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史 | 婚姻决定权究竟在谁的手里？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贯穿于历朝历代，甚至在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婚姻生活。

　　1.父母之命。

　　按照礼法，婚姻原则上是必须由父母决定、媒人撮合而成，男女自己不能做主。《白虎通·嫁娶》中说：“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可见，婚姻之所以不能让男女自主，正是为了预防可耻的“淫佚”之事发生。

　　由于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所以对于儿女婚姻，父母一般都有发言权，但最终决定权则往往操在父亲手中，这是由夫为妻纲、妻要从夫的家庭性别关系所决定的。

　　2.媒妁之言。

　　媒，古通谋，《说文》中如此解释：“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可见，“媒”的最初含义，为谋合两姓之好的中介人，秉承一种神圣的职务，起着婚姻保证人的作用。

　　媒的出现，是一夫一妻制文明社会的产物，标志着以聘娶婚制取代掠夺婚、对偶婚等早期婚姻形态。周朝统治者鉴于殷商“兄终弟及”和“少子继承制”带来王室的祸乱，竭力改革并形成以嫡长子承嗣的宗法制度，同时为了扩大子嗣，需要在婚姻上实行多妻制，制定出“诸侯一娶九女”不再娶的媵妾制。婚姻必须通过媒人在双方中间说合，媒人这一职业便应运而生，官府设有“官媒”，民间也有许多妇女以此作为生计，称为“私媒”。《礼记·坊记》记载了当时的礼俗：“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倘若女子自选夫家，会被人认为是一种可耻的丑行，《诗经》中如此告诫人们：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诗中把媒人的作用夸张到像砍柴时的斧子一样是不可缺少的要件。《礼记·曲礼》也说：“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更有“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之说，认为，非媒主婚违背礼数，是受人蔑视的。

　　媒氏最初可能是妇女专其职，后世男女皆可兼之。媒之初是受人尊敬的，对于维护婚姻正途，客观介绍男女家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春秋以降，礼崩乐坏，媒官制度的衰落以及商品经济和私媒制度的发展，媒的神圣性逐渐消失，商品性和腐朽性却日益显露出来，古时“酬媒之礼无闻”，后世则“先娶期而馈媒”，媒为贪图钱财谋两头说谎的事也并不少见。故《战国策·燕策》云：“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常将家长意志强加于男女，造成婚姻的悲剧。

　　不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是古代社会的正统观念和主流习俗，现实中常有例外。尤其是在礼教束缚比较松弛的时代和地区，父母为女儿择偶时常常会征求并尊重女儿的意见，或者完全听凭女儿自己选择佳偶，而女子背着父母私自与意中人结合的事在古代也并非罕见。先秦时代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齐国有位女子，两家邻居都向她求婚，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美而贫，父母很犹豫，就征求女儿的意见，又怕女儿不好说，就让她袒露一边衣服来表示喜欢哪一家，不料女儿竟将两边全袒露出来。父母不解其意，女儿说：要在东家吃饭，西家住宿。这些都证实了先秦时代的女子在自己的婚事上是有一定自主权的。东汉孟光又胖又丑又黑，年届三十还待字闺中，人家给她做媒，她挑挑拣拣，都不满意，父母很着急，问她缘故，她表示一定要找本县梁鸿那样的贤士。梁鸿得知，便娶了她，他们成了一对为后人赞美的“举案齐眉”的好夫妻。有的女子甚至背着父母私自与意中人结合。汉代富户寡女卓文君由琴音而爱上了才子司马相如，夜半投奔他的住处，两人一起偷偷跑到成都，当垆卖酒为生，最后卓文君的父亲不得不认可这门婚事。这千古韵事都是女子主动与意中人私自结合，而家长到头来也不得不依从她们的心愿，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中国古代爱情小说中，闺阁少女私订终身、“偷香窃玉”之类的故事连篇累牍，这除了文人追求风流韵事的心理原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社会现实的投影。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汉代婚姻，还是很尊重本人的意见，不像后来专由父母主持。从总的发展趋势看，随着礼教的日益加强，两性防范的日益森严，女子在婚姻上的自主权、发言权越来越少，而私订终身、偷香窃玉一类行为也日益为家庭所不容、为社会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