邗江区和江都市）地理水道、名胜古迹、风俗民情的地方专志的《北湖小志》就记载了当地不同地势和不同作物及品种的分布情况，其曰：
湖滨之田宜稻，居民多力农，其田自下下以至上上，相去二三丈，为等六七。最下者，为湖荡草场，种菱、种茭草，或长茏古三稜，至旱之岁亦栽稻。次之为滩田，栽早色稻，拖犁归、四十子两种。再上为圩田，栽五十子。再上为高圩田，栽六十子及望江南。［179］(P8b)
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也记载了《江北上下河高邮各州县种早稻中稻之法》，其中提到：早稻常种者有三种：一曰四十子；一曰秋前五，米色俱微红；一曰拖犁归，微有芒刺。三者以四十日子为上种，秋前五次之，拖犁归又次之。农家多种四十子稻，以其易熟而米多也。
清及民国时期，江苏江北地区，如高邮、兴化等地，早熟早稻品种非常之多，从一些品种的名称便可看出这些地方对于早熟品种需求的紧迫感，如兴化的急猴子、吓一跳、秋前五、四十子、六十子；高邮、宝应等地的三十子、四十子、五十子。其中三十子，又名三十日，指移栽后三十日便可成熟①。江西早是江苏江北地区众多早稻品种之一，它的选用与当地低洼易涝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同样，湖南醴陵县“各乡皆种早稻、晚稻两种，可备水患，崇阿高麓可耕”［180］（P24）。
“救饥”也是早稻盛行的原因之一。宋代新安有这样一个品种，名红归生，米粒红，成熟最早，然不广种，少莳以接粮耳。宋人有诗云：“前村后村水车声，伊伊扎扎终夜鸣，皇天不雨四十日，高田何止龟兆出。田家眼穿望早禾，早禾不熟奈饥何？”［181］（P400a）从中也可看出早稻在抗旱救饥上的用意。宋代一般以晚米为籴纳对象，至于早稻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自产自消。此外，剩余部分也进入市场，满足中下层百姓的粮食需求。早籼稻成为“自中产以下皆食之”［182］(P540b)的大众主粮。中等收入以下的民众，占据人口的大多数，由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不济，不可能有很多的存粮，一遇青黄不接，就需要有一种早熟品种来接济，这就更为早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契机。最早见于宋代方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稻品种，六十日，又名救公饥，其出现即与此有关。“六十日稻，名救公饥。传有孀妇居贫乏食，撷稻中先熟者，以养翁姑，因传其种。”［183］(P4a)湖南常德、武陵等地有一种直播稻，名撒苗，收最早，农家间种之以救饥。［184］(P1a)江西早等早稻品种的成熟期较早，春种夏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藉以接新”［185］(P17b)。一般而言，生育期短的早熟品种产量偏低。农民只是“少种以应急”［27］(P1a)。如果稍有盈余，供应市场，兴许还能卖个好价钱。早熟，可使江西早抢得市场先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对江西这样一些产粮大省。由于水旱等自然灾害引发饥荒，早稻可以救饥，又通过市场流通，可以取得平抑物价的作用。雍正五年（1727）五月以后，湖南雨水稍多，湘阴、益阳等十一州县卫被水，导致粮价上涨。但因长沙等九府州属的早稻已于六月初登场，因此，在七月中以后，“米麦价值俱已平减”［186］（P904）。
江西早的推广还促进了多熟种植的发展。虽然早稻的种植在于抗御自然灾害，但它的存在毕竟为多熟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早稻可以避旱、救饥，但产量不高，救得一时救不了四季，同时，在早稻收获之后还有较长的生产季节可以利用，于是古代农民可能很自然地就在早稻收获之后，种上晚稻或其他作物，以弥补早稻产量的不足。于是多熟制形成了。自宋以后，稻田多熟种植得到发展。最典型的当属水稻与其他旱地作物所构成的水旱轮作。《陈旉农书·耕耨之宜篇第三》：“早田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多熟种植的关键必须要有前作的配合。江西早等早稻品种在秋前即可收获，这就为秋播作物的种植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甚至可以利用江西早等品种自身，通过“早翻早”的方式，实现水稻连作双季。早稻由于生育期短，产量受到影响，但通过多熟种植可以取得高出一熟的收成，这也是江西早一类品种流行的原因之一。
江西早所到之处，不仅仅品种本身，同时传播和引进的也是技术，甚至是整个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整体。就品种而言，江西输出到各省的品种，并非只有江西早，有许多省份在引进了江西早的同时，也引进了其他的江西水稻品种，如，江西红、迟江西早、江西稻、江西晚、江西籼、江西糯等等。其中，引种江西糯的地方尤多，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方志中，至少有浙江嵊县、龙游，湖南湘潭、武陵、祁阳，湖北英山，四川名山、灌县、崇宁，广西西延，贵州遵义、开阳、瓮安、铜仁，河南光山等地方志有“江西糯”的记载，其引种的范围甚至超过了江西早。20世纪60年代前后，江西糯在太湖地区的无锡、常熟、江阴、奉贤，苏北海门，上海崇明等地仍有种植。今在水稻种质资源库中查到，“江西糯”仍然是广东和湖南的地方品种，统一编号为15-05195和18-04593，属于早籼糯或中籼糯②。
