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处浙闽高地，俯视江南，控扼鄱阳。北纬30度的神秘土地，孕育出峥嵘磅礴的黄山奇景，透露出徽州先秦史上的文明之光。“新安人”从这里诞生，国在这里建立，学术界所称“原始瓷”一词，最早就是来自屯溪西周墓葬出土的釉陶器。其中“云纹五柱器”青铜器，形制奇异、纹饰神秘，堪称全国“独一无二”。徽州先秦史上的文明之光，已经绽放出明清博大精深徽州文化的一缕曙光。
云纹五柱乐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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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徽州秘境
大地是人类和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地理环境又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谈到徽州文化史，不能不了解徽州的地质史和地理环境。
徽州地处北纬30度，在这一纬度上，一直充满着神秘和神奇。世界上很多秘境都处在北纬30度，如非洲的金字塔、空中花园，美洲的加州死亡谷、魔幻森林、玛雅文化、百慕大三角洲和亚洲的三星堆，都存在未解之迷。同样，徽州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一个神秘的境域。大约在6亿年前，徽州是“原始江南古陆”的一部分，是安徽地质史上最早的陆地。休宁县蓝田晚前寒武纪植物群化石“陡山沱期生物群”，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宏体生物群，为早期复杂高等生命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窗口。4.4亿年前，由于加里东造山运动，原始江南古陆同它南面的陆地连成一片，仅在东南残留山个浙赣海湾。距今约3亿年前，石燕期海浸使徽州成为湘、赣、粤三角洲的一部分。2.1亿年前，又因华力西运动，江南古陆同江浙陆地连成一片。
1.4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徽州大地上生活繁衍着大量的恐龙，其中歙县王村镇鸡母山发现两种恐龙新种，分别被命名为黄山龙和地博安徽龙。另外，在徽州区岩寺择树下村、黄山区太平湖大桥黄土岭路段、休宁县渭桥乡上暨小村、齐云山等地发现恐龙的遗体（骨骼）、遗迹（脚印、皮肤）和遗物（蛋、粪）类型化石。在徽州这样一个小的区域内，集中发现如此丰富的恐龙化石遗存，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强烈的折皱、断裂和岩浆活动，成为徽州恐龙的噩梦。侏罗纪晚期，侵入地壳裂隙的岩浆在深处凝固，形成黄山的胚胎。其时，屯溪附近的古陆则因断裂下陷变为内陆盆地，储水成湖，而后四周山地风化的碎屑物和有机物在湖盆水下沉积，天长日久，又胶结成砂岩、砾岩和石灰岩。从距今6千万年以来，又因强烈的构造运动，湖水消退，组成黄山的花岗岩体不断隆起，成为千米以上的山岭，以后又经间歇抬升，周围较松软的岩石经风化和流水切割、冰川剥蚀，形成峰峦劈地摩天，云凝碧汉，峥嵘磅礴的气势。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称：“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徽州山地及丘陵占十分之九。黄山山脉盘踞于西北部，横跨歙、黟、休宁、祁门、太平五县，海拔在千米以上，山高谷深，磅礴峥嵘。驰名中外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黄山，便耸立在这里。东南部的天目山、白际山和五龙山(率山)山脉劈地摩天，峭壁林立，海拔也在千米以上。东部的昱岭、歙岭，西部的大赤岭，犹如两扇门户，守卫着徽州东、西两条通道。中间地段低山逶迤，峰圆坡缓，新安江及其支流率水、横江、丰乐水、扬之水、布射水，以及阊江、乐安江、青弋江奔泻冲击，形成黄山与五龙山之间的婺源、祁门盆地，黄山与天目山至白际山之间的徽州盆地（兼有黟、歙、休宁、绩溪各一部分）以及黄山东段与北坡支脉之间的旌德谷地。新安江、阊江、乐安江、青弋江为徽州的四大水系，分别源于黄山和五龙山脉。顺新安江东下可达杭州，沿青弋江水系的徽溪、乳溪可出江南，从阊江、乐安江可入鄱阳。在荒蛮的先秦时期，这四条水路是徽州与外界联系的天然通道。
