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背影
陶老留给我们的
5月19日，陶西平先生在京仙逝，教育界一直沉浸在深切的缅怀中。自1955年从事教育工作以来，他始终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研究者以及引领者。从普通教师到中学校长，再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联合会荣誉主席、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首任会长……这位老人一生为中国教育界留下了很多，为我们为人、做事留下的更多。他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回望中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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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疆”所以“懂得”
文 / 贺春兰
陶老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这个现象本身说明了什么？他给生者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两天里，笔者读完了十多万字或发给本刊或见诸各种媒体的纪念陶老的文章。结合自己的亲历，试着得出如下结论：
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考虑为民办教育界组织一场纪念活动，陶老特别录制了一段视频发来。活动举办前夕，陶老特别从国外再次来电嘱托：“春兰，当此时刻，要为民办教育人鼓劲加油。也要提醒大家，是改革开放这一大时代造就了英雄辈出，民办教育人方也才有大的人生成就，大家要感恩时代。”事实上，用感恩的心、建设性的态度积极乐观地推动问题解决恰是陶老一生的坚持。在经历各种磨难重返工作岗位时，陶老特别念及了一首诗：“穿过漫长的岁月，我回来了，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据北京教科院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苏靖回忆：陶老曾多次提及，遇到任何困难，都应该积极乐观笑对。他还特别说“来日方长”，不论多大的事儿放到时间的长河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他的人生多挫折，但他早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始终以赤子之心回报滋养他的这片土地和人民。
而这样的个人对时代际遇的超越在他的文字中清晰可见。他曾这样劝勉民办教育人：“每位教育家都有一个自身成长的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培养另一个人成为教育家。因为教育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迎风斗浪的海燕。”我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首任会长，面对还不尽完善的民办教育政策，他关切也积极推动。但面对民办教育人的牢骚，他始终强调建设性地来看时代进程及问题。
他的事业没有边界。
不论是公办学校管理者还是民办学校举办者，很多人都会回忆起在创业、办学过程中陶老的支持和鼓励。也有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忆起一个细节——自己最早收到的生日祝福居然来自于先生。那么忙，还如此用心于小他几十岁的年轻人！对此，有人如是解读，他强调积极进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教育整体优化，可持续发展。而无论政府官员、学者还是媒体人，都是教育整体优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对此，笔者深为认同。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联合会荣誉主席，也许他更能够跳出教育来看教育，他的心里装的是整个祖国。基于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忙中的陶老细致入微地观察人、团结人、凝聚人，传承并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在笔者看来，他大爱无疆，无帮无派，亦不画地为牢。他的视线超越了远近亲疏、超越了自己的身边人。为中国教育，他愿意礼贤下士，主动团结、凝聚起每一份积极的力量。也正因如此，他的事业舞台没有边界、他的课堂之广阔、他的学生之多，同辈人难以比肩，更是在身后留下了一片璀璨的星河。
他实事求是、尊重实践。
最令笔者感佩的是，无论作为领导，还是陶老作为学者，对实践的尊重，对实践者的倾听，是他实事求是作风。国内著作等身的学者其实很多，但能够高度重视实践、尊重实践，并将学术和实践，将自己的人格信仰和所做学问高度融通的学者并不多。2007年，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举办民办教育产权问题的沙龙，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后，特别派人来到报社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他时任国家总督学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民办教育工作者联谊会主席。他身边人告诉我，凡他关注的问题，一定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充分调研。
笔者高度认同《中小学管理杂志社》原主编沙培宁对他的评价：与袁隆平先生相似，他们的问题，都是从广袤的大地中生长出来的问题；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田野、回归田野、天地融合、饱含现场感与生命感的研究；他们的成果，都是为大地带来希望、使生命更加丰满的成果。他们从不自说自话、沉于思辨，也从不云山雾罩、故弄玄虚。于他们而言，实践是最大的问题库，也是最大的资源库、最强的动力源。陶老不仅是一线教育改革实践家的启迪者、导航者，也是他们贴心的倾听者、对话者、欣赏者和伴行者。因为心里装着大问题，所以哪怕是对实践细节的分析，他也能做到“微而不小”，理清“术”中之“道”，深掘“这样做”的“意义”；因为有对教育虔诚的敬畏、浓厚的情怀，所以，他能在与改革者的共情、共理、共为中，对他们有一份深深的“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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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尊重心系发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
苏 婧
陶老一直关心学前教育发展。陶老去世后，很多园长追忆陶老，情真意切。北京市第五幼儿园邹平园长讲述了2016年“六一”儿童节陶老到幼儿园参加活动的情景。当园长向孩子和家长介绍他时，陶先生说：不用介绍那么多，孩子们听不懂的，就说一位爷爷来和他们一起过儿童节。落座时他还提议把会场最好的位置留给孩子们，生怕大人坐在前面会遮挡孩子们的视线，影响他们看节目。后来他和小朋友一起玩拍手游戏，孩子们和陶爷爷交流、互动得格外开心！陶老谦逊和蔼、平易近人的教育家风范，令在场的人无比钦佩！
陶老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北京市陈鹤琴研究会举办的一次教育论坛中，他向在场的园长、老师们娓娓道来自己对陈鹤琴先生教育理念的理解。给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是，当他提到20世纪3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给陈鹤琴先生《家庭教育》一书所作的题为“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的序言中，高度赞扬陈鹤琴先生“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著成此书”。陶老转而说，在一次民办系统的优秀教师表彰会上，一位获得表彰的教师代表介绍她在日常带班过程中，时常想的是“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陶老说，大道至简，殊途同归！我们可以看出当年陶行知先生所说的“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著成此书”与青年优秀教师所说的“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假如我是孩子”与“以科学的头脑”相对应，强调的是教育要遵循幼儿的发展规律，尊重、理解孩子的年龄特点，拥有一颗未泯的童心，要拥有同理心；而“假如是我的孩子”与“母亲的心肠”相对应，体现的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心中要有大爱。
陶老一直心系北京市学前教育发展。2001年时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陶老力推《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出台，这是全国第一部学前教育地方性法规。陶老多次强调学前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性，应该在法律上得到一定的保障。为了让出台的法规更有针对性，他亲自深入社区调研小区配套幼儿园的问题，到街道、农村幼儿园了解其困难。2017年暑期，当北京市教工委领导请他对北京市的教育提出建议时，陶老第一个提及的就是关于学前教育发展的问题。他对北京市一些区因为迫于学位压力，积极想办法，开展半日二部制的做法十分关心。他说，如果北京市再出现更多的半日制园，恐怕就很难让老百姓满意了。并向教工委领导建议一定要做好调研。在陶老积极倡议下，北京市教工委领导责成北京教科院尽快做出调研分析。他认为要解决老百姓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不能仅仅是教育界内部努力“克服困难”，以牺牲局部利益或降低质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调动全社会各方来关心学前教育的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才能让老百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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