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摘要：中国文论的“传统性”指它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特征，“现代性”则指它所隐含的现代文论因子及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反思和清理。一种普遍的误解是以为西方文论都是大部头的体系性著作，对“西方”的理解也过于狭隘。“中西比较”这样的研究方式几乎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将原本庞大、复杂的文化发展过程大大简化、割裂，抽取出一些所谓的特征来进行比较；如果一定要比较，至少要在中、西、南亚3个传统之间进行。历史在变化，不可能“回到”古代文论，只能不断地学习它、使用它。学术研究的要义是把问题搞清楚，不能把纯粹的学术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

关键词：中国文论；传统性；现代性；中西比较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0)02-0001-08

程相占(以下简称程)：宇文先生，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与我进行这次学术对话。您从事中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您的主要著作都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中国拥有您最多的读者。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您的研究观念介绍到中国去。我设计的对话题目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请让我先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所谓“传统性”是指，中国文论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特征：第一，从文论形态看，系统性专著很少，大量的相关言论、评论，甚至只言片语散见于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类中。第二，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学史关系非常密切，大量的文论是针对或结合具体作品而进行的，古代文论甚至可以说是从中国文学史这个母体上衍生出来的，不了解中国文学史，很难理解中国文论。第三，从思维方式与论述方式看，感悟式的评点远远多于逻辑分析和论证。第四，从文论的功能说，古代文论的主要目的是指导人们写作和鉴赏，像《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就不是构建什么文学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指导“才童作文”。第五，就古人对文论的研究方式而言，古代很少系统清理总结，像《文心雕龙·序志》有几句话，“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评论当时的文论著作非常简略；《四库全书》最后附着一个“诗文评”，对主要文论典籍做了一个内容提要。第六，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文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关系非常密切，两者许多核心概念是一致的，如道、气、神、悟等等，这6点可以概括为中国文论的“传统性”。

上述概括不可能完全准确。即使完全准确，这种概括也是在一定的理论背景和思想观念参照或支配下进行的。我把这种参照性、支配性背景称为文论的“现代性”。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描述性概念，指中国文论所隐含的现代文论因子及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20世纪初期，在大量输入的西方文论影响下，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开始产生。那时输入的主要是西方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观念，它们属于整个西方“现代性方案”(projeet 0f modernity，Habermas)的一部分。20世纪下半叶，带着西方理论视野、理论观念，中国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有意、无意地隐含着一系列中西比较：学者们开始批评古代文论零散、缺乏逻辑分析和理论体系，甚至试图概括出它的“潜体系”；研究古代文论时将文论从文学史中剥离，侧重阐发其理论内涵；有的学者，特别是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文论民族性”的考虑，希望古代文论能够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理论资源；有学者针对中国当代文论大量引进自西方的现状，甚至斥责中国文论患了“失语症”，他们“药方还贩古时丹”，试图以古代文论为基础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碰撞、混合，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集中在如下这一点上：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大量论题是在西方文论的刺激下产生的，或者说，西方文论作为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为古代文论学者“制造”或“构建”出了大量研究论题，尽管有些论题可能是虚假的。我相信中国传统文论的确也包含着“现代性因子”，但是，总感到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多少处于一定的冲突状态，至少是不完全和谐状态。这牵扯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问题。

宇文先生不但对西方文论非常了解，而且在中国文论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我上面所说的这番话可能夹杂着不少虚假的观念或问题，希望通过今天的对话予以澄清。

宇文所安(以下简称宇文)：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从郭绍虞这一代学者开始的，也就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郭绍虞研究文学批评史的最初动机，是考虑到批评史研究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而这又受到了英国史家书写英国文学史的影响。但是要知道，即使是欧洲，文学史这个领域当时也只有大约50年的历史，也是一个新兴学科。如果你看《四库全书》中所搜罗的属于“诗文评”的范围，也比郭绍虞考虑到的要狭窄得多。郭绍虞对这个学科范围的设想，主要受到欧洲文学批评史观念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批评”这一范畴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它是服务于现代性之需要的后设建构。

程：与郭绍虞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学者罗根泽，他有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阅读时最深的印象是，罗根泽对这个学科的名字非常犹豫，他认真考察了西方相关术语，诸如literarytheory，literary review，literary criticism，最后说“文学批评”是个不太好但勉强可以使用的名字。这一点正是我今天想向您请教的第一个具体问题：您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原来的标题是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直接翻译应该是“中国文学思想读物”。这就是说，您用的术语是“文学思想”而不是“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我对您这本书的“导言”所使用的术语做了详细统计，发现您起码用了4种术语。第一种是literary thouht(文学思想)，第二种是literarytheory(文学理论)，第三种是literary theory andcriticism(文学理论与批评)，第四种是poetics(诗学)。您知道，中国国内相关专著的名称也非常多，诸如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等等，不一而足。不同术语传达的意义和学术用心是相当不同的。比如，罗宗强先生倡导的“文学思想”就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等，而使用“文学理论”这个术语的学者无疑并不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文学“批评”而没有文学“理论”。您在选择书名时是怎么考虑的?