就早稻品种而言，从江西扩散出去的品种，也不止有江西早，还有“赣州早”“豫章早”“信州早”“临江早”等名目。清李彦章所载各省早稻之种中，浙江的西安、湖北的汉阳、湖南的湘乡、新宁、福建的尤溪等地方的早稻品种中都有一个品种叫江西早稻种；另外，福建福清还有“信州早”，并注明“种出信州”。“临江早”可能是产自江西临江，这一品种至迟在明朝嘉靖年间便向北传到了江西九江的武宁［187］（P10b）和湖北黄冈的蕲州，在蕲州与江西早同在［188］（P31a），清代时向南传到了江西赣州南康县，并与湖广早并存［189］（P1a）。
在江西水稻品种影响到周边省份的同时，江西水稻种植技术也对周边产生了影响。例如，清代湘西采用石灰法改良冷浸田的技术就可能受到江西的影响。明末江西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凡禽兽骨，石灰淹苗足，向阳暖土不宜也。”［38］(P17)松江人徐光启在《粪壅规则》中提到“江西人壅田，或用石灰，或用牛猪等骨灰，皆以篮盛灰，插秧用秧根蘸讫插之；或用猪毛，一云将毛烧灰蘸秧根，一云将猪毛分散，每科秧夹数十茎同栽也。”［190］（P444）石灰淹苗足的技术传到了湘西。“煅石为灰，禾苗初耘之时，撒灰于田，而后以足耘之，其苗之黄者一夕而转深青之色，不然则薄收。”［191］（P2b）该操作的原理为“下田水冷，亦有用石灰为粪治，则土暖而苗易发”［192］（P94）。
江西的水稻耘田技术也对周边省份产生了影响。传统的水稻耘田技术有手耘、足耘和耘耥之法等几种，其中手耘和耘耥之法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而江西则多见用足耘。足耘这种耘稻方式可能在东晋陶渊明时就已在江西存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有“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根据《王祯农书》的记载，“为木杖如拐子，两手（根据笔者的经验一般是一手）倚以用力，以趾塌拔泥上草秽，壅之根苗之下。”明代宋应星称这种耘田方法为“耔”。《天工开物》载：“凡稻分秧之后，数日旧叶萎黄，而更生新叶，青叶既长，则耔可施焉，俗名挞禾，植杖于手，以足扶泥壅根，并屈宿田水草，使不生也。”［38］(P21)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引丁杰言，提到南昌人耘田“手持一杖，以足蹋草入泥中”［193］（P725）。江西、湖南地区都称耘田为“ 來距禾”，读lai音，有踩踏之意。足耘虽然省力，但做工比较粗糙。这在后世的一些文献中得到较多的反映。如湖南沅州，“树艺之后，薅治不甚用力，农人连袂步于田中，以趾代锄，且行且拔。塍间击鼓为节，疾、徐、前、却，颇以为戏，用是芜草不能净尽焉。”［194］（P9）这种足耘之法可能是从江西传入的，并可能进一步传入到四川、云南地区。四川彭县“东北乡则多用足践荡，人持一杖，谓之脚头薅也”［195］（P29a）。光绪十八年（1892）四川《名山县志》卷九《风俗》引《南农录》载：“薅秧、踏秧二事，各以地之所宜。薅秧以手苏其根，除治稂莠；踏秧以足固其根，秧过盛则分践入泥，令烂以肥田，而秧亦稀而愈茂，得谷愈多。”民国云南《广南县志》载：“薅不以手而以足，手扶竹杖，以足踏蔓草而没之，或伤及禾苗，随以足扶之使正，其薅甚速，不甚费力，较之手薅者，力少而工亦减。”［196］（P4b）
江西的稻田种植制度也对周边省区产生了影响。明清时期，为了实现稻田多熟种植，出现了一种在早稻行间插莳晚稻的作法，即间作双季稻。间作稻，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就已在福建、广东一带出现③，随后传入到邻近的浙江、江西、湖南等地④。在江西始获得“利娅禾”的名号，在此之前江西吉安民间已有“利娅豆”的做法。利娅，是方言，也写作成亚或丫。是一种种植方法，即在行与行，或株与株之间插种作物，如大豆、水稻等。“利娅豆子”便是在收割后的稻茬上直接点种大豆。其法最早见于明代江西人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一书［38］(P47)。这种点豆方法一直流行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百姓称为“利娅豆子”。与“利娅豆子”相类似的便是“利娅禾”，早禾没有收割之前，便在早禾的行间栽插晚禾，称为“利娅禾”，即间作双季稻。然后，“利娅禾”这种技术又由江西传到了湖南。比如，醴陵“惟稻岁两熟，有早晚两种……晚亦两种，夹莳早稻缝中者，曰亚禾。另莳早稻获后者，曰翻子”［198］（P24a）。