新安江是钱塘江流域文明的源头，与古越文化密不可分。钱塘江古称浙河、浙水、淛江、渐江，《山海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时称：“今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庄子》称“浙江”为“淛河”，《庄子·外物篇》载：“自淛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宋元时期，“浙”“淛”经常通用，如秦观《游龙井记》：“龙井旧名龙泓……其地当西湖之西，淛江之北，凤凰岭之上，实深山乱石之中泉也。”《汉书》《水经》称“浙江”为“渐江”，《新安志》称：“'浙’或作'淛’，音制；或作'渐’，义并同。”按照徽州方言的读音，浙、淛、渐三字的读音基本相同。钱塘江因钱唐县而得名，最早见于东晋。《太平御览》卷载：“浙江，虞喜《志林》注曰：今钱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涛，水势折归故云。”虞喜是东晋时的会稽郡余杭县人。
无论“浙”“渐”，均源于徽州。地方志书所载地名中，休宁县有“浙溪水”“渐江”“渐溪”，婺源县有“浙岭”，就是最好的证明。1983年和1985年浙江省科学技术学会组织钱塘江河源河口考察队，对钱塘江源进行科学考察，“确定新安江是钱塘江的正源，其源头在安徽省休宁县率水上游冯村河发源地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的东坡”。新安江源头分为两大支流，南支称率水，为新安江正源，发源于五龙山脉的六股尖；北支叫横江，源于黟县五溪山主峰白顶山。两支在屯溪汇合后，至歙县浦口一段，称渐江。歙县浦口以下至浙江省桐庐以上，称新安江。江水继续东流入富阳市境，曰富春江；再往东，到了萧山区的闻家堰，称钱塘江。
徽州地形复杂，土壤类型多样，水热条件优越。因而地上地下资源丰富，植物种类达千种以上，木、茶、桑、麻、漆、香菇、木耳等是徽州的传统土特产品，动物种属也很可观，矿藏中的铜、铅、锌，钨、锑、锡等也有相当储量，祁门瓷土更是久负盛名。这些都是徽州历史上之所以能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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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历史上的土著先民
徽州是我国原始文化中一个独立的发展单元，历经智人时代、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和封建时期发展阶段，一步步走来，没有停留，没有断代。
1962年10月至1963年6月，浙江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黄正维和孟子江在调査浙江石炭、二叠纪灰岩区喀斯特地貌时，在新安江下游寿昌县李家乡上新桥村乌龟洞内发现动物群和古人类遗物、遗迹，为新安江流域第四纪地质和哺乳化石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197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韩德芬等人再次对上新桥村乌龟洞进行试掘。意外地找到一枚人的犬齿化石。这枚人的犬齿化标本为右上犬齿化石，齿冠高11.6毫米，中径为8.5毫米，唇舌径为9.5毫米。与已知的国内人类化相比，如与中国猿人比，缺少中国猿人犬齿的诸多原始性，而有许多进步性；若与同属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犬齿对比，在形态上十分相象。故把它归入晚期智人类型，是猿向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距今约五万年左右。其时原寿昌县已划归建德，因命名为“建德人”。李家乡新桥村乌龟洞毗邻淳安县，与淳安县赋溪乡遥岭相望，秦时寿昌和淳安二县同属古歙东域，故论文化属性，“建德人”是新安江流域土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为“新安人”最为恰当。
徽州土著先民属于哪个民族呢？
