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碣石，当首先搞清楚《山海经》与《尚书•禹贡》的有关“碣石”记载，特别是《尚书》中的《禹贡》的相关记载。
堪称华夏最古老的地理文献著述《山海经》，是中国古代典籍具有独特风格的“奇书”。《山海经》全书尽管仅有3.1万字，却包含着中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比较丰富的资料，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山海经》共18卷，分为《山经》5卷和《海经》13卷两大类，其中约在春秋末、战国初率先成书的《山经》（全称《五藏山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书。《山经》以每一山脉为单位，分别描述其位置、高度、陡峭程度、形状、谷穴和面积大小等，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远古时中国的山势、水系、物产、神祗及祭祀之法等方面的情况，其所述地域、地望及山水走向等大多可考。《海经》几乎全是神话，原始神话、原始宗教的材料尤多，在神话学、宗教学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山海经》的作者及写作年代，自西汉以来的正统说法，传为大禹、伯益在上古社会所记；而实际上，其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作于一时，全部成书历经有很长的一个时期，直至西汉末年方经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刘歆校编在一起。
《山海经》的《山经》分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北山经在首山为“太行之山”的“北次三经”结尾部分云：“又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鱼。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这段记载表明，在远古社会的民间传说中，坐落在群山尽北处的碣石山是很神奇的，不仅山青石碧，而且有美丽的玉石出产。此处所说的“碣石之山”，一说指的就是现今的碣石山，当为流程比较短些的“绳水”（《说文》：“绳，索也。”
《小尔雅》：“大者谓之索，小者谓之绳。”）即发源于碣石山上的急流河，在《汉书•地理志》中被称为“揭石水”（见其辽西郡絫县条）；另一说，则认为“是指黄河支流绳水上源的一座山”（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碣石考辨》），其主要是基于“东流注于河”一句。“河”在古代专指黄河，“注于河”则为流入黄河。
谭其骧曾对“绳水”作过考证，认为“绳水”即郦道元《水经注》记述的“圣水”，东源发源于北京西山。大约是基于这一说法，在北京市房山区专职从事燕山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王德恒在1983年第2期《地名知识》杂志发表《北京市燕山区命名的历史渊源》，认为《山海经》记载的“碣石之山”就是“现在的燕山和军都山”。王德恒认为，《山海经》所载的“高是之山”即现在的五台山，而它北面“百二十里”的“燕山”（《山海经》北山经有“高是之山……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婴石”，“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的记载），即相当于现在的大房山。在远古时，因现今的燕山山脉并无定称，古人是否泛称其为“碣石山”，无以肯定，但说军都山古称“碣石山”，则有些离谱。须知，《山海经》是在记“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又记“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饶山”、“又北四百里，曰乾山”、“又北五百里，曰伦山”之后，才记“又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的，其间相隔“一千四百里”，“碣石之山”并非紧贴“燕山”甚明；而大房山（即北京西山，为百花山、猫耳山、陵山等北京城西一段山脉的统称）与军都山紧紧相连，中间只隔着居庸关，若说距离，顶多有几十里之遥，实在无法与《山海经》中记载的上千里数“对号”。此“又五百里”的“碣石之山”，当指的就是如今的碣石山，只是急流河并非东流注于河，而是东流注于海。查阅有关史书，不难发现，南朝时的宋国学者范晔所撰《后汉书•郡国志》，是认为《山海经》记载的“碣石之山”即在今碣石山所在地的。《后汉书•郡国志》在辽西郡临渝县（碣石山所在之今昌黎在西汉时为辽西郡絫县地，东汉时絫县废，省入临渝）条记有：“《山海经》曰：碣石之山，编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经》曰：在县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骊城县，海边山也。”其中“编水”即“绳水”。《水经》为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约创自东汉，魏晋时续成，撰写者说法不一；郭璞（276—324）为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注释有《山海经》和《水经》（一说为《水经》作者）。这表明，在东汉和魏晋时，《水经》的作者和东晋的著名学者郭璞均认为《山海经》记载的“碣石之山”，为东汉时的辽西郡临渝县境内的“海边山”——碣石山。
《禹贡》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汇编，系被称为“上古的史书”的《尚书》的一篇。《禹贡》把大禹治水的传说发展成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被视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这部著作用自然分区的方法，言简意赅地记述远古时的地理情况。其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较详；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总共仅有1193字的《禹贡》两记“碣石”，对古碣石山的地理位置记载得比较清晰、明确。其在“冀州”记云：“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为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其在“导山”部分记云：“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从这两段记载中，可较确切地看出碣石山在上古时所处的地理位置。