江西稻作技术对全国稻作技术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连作双季稻的发展。明代江西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六月刈初禾，耕治老蹧田，插再生秧。其秧清明时已偕早秧撒布。”［38］(P14)这里指的就是连作双季稻。游修龄考察了连作稻的发展，他发现自清初康熙乾隆开始，直至清末民初，连作稻的记载逐渐增加起来，各省的记载有多有少，有早有迟。从长江流域的川、鄂、湘、赣、皖、浙6省方志中记述的连作稻分布点和时间来看，以江西最突出，分布点集中赣南，然后向赣中、赣北东西发展，时间最早。其次为湖北及湖南，安徽和浙江的记述时间要晚于江西100多年，地点也较少，最迟是四川，记述点甚少［198］(P223)。显然，江西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连作双季稻的策源地。康熙五十一年《赣州府志》卷三《气候》载：“赣之诸邑有两熟者，初熟早六十工，再熟曰翻耕。昔人携其种至楚，楚地赖之，尸祝以为神，至今不绝。”某种程度上，江西早就是配合连作稻的推广而传播的。据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皖《致富纪实》记载：“二禾之种，昉自江西，取稻荪种之而成者也，今迳别成一种矣。”“二禾”即双季稻，该技术“道（光）、咸（丰）间，始行及醴陵，近（指光绪年间）始行之浏阳及善化、湘潭之东乡，长沙接近善、浏之地，亦渐有学种之者。”四川《南溪县志》就明确记载：“江西早，种自江西来，一岁可栽两次。”［199］(P19b)
与江西早同时传播的，还包括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南宋时，“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6］(P6386)。明代开始，江西人致力于广东山区的开发。他们将豫章杉树苗携来广东出售，种植树苗，并根据成活树苗株数，收取报酬［200］（P612）。广东博罗县公庄桔子圩八甲一带，“旧时缺水，相传有江西人刘公指点宜于筑陂之处，截水溉田，至今乡人犹在陂上祀刘爷，报赛甚丰”［201］(P182)。闽中的“草、鲢二鱼，俱来自江右”［202］（P6）。安徽宣城一度流行眼病，其治疗眼病用到的豆，系魏长史自江右载来［203］(P178c)。像不种漆的徽州婺源，自县农会从江西购秧试种后，各乡亦多栽种［172］(P22b)。浙江云和“货有麻，江右人来种之，织成呼曰夏布，又曰腰机布”［174］(P15a)。明时江东及吴地所有的茉莉，“皆从江右载来，唯赣州者尤佳”［204］(P102)。
即便是受江西早影响的远端四川，也能看到除水稻品种以外的其他来自江西技术的影响。除前引南溪县的“江西早，种自江西来”外，威远县供食用的楠竹笋种苗，也是“欧阳氏自江西带来”［205］(P2b)，中江县的“线布纺线织成各种式样，最坚牢，刘氏自江西来，携匠至此，独专其利，今 绝矣”［206］(P6a)。还有合川县的“淡豆豉制法……其法由江西传来。城中程姓，江西瑞州府人，乾隆时来合，即业此。程有孙某，媳亦江西娶也，尤擅此，今继其业，每岁所制销售绥定七属，其获利足以赡家。近虽有能仿制，然较程姓不及远甚。”［207］(P14a)
与江西早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米粉或米线。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代南方流行的食品米粉或称米线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江西，其所用的原料就是当时广泛种植的早籼稻米。随后便随着人口的流动和稻作技术的传播，特别是江西早等品种的流行，而传播到各地［208］。
江西早在历史时期的大面积推广，也为此后“南特号”铺平了道路。“南特号”是我国双季早稻品种中推广面积大、使用年限长、生产贡献显著的良种，也是新种选育的最重要亲源。南特号原名赣早籼1号，系1934年原江西省农业试验场从农家品种鄱阳早中选得变异单穗，后经原江西省农业院(现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系选育成的中熟(指当地熟期，下同)早籼品种。1947年推广40万亩。50年代又经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协作提纯复壮，在江西、福建、安徽、湖南、湖北、浙江、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进一步推广。随着双季稻面积的扩大，南特号在南方稻区广泛用作早稻种植，1956年达5000多万亩，1958—1962年推广面积均在6000万亩左右。后来在南特号的基础上，又衍生出38辈258个品种，其中成为骨干亲本的衍生品种主要是矮脚南特、广场13、莲塘早和陆财号等4个。其中矮脚南特是第一个在我国南方各省普遍推广应用的矮秆品种，不仅种植面积大，而且对促进品种向矮化演变也起主导作用。矮脚南特的推广为改变耕作制度，扩大双季稻面积和改进高产栽培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开创了双季早籼生产的新水平。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矮脚南特被广泛地引种到江苏、浙江、上海、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西等省(市、区)。60年代中期推广面积5000万亩。其中1965年浙江663．1万亩，广东89万亩，江苏112万亩。1966年湖南341万亩。矮脚南特不仅是当时的主栽品种，而且也是开展矮化育种初期的杰出矮源。衍生了89个品种。衍生品种矮南早1号、朝阳1号、青小金早、不脱矮、温选10号、温选青、湘矮早2号、湘矮早8号、铁骨矮、广选3号等，不仅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而且又衍生了不少骨干亲本［209］(P17,P18)。