四千多年前，亚州东大陆分布着华夏，东夷和三苗三个部族集团。华夏主要在黄河中游，东夷在东方，三苗在南方，《战国策》记载其地“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又称彭泽，即今之鄱阳湖。徽州靠近鄱阳，先秦古籍《山海经》便是将徽州视同鄱阳一体的，称“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这里所说的“三天子都(鄣)”就是指徽州地区。刘师培编著的《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更明确地指出，“三天子”即指“苗族之酋长”。彭适凡在《吴城文化属考辨》一文中，也把徽州和鄱阳湖地区视为同一文化系统而加以论述，他指出：吴城文化“北和东北可达长江沿岸和皖赣交界的山区”。因此，徽州土著先民在远古时期属于三苗族。
尧，舜，禹时代，华夏族曾对三苗族进行过多次征伐，禹征三苗之后，史籍上“三苗”的名称不见了。到了夏王朝衰落之际，三苗族号称“越”的一支又开始兴盛起来。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古越族主要有蛇或鸟图腾，习水便舟、巢居、善铸铜等习俗。这些都可以从徽州的民俗和考古发现中找到它的痕迹。现在一些山村贫苦农民的房屋建筑、“文化大革命”时盛行的“宣传台”和逢社遇节为演戏而搭的戏台，尚留有越族“巢居”干栏式建筑的影子。先秦徽州同外界联系主要靠水路，其居民习水便舟的特点也是可以肯定的。1959～1975年，屯溪西郊奕棋村附近先后发现8座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在形制、纹饰和构图风格上，具有浓厚的南方特色，属越文化。从1号墓和2号墓中发掘的20件成组的青铜器，到目前为止，在江南地区还属罕见，体现了徽州土著先民善铸铜的古越民族特点。屯溪西周墓随葬品同古越族的随葬品组合规律，也是一致的。福建，广东、广西等广大越族活动区域发现的墓葬中，随葬品基本都是有生产工具（陶纺轮等）和生活用具（罐、盘、盂等）。此外，随葬砺石也很普遍，不少墓有玉(石)玦。屯溪西周墓也随葬有陶纺轮、罐、盘、孟等，以及砺石和玉玦。
从徽州的一些地名上来看，也可以证明这儿曾经是越人聚居的地方。如“三阳坑”，此“坑”乃是“溪谷”的意思，与中原话中的“坑”是凹地意思不同，而福建、广东话中的溪也读如“坑”。其它如“培”（指山坡）、“堨”（土语读“会”，指拦水坝）等词语，也都是越语的遗存。
这些都说明了先秦徽州土著先民属于“三苗”以后的古越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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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谜”与文化属性
徽州先民很早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随着历史的演进，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私有财产和产生贫富分化。旧的血缘关系不断受到冲击和破坏，旧的氏族、部落随之发生分化和解体，产生了最初以氏族或民族群体集结而成的族国，例如黄河流域的夏、商部落。
徽州有没有类似的族国呢？文献没有记载。
屯溪西周墓中出土大量的随葬品，有生产工具（陶纺轮、砺石）、生活用器（碗、尊、钵、盂等）、乐器（钟形五柱乐器）、装饰器（玉玦）等。其中还有当时只有奴隶主才能享用的鼎、尊、卣等青铜器物，奴隶制方国武装用的青铜剑、箭镞等。有件奴隶形象的铜俑——三个女性奴隶双手上举，双膝前跪。尤其令人回味的是，出土的一只尊内底有铭刻，其文为“ 父乙”。按殷周彝器通例，“父乙”是人名，“”是国族名。“”字不见于《说文解字》，故不得其解。但根据汉字的构造规律，它无疑是个会意字。“门”可理解为关闭或闭塞，象徽州处于丛山的障围之中；“子”是小孩，泛指人，为民入之象。门中有子，似可理解作徽州土地上的人民；门中之人，因可解作徽州的土著先民。屯溪西周一号墓，规模之大(长8.8米)，随葬品之多(92件随葬品)，品种之丰富，吃、喝、玩、乐、装饰品，样样齐全。表明墓主绝非普通平民，而是奴隶主贵族。因此，“”也许是徽州最初的族国。
然而，“”只是一种推测，是否存在仍然是个迷，有待于发现新的史料来证实。
先秦时期在徽州境内，分布着大量的旧、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属性也带有自身特点，其中以歙县下冯塘遗址最为典型。下冯塘遗址位于歙县富竭镇冯塘村南约200米处，1994年、2010年曾两度对下冯塘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出土遗物分为陶器石器两大类，其石器120件（不包括石坯、石料废料），陶片9000余片。下冯塘遗址出土石器，以石镞的种类形态最为丰富，其次为石锛和石刀。陶器多夹砂红陶与夹砂红褐陶，陶质疏松易碎，火候较低。从石器、陶器的功能组合看，下冯塘先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为狩猎与捕鱼，同时农业生产和采集是重要的补充，纺织也是当时的一项生产活动。下冯塘遗址所代表的文化，从旧石器一直延续到铜石并用时代。
