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融通文理”思想

《学习时报》孙小礼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科学事业家，他早年提出的“融通文理”思想和在北京大学试行的一些措施，至今仍然富有启示。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928），曾一再强调要把“文”与“理”沟通起来。他在1934年所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回忆：“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

在蔡元培自述的传略中也谈到：“孑民又发现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谈。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他认为，有几种学科，“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底。”他指出，文理两科之间，“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建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

对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蔡元培既作了纵向的历史考察，也作了横向的异同比较。科学与哲学由合一而逐渐分离，两者都是有系统的学说，“其所异者，科学偏重归纳法，故亦谓之自下而上之学；哲学偏重演绎法，故亦谓之自上而下之学。”“哲学为一种普遍之科学，合各科学所求得之公例，为之去其互相矛盾之点，而组织为普遍之律贯。又举普遍知识之应用于各科学而为方法、为前提者，皆探寻其最高之本体而检核之。”他指明：哲学追求普遍规律，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哲学作为普遍知识又必从方法、前提等根本方面对自然科学有所帮助。所以既不能离科学而治哲学，也不能离哲学而治科学，二者应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蔡元培重视科学，爱好美术，他对科学与美术的关系有很深切的理解。他指出，科学与美术不同：科学是用概念的，美术是用直观的；科学运用推理力，文艺运用想象力。然而他以数学、声学、光学、矿物学、生物学、天文学等为例，说明科学中有许多美的东西，有许多可应用美术眼光的地方；而美学研究，例如审美之研究，亦趋向于运用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有所谓“实验的美学”。他还指出，文艺虽有种种，而以文学为总代表，文学永远与科学并行不悖，永远与科学互相调剂。他主张人们在治科学之外，也兼治美术，有了文艺、美术方面的兴趣和陶冶，就会使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在治科学的时候更增添勇敢活泼的精神。他不但指出美术与科学之间的相通和互益，还进一步看到美术和科学都具有增强国家实力的功能和作用。他在自述传略中说“孑民对于欧战之观察，谓国民实力，不外科学、美术之结果。”

在教育事业中，蔡元培在提倡教育科学化和教育劳动化的同时，还提倡教育艺术化，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美育的重要性，认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不仅要在我国创办专门的艺术学校，而且要在各类学校都推行艺术教育，以提起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的思想。

1918年10月30日，蔡元培将他的“沟通文理”的建议提交给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经校长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行。当时他提出的一项具体措施是，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种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

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创办这一刊物的三个理由，其中之一便是为要“破学生专已守残之陋见”。他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的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他希望《北京大学月刊》能有助于改变这种陋习：“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新青年》上撰文，反对在中学分设文、实两科。他说：“近日，北京大学方鉴于文理分科之流弊，提出‘文理合并’ 之议，而中学教育界乃盛传‘文实分科’之说，异哉！”他认为，“若分中学为两科，是破坏普通教育之原则矣。”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了“废科设系”，即废除文、理两科的科别，将分属两科的14个专业，列为十四个系，并以数学系为第一系。为什么把数学系列为第一系呢？他是这样说明的：“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

在蔡元培校长“融通文理”思想的感召下，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二十周年时，由化学教授王星拱开设了一门兼容文理的课程――科学概论，其讲义稿的上卷《科学方法论》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于1920年出版。王星拱在序言中说：“自从蔡孑民先生到北京大学之后，大学里的各部分，都极力的要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才，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试问我国教育之目的，能说不是要造就适应世界环境的人才吗？”科学概论讲议的下卷为《科学发达史和科学中之综合的理论》，后来由武汉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