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不知，“真”的層級，應是一個倒立相聯的圓形錐體：錐點的核心便是“情真”。依次順連而出的無數由小至大的圓形：皆由其相對獨立的“情真——智真——理真——情真”模式，循環而成；膨脹之極，便幻化為“道”。
只有“錐點”才是人性之本。所以說，“人之初，性本善”與“人之初，性本惡”可能都是“偽命題”。因為善與惡的判定，當屬“智真”，甚或“理真”層級的事；與“人之初”的時點判斷根本無法對應。故只能說：“人之初，性本真”。
錐體圓形的邊際愈小，個人立足于社會的智識便愈少。但人類社會的發展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就給每個生命體留下足以生存的廣泛空間。
生命也因此變得多姿多彩：有人漫道求索，順著錐體圓形的邊際螺旋式地攀爬著，以成就科學體係；有人燃起激情，洞悉著錐體圓形的中空，以窺視宗教的奧秘；更多的人則是借助他人的經驗與智識，平衡著倒立錐頂的搖晃，以享受生命本身的娛樂。
我的意趣便恰好于此：在享受生命娛樂的同時，還夢想著自己能網絡般地觸及到各種生存思維的中樞神經，以期能夠更為完美地體驗出生活意義的本真。
這一切，又都是在看見蘭草根之後才有的想法。08年，雪災過後；九樓的露天涼臺上，厚積著3、4公分的冰塊。待鏟除冰雪，修整花壇時，才驚喜地發現：還有一盆蘭草未被凍死。于是等到春暖，瓣去裂盆，才知：蘭草之根是如此地參差、細長而密集；和泥土膠結，難分彼此。
狠心之下，先是橫向剪去大半根係泥土，再縱向裂分其半：一半獨佔一盆，重點培養；一半又裂分其數，讓空著的花盆，盡數栽上。各自撒上花肥，澆點水，便算完成了“蘭花壇”的籌建工序。
現在，各色花盆都盛長著豐實的蘭草；至夏而秋，每半月，定然花開一次。其獨立之態，觸目而讓人遐想不已。
古語道：男子樹蘭，美而不芳。那頂著花苞突然冒出的花莖，確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們那深埋在泥土的根係，雖相纏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但綠叢中裸露出還不盈寸的花骨，卻分明獨特、傲然而堅挺。既不衍生，也不攀附；大方出頭，使勁瘋長。碰到風和日麗，並不多貪時日，三四天後，便悄然隱逸；遇著狂風暴雨，或是烈日幹旱也不萎靡，不笑過幾天也絕不下崗：猶如在它們的基因裏，早已布滿了“花無百日好”的咒語。因此，它們才會如此格外地珍惜已然花開的機會，才會如此不顧一切地將終生積蓄的能量換成只能綻放片刻的美麗。
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花開時期，領唱著自己熟悉的歌詞，盡情拓展生命中的豪邁；花落時節，咀嚼著他人哼過的詞曲，獨自品味人生中的余韻。
賤命好長。蘭草之賤，則是出乎我的意料。81年秋，在九江長山踏勘選點時，經人介紹認識了蘭草。其興奮之情,不亞于在贛南思順採集到筆石時的感受。浪漫得把山腰上挖出的蘭草，移栽到住所的南窗下。從此，每每下山，便多出哼唱“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的情趣。
歡快畢竟是青春的主旋律。當跑過貴陽、重慶、武漢、南京、蘇州、杭州等地的地理考察時，對比著在贛南、九江的地質實習，才感受到“野生”思維結構中：不僅存儲著奧陶紀(係)的時空密碼，還增添著江湖與城鎮的人文符號。這一字之別，也改變了我整個的人生軌跡。使放浪的青春更多了點精神負荷感。
不斷充填這種厚實感，並把它當作人生十字架予以自覺背負的誘因，則全在于85年脫產進修中文時，所遇到的兩位恩師。
可能是野生土味，更能吸引眾多眼球的緣故。我被周紹馨院長的注意與錯愛，完全是偶然：在文學概論的課堂上，周院長難得一次地拿著學生的作業進行講評。偏巧那節課，我在打磕睡；同桌推醒我後，自以為是在提問；茫然地嘟囔著：“昨晚,打牌……”。許多同學，竊笑不止。同桌也低著頭,眼睛盯著書本，輕聲地告訴我：“在講評你的作業”。
我一臉的驚愕,萬分懊悔地抬眼望著老師。他卻十分和善，點頭示意我坐下。課後，認真閱讀評語時，見作業裏還有三處被紅筆點圈過，並在每處後面只批了一個字，分別是：好！美！妙！
至今，我也難于敘述當時的心境。有時碰到復雜情感需要刻意表述時，往往又不知所措；最後，總是把經歷與情感雜糅為殘存的只字片語，想物化成自己的人生之鏈，保留在記憶的深處。
年輕時的周紹馨，就是省作協的才子。
“你知道光未然嗎？” 周院長總是漫不經心地輕聲問我。有時常懷疑：自己未聽清楚他的問話而亂答。當然，我即便答錯，他也決不會再追問。
“黃河大合唱的詞作……”我小心地回答著。他聽著，臉上似乎挂著點笑意。
“明天九點，跟我去聽他的報告。可能沒有位子。”面對我的感激，他倒顯得有點歉意。