种子在农业的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现代的绿色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种子的革命。今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更是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食问题的解决立下汗马功劳。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种子的重要性。3000多年前的诗歌中，就已有“嘉种”的概念，2000多年前的农书《氾胜之书》中首次记载了选留种技术，6世纪时的《齐民要术》，对于选种留种技术有了系统的记载。该书还注意到矮秆品种的作用，提到“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这是对矮秆品种有高产能力的最早记载。品种矮秆化是绿色革命的重要因素。清代杨屾的《知本提纲》提出“母强子良，母弱子病”的理论，把留种同遗传直接联系起来。古人试图用种子来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比如地力下降，病虫为害等，反映在农谚中的如“换种强下粪”“倒茬换种，消灭病虫”等谚语。
江西早，是明清以来外省对原产于江西的一个早稻品种的名称。这个品种秉承了占城稻的主要特征，具有生育期短、成熟早，耐旱，适应性广等多种特征，使其在最近千余年的中国水稻种植中大放异彩，它不仅对江西粮食增产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通过移民、引种及推广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对周边甚至更远省份的水稻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被冠以了江西早的名字，成为中国稻作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引种的范围主要包括安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江西早所到之处，不仅仅品种本身，同时也包括技术，甚至是整个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整体。“技术综合体”的概念，可以为考察不同区域间技术文化交流提供一个视角。
应该指出的是，包括水稻品种在内的农业技术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在江西早等原产江西的水稻品种向其周边省份辐射的同时，江西也积极地引进周边省份的品种，如浏阳早、婺源光、云南早、湖广糯、陕西糯、池州占、淮禾等水稻品种。在《抚郡农产考略》所记载的24个早秥品种中，就有福建粳、四川早、广东迟、宁都秥、湖南秥等，很明显这些品种都是从这些地方引进抚州的。双向和多向的交流使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以丰富。
注释：
①三十日，这一品种在明末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杂记”中已提到，但不知所出。据调查，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钲仪六山区及里下河稻麦区仍有种植.一般于谷雨前播种，小满前插秧，夏至到小暑抽穗，立秋前成熟，生长期109—110天。盐城秦南区于4月18日播种，5月22日栽秧，7月上旬抽穗，8月8日前后成熟，全生长期为110天左右。“三十日”不过是形容其早熟而已。江苏省农林厅《江苏省农作物优良品种介绍》（上册），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62页。
②中国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网.https.//cgris.net/查询时间：2021-11-4。
③《农田馀话》（14世纪）载：“闽广之地，稻收再熟，人以为获而栽种，非也。予常识永嘉儒者池仲彬，任黄州黄陂县主簿，询之，言其乡以清明前下种，芒种莳苗，一垄之间，释行密莳，先种其早者，旬日后，复莳晚苗于行间，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鉏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实，然后收其再熟也。”
④（同治）《萍乡县志》（卷一）“地理·土产”：“莳于早稻之中者，曰利娅禾。”（民国）《万载县志》（卷四）“食货·土产”：“利娅禾谷，有红白二种，嘉庆初来自闽广，早禾耘毕，就行间莳之，刈去早禾，乃粪而锄理焉。”《抚郡农产考略》（卷上）：“利娅禾，一名二禾，或呼为竹利娅粘，二遍稻也。米香而甜，临川、宜黄间有之，乐安最多。”
（致谢：刘启振、杜新豪、罗振江、王宇丰对本文史料核实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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