字文：或许这要归咎于我用词不连贯。我的书的标题用“文学思想”是为了避免“文学理论”，因为“理论”处理的是理论问题，它不涉及实践问

题。如果你阅读诗话，你知道，那里很少有什么“理论”，它主要是具体的“批评”；而古代的许多“序”中，却很少有“批评”，而有着某种类似“理论”的东西。“理论”这个术语通常意味着通过问题来思考。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确是“理论”；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则比较像是中国的文学理论，也就是说，它并不试图重新思考某一问题，而是把时人的共识重新复述出来，只是根据不同场合的不同需要加以修订而已。

“文学思想”这个术语很宽泛、涵盖面很广。中国古代有不少历史时期非常重视对诗歌的“笺释”或“笺注”，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有些笺释很长，不仅仅注明典故和出处，也有把一首诗整个地做一个评论的。这样的资源也应该包括在内。如果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的建构，那么如果我们运用一个像“文学思想”这样比较模糊的范畴，反而可以更宽泛地传达文学话语所覆盖的范围。

程：您是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诗学”，但是您最终选择的书名是“文学思想”而不是“文学理论”，这中间是否隐含着中西比较的问题?因为按照中国国内学者的一般看法，与中国文论相比，西方文论的体系性更强、更加严密，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都是体系很宏大的理论。而中国文学更零散一些，所以叫做“思想”。

字文：我想这是一种偏见。当人们研究欧洲文学批评史，特别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时，往往突出了一些东西，就像你刚才列举的著作；同时，也往往忽略了一些东西，一些东西被排除到了文学批评史这个领域之外。其实欧洲和美国也有大量的关于诗歌的具体评论(commentary)，而这些东西往往不被外人重视。因此，一提到西方文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大部头的体系性著作。有些文学思想家，比如Water Pater其实就很反对理论；而且，还有一些最好的文学理论，比如史莱格尔的“理论”，被他有意识地片断化、碎片化，而不是“有系统”地进行的。

程：这里进入了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能否请您简单地勾勒一下西方文学批评这个领域的经典系列?您编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物》，从古到今选择了一些经典文本。假设请您做一个《西方文学思想读物》，您能否列出一个西方文学思想经典著作的目录?比如说20部左右的书目来?

宇文：我想我可以做到。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进行所谓的中西比较时，人们往往把中国古典时期包括六朝、唐宋或者18世纪以前的著作，与黑格尔的著作进行比较，而黑格尔的著作却产生在19世纪。如果我们真的想进行比较，最好把欧洲从古代到1770年左右的批评著作考虑为一个整体。我们一般把1780年称为“现代”的开端。随着“现代性”的展开，现代世界发生了巨变，与古代世界完全不同了，进行比较非常困难。如果你把文艺复兴的文学批评拿来与中国文学批评进行比较，尽管两者的差别很大，但是，两者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如果你把中国古代文论拿来与18、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相比，那根本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西方的古代世界与中国古代世界的相似性会多一些。

程：这是一种“历史错位”。西方世界不同时代的东西几乎同时涌进中国，历史错位很容易发生。

宇文：另外一个问题是“西方”。“西方”到底是什么?中国学者想到西方文论时，自然而然会想到柏拉图的对话，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然后是现代的名家。其实，“西方”的范围实在比这大得多了。我给你看一本书，西班牙Baltasar Graeidn的Agudeza　y　arte　de　ingenio(1648)，中国学者大概很少注意。这是一本大书，对吧?它讨论17世纪的诗学，在中国介绍的可能就不太大。

程：这是中西比较诗学的问题，究竟应该拿中国的什么去与西方的什么比，也就是说，应该选择什么对象进行比较?

宇文：但是，我或许是不相信所谓的“比较”的。

程：啊?真的?您可是比较文学教授啊!您还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您不是想砸自己的饭碗吧?为什么?

字文：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先就中国来说，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是由长期历史过程中的众多人物、众多纷争的立场构成的，许多不同的事情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对PE?欧洲情况也是这样，也是由许多人物和许多立场构成的。这表明，中国与西方都不是什么单一的“系统”。如果把中西方各自看作一个东西、一个系统，势必要将原本庞大的、复杂的文化发展过程大大简化、割裂，抽取出一些所谓的特征来进行比较。因此，我们无法进行比较。应当做的是对两种文化同时都要学习，并且要经常地反思。你根本不能简化它们、谋杀它们、将它们特征化，然后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比较复杂的系统。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都是复杂的系统。而且，进一步说，双向比较会把两个比较对象按照它们和彼此的关系来进行建构，于是我们会得出概括而简单的结论：中国传统是这样的，而西方传统是那样的。在这种时候，你只要在比较之中加入第三种因素，比如印度传统，那么整个的比较行为就变得十分困难，也十分有趣了。

程：先生讲这个话，是否意味着比较文学的另外一次“危机”呢?韦勒克(R·Welleck)早就写过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喜欢做文学和文化的比较，这中间其实隐含着一个很强烈的文化心态问题。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者倾向于与西方比较，比较西方为什么比中国强，然后再寻找中国有没有比西方强的地方。中国学者在做比较文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往往带有这种心态。

宇文：对。如果我们问乾隆时期的一个文人，“中国文学”怎么样，他大概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可能会想，“文学”就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就是“文学”。他根本不会想，他是一个中国人，需要一个文化身份的认同。因为那时没有西方这个强大的“他者”作参照。这些年，经常会有中国人问我：一个老外怎么能够懂得中国文学?在乾隆时期，人们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人们会认为，老外就“应该”懂得中国文学，甚至是“必须”懂得中国文学。

程：哈哈，您讲得太风趣了!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一些学者有感于中国当代文论西化得太严重，呼吁要回到中国古代文论的母体当中，把古代文论进行当代转化。您对此怎么看?

宇文：我不喜欢“回到”这个词，因为历史在变化，不可能“回到”什么。我们只能不断地学习古代文论，不断地使用它。从实际情况来说，不少学者一直在使用古代文论的一批数据，这表明古代文化一直在进行着“转化”。人们实际在做什么，与人们倡导什么是很不相同的。倡导什么，意味着倡导一种方向，一种plan，计划。

程：最早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学者，其实正隐含着我们上面讨论过的文化心态。他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