那場報告，聽得我頭暈。安靜地站在會場後排，足足等了一個小時。七十多歲的老人，才從機場趕來，在熱烈地掌聲中，緩步出場，安然就座；看上去挺有精神。
老人先是滿懷虔誠地回憶了與冼星海相處的一些往事，轉而緩慢地談到現實……。
老人十分健談，尤其是“啊”得抑揚頓挫；兩個小時的報告，也就不知不覺地“啊”過去了。
會後，滿臉輕松的周院長，問我有何感想。我吱唔著。他卻興奮得邊說邊走了，“不容易啊”一直留在耳際，懷念至今。
大我一輪的梁老師，因未能聽到中國作協副主席的報告而懊惱了半天。糾纏著我，要我把他認為所有的重要細節都講給他聽。我一臉的茫然，只是有問必答而已。
老梁一直弄不懂：周院長何以如此這般地高抬我。有一次，他側著肥胖的身軀，頭幾乎頂著我的下巴，笑瞇著眼，嘟囔道：“周院，年轻时，也吃了不少苦啊！”
說話時，他的左手不時地端正著眼鏡；右手握著折疊好的扇把，配著語速，有節奏地敲擊著我的前胸。直到講完一小節，他才微微挪開點身子，左手輕撫著扇頂，右手母指一頂,“叭”地一聲，打開折扇，輕搖幾下。倣佛在快速地思維鏈接。若想接著說下去，便又是收扇，俯身，敲擊。
我不僅喜歡他那富于正義的心機，更喜歡他的磊落、率直。
“底子不錯，勤奮不夠。”每當看過我被催促得無法再拖，才上交的作文時；這兩句，已然成為他對我的定性評語。只有碰到他確實滿意的作文時，才會追加一句：“爭取在下期學報裏發出來。
在那改革還未開放的年代，梁老師祘是他那一代學者中，自我意識覺醒得較早的人。他原是中學的骨幹老師。文革時的刁難，並未給他留下深刻的余悸。這一點，與剛聽到郭蘭英歌唱，就淚流滿面的周院長形成鮮明對比。
“在中國的會議文化裏，講話的形式意義，遠遠大于它的內容。” 瘦高的周院長總會不失時機地點撥我。每當他彎著腰，與我輕聲交談時，莫名的感激總會堵塞著我的整個思維；他那充滿政治智慧話語中的潛臺詞，老是會順著他手中的灰白煙灰消逝得無影無蹤。
我們畢業後，周院長曾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考察過美國的素質教育。考察報告刊發後，對我國基礎教育的新一輪改革，起著積極地推進作用。愈到晚年，他的學術思考愈深沉。99年，以《江西文學創作五十年寫意》總結著自己一生的社會工作與實踐經驗。06年，發表《e時代文學面臨的人性問題》，完成了自己學術人生的概括及其對現實社會的啟蒙。
梁老師則更多地是痛惜自己人生中最寶貴的十年給白白浪費了。他曾跟我開玩笑說：“要向中央建議，將我們這代人的年齡，法定地減去十歲。”他惜時如金，曾與人合作出版過五本書。調入教育學院後，也許是成功的激勵，更是發憤到忘我的境界。用那種最原始做學問的方法，與人合著《中華寫作大詞典》。不料，90年夏，為完成此書的最後定稿；與其他編輯剛聚到廬山，在賓館衝涼時，突發腦溢血，病逝于施救的途中。時年才39歲。
後來，在教宗璞《我的小弟》時，也曾動情地對學生們說過：“民族前行的艱難，必定會造就出一批奮不顧身的先行者。” 梁冠群和蔣築英們都是在衝刺人生至高境界的途中倒下去的。他們的生命雖然短暫；但留下的教誨、著作與精神至今卻還在惠及後人。這便是人生意義上的無怨無悔了。
在初涉社會的起步階段，我有幸地結識了一批真正的名師。在特級教師“張富語文教學法評審會”上，我驚嘆：先生竟能保存50年代至80年代，所教學生的各種練習本、書報及相關通信的原件。他的初中學歷，絲毫沒有影響到各路專家在評審時，對他的真情讚揚與感動。還有，時任師大地理係主任的李潛華老師，竟不肯在家裏安裝免費電話，理由是：影響備課。但在我告訴他：並不想做中學校長時。他卻鄭重其事地給我寫了回信：“總得有人為人民服務”。
時至今日，每當要調侃自己的無能時,還會常常翻新這句話：總得有時為人民服務。當我的論文分別在嘉興、曼谷、臺北等地交流時，其中有多少是浸染著恩師的心血，可真是無法說清；擬或他們所夢想的收獲，本就只想落在後人的身上？
無真難孕善,無善枉論美。真，尤其是情真及其層級的提升，如由己，而家、而國、而民族；愛己，及人、及社會、及人類；戀己，戀生命、戀自然、戀宇宙天地；這才是萌生小善至大善，欣賞微美至極美的前提。而在凝聚正能量的今天，何嘗不都是更需要智慧澆灌？
人生無處不凝聚著智慧。更何況那是經歷過政治、生活風雨洗禮的智慧。雖然，它們的凝聚，曾經伴隨過眼淚、鮮血，甚或生命。但它升華出的理性人生，總是“隨風潛入夜”式地沁人心脾。在民族振興的年代裏，就是這無數的草根學者，用他們的智慧，鑿開頑璞；使民族呈現出歷史上少有的生機。即使在理智坐標扭曲的時候，他們或隱忍、或變通、或抗爭。其生命中迸發出的無私與奉獻的真情，終將積淀為民族的文明之根。每當嚴冬過後，它們便會膠黏著更多的現實土壤，讓人總期待它們再次成綠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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