歙县桐子山新石器遗址也较为典型，该遗址位于岩寺朱坊农场。1988年发掘，出土有石斧、石锛、石簇、刮削器、石网坠和各式陶鼎足、陶器口沿、器壁、陶纺轮等。陶器主要为夹砂红陶，制作粗糙，吸水性强．鼎足上有刻划和点戳纹，筑壁上有绳纹、篾纹。从纹饰、型制、质地等特征鉴定，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与良渚文化相近。该遗址还出土属于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纹饰为大方格纹、小方格纹、席纹等。
其他新石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有绩溪方家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屯溪下林塘新石器遗址、歙县新州商周至秦汉时期遗址、婺源善山商周遗址、婺源王封商周遗址等。
1959～1975年，屯溪西郊奕棋村附近先后发现8座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墓葬，这几座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的特点，都和中原地区的西周墓葬有所不同，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墓葬均无墓穴，只在平地上用卵石铺砌出墓室的范围，其上放随葬品，越民族盛行堆土墓葬，俗称“土墩墓”，屯溪奕棋西周至战国墓葬采用的就是土墩墓。随葬品主要为青铜礼器、原始瓷器等。1号墓的随葬品比较丰富，其中青铜礼器有鼎、尊、卣、盘、盂等。除盂和一件三足器外，其他器物都两两成对。器形有的和中原地区所出的同类器物相同，如尊和卣。有的则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其中的两件鼎，腹较浅，三足为尖锥状而向外撇。器形也很特殊，器矮而有颈，双耳上有镂孔装饰。铜器的纹饰，既有中原式的饕餮纹、夔纹、鸟纹、雷纹、乳钉纹等，也有蟠螭纹、蛙纹等地方色彩较浓的式样。随葬品中有大量的原始瓷器，器形有豆、碗、尊、罐、等，表面施灰青色或姜黄绿色釉，纹饰多弦纹、斜方格纹和几何形印纹。
新安江文化区域农业风俗中，以“鸟田”风俗最富特色。《水经注》记载“渐江水”时称：“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屯溪西周墓葬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铜鸟饰，作伫立待飞之状，翼翘上嵌有绿松石，造型新颖美观，形态生动逼真，体现了徽州土著先民对对鸟的尊崇，亦或是“鸟田”风俗的体现。越人有裸体之俗，屯溪奕棋西周3号墓葬出土四尊形态相同的铜塑裸俑。裸俑乳房微实，臀部丰满，呈女性特征。造型为屈膝跪坐，上肢弯曲，手心平举向上，作托举姿势，面部表情愁苦，耳垂有缕孔，头顶一长方形牌，牌中剔一缕子，似为奴隶俑，应该就是当是土著裸俗的体现。
屯溪西周1号墓出土两件青铜钟形五柱器，器形特异，未见于北宋以来著录。击之，五柱之音各不相同，且每柱不同部位的声音也各有异。此两器中左端第一柱干内沟槽深宽者间较高，浅窄者音较低。其他各柱音之高低，两器也不相同。其用途不明，有人认为是插置管乐器的用具，有人认为是用来校正音律和音高的定音器，至今也没能研究出所以然来，成为历史谜团。一只铜鼎上绘有舞蹈图，图上两人轻盈起舞，并作回首对语状。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歌舞娱乐活动也非常丰富，如果当时歌舞不普及，工匠恐怕也绘不出如此形象逼真的图形。所出土陶瓷器77件，釉陶器占71件。这些釉陶器大部分质地坚硬，细腻，吸水弱，烧成温度选，1200℃左右，击之有铿锵之声，其化学成份租陶瓷胎的显微结构都具有后来南方青瓷的特征，被郭若沫定名为“原始瓷器”，写入《中国史稿》。
（作者系黄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调研员，徽学专家）
审定：汪明洁
审稿：吴清健
编辑：倪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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