“冀州”部分的记载，说的是“尧所都”冀州的山川治理、土地田赋、入贡之道等情况。“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指的是“岛夷入贡之道”。据《史记•夏本纪》，“岛夷”当为“鸟夷”误，“鸟夷”指的是以鸟为图腾的远古部族；“皮服”为“以皮来贡”之意，即以兽皮作为贡品朝献。“岛夷皮服”，应当解释为，以鸟为图腾的远古部族在水害被治除以后，以兽皮作为贡品献给大禹。对“夹右碣石，入于河”句，历代学者注释较多。开古文尚书学派的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孔子后裔，在汉武帝时任谏大夫）的《尚书孔子传》（疑非孔子所撰，为后人伪托，现一般称之为伪《孔传》）云：“碣石，海畔山，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这是认为大禹夹行碣石山之右，乘舟由海中驶入古黄河口，顺黄河溯流归于都城。东汉经学家郑玄也认为这是在指大禹治水时由碣石山去河口之行，是禹由碣石山西北行，尽冀州之境，还从山东南行入河。这都是把这句话当作大禹治水的行踪而作出的解释。不过，这种解释并未被后人认可，到北宋时，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在《书传》中将之解释为：“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夹，挟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著有《杏溪傅氏禹贡集解》、《禹贡说断》的南宋著名学者傅寅指出：“此记岛夷入贡之道耳，余不必专自碣石入河也。观'西倾因恒是来’可见（见下梁州）。不独西倾，雍之浮积石亦然。记远不记近，此经文之妙。”自宋以后，《尚书》的注疏家大抵持此岛夷入贡之道遵海入河、碣石在右之说。著有《禹贡图说》的明朝嘉靖进士郑晓，曾明确指出：“碣石与岛夷连书，此即岛夷入贡之道也。”关于“夹右”，郑玄认为北行则东为右，南行西为右；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认为，夹右者，夹行此山之右，则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夹右；著有《书集传》的南宋学者蔡沈则认为：“岛夷以皮服来贡，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也。”由此可知，此语不管说的是大禹治水时的行程，还是岛夷入贡之道，都是在说遵海入河，在海上行舟以碣石山为转航标志，在碣石山的西面或是西南方向驶入古黄河口。刘起釪在《碣石考》中综述道：“按《禹贡》作者之意，当是说东北少数民族鸟夷（伪古文误作岛夷）入贡，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然后向西转航于渤海北岸之下，最后入于河，碣石正在转角上，所以称为'夹右碣石’。”应当说，刘起釪的这一分析是比较准确的，当为《禹贡》作者的本意。需要指出的是，据考证，远古时的黄河口在今天津市一带，距离今碣石山也就数百里，并非远不可及。
“导山”说的是远古时的山脉走势，在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指大禹治水时走的路线，即远古时的道路（以平原水大循山而行）。“导山”共述及九条山，“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说的是脉脉相连、遥相呼应的前四条山。第四条山，即“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被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称为“幽燕之道”，认为是由太行山、恒山，一直到碣石山而达到海边的去古冀州极北之地之路。对于“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句，汉朝孔安国《尚书孔子传》的解释是：“此二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而入沧海。百川经此众山，禹皆治之，不可胜名，故以山言之。”唐朝学者孔颖达同意此说，并具体解释说：“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恒山在常山曲阳县西北。太行去恒山太远，恒山去碣石又远，故云此二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而入沧海。”而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见解是：“……恒山而东北，历飞狐、居庸、天寿、密云，逾滦以东，尽于碣石，为舜幽州之境，绕塞以达岛夷，凡千余里，而山相属，其为幽燕之道一也。”关于“入于海”，王夫之认为：“河云'入于海’者，流之合也；山云'入于海’者，支之尽也。”胡渭则认为：“逾河为禹渡河，入海亦禹涉海也。”由此可知，从汉朝到清朝，历代学者的见解并非没有差异，但不论是认为在说山之走势者，或是认为在说禹之行踪者，均认为是在说“碣石”为海畔特出之山，其山与太行、恒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尽管不一定能像太行、恒山那样高峻险要、气势磅礴，却也高大得足以称得起沿海地区的重要标识了。此正如《水经》所云：“若以干龙论大尽，太行碣石至海堧。”
综上所述，不难得知，古时候的碣石山在远古时占有很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既是远古时的岛夷贡道遵海入河的航标，又是内陆的山脉通向渤海（时称“北海”）的标识；《史记•天官书》记“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意即此义。这样一座山岳，当非海边或海中一柱峭岩或礁石，亦非海边比较低矮的小丘，起码得是渤海之滨一座山势挺拔、引人瞩目的高峰。而在渤海北岸（或曰西岸），与《禹贡》记载的“碣石”名实相符的山岳，惟有坐落在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可当之而无愧。
坐落在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形成于中生代燕山造山运动，为燕山山脉伸向渤海近岸的突起余脉，南北长近24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跨越昌黎、抚宁、卢龙三县境界，占地面积约320平方公里。碣石山由近百座颠连起伏的峰峦组成，在数十里范围之内，岭岭相携，峰峰偎依，由北向南突兀拔起，形成三道呈东西横列之势的屏峰障岭；这三道屏峰障岭渐次增高，靠南一道最大的屏峰障岭高处，群山托起一座陡峭的高峰，其顶尖呈圆柱形，像擎天柱石一样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就是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位于昌黎县城北偏西5公里处，海拔695.1米，系渤海近岸特出的高峰。仙台顶的前部山胸为一堵被古人视作“形如瓮鼓，黧沫溅溜，神娲难炼，鬼斧莫凿”的巨大绝壁，其顶尖由两座南北并立的颠连峰峦叠成，在山下远望极似一方凌空拔起的柱石，如楬高插。不论是从山势上看，还是从特征上看，仙台顶的独特形貌，均合于古人关于“碣石”的记载，碣石山当由此而得名。重要的是，碣石山地当中原与辽东的交通冲要，其不仅为山之尽头海之畔的标志，而且是古今重要的地望航标。时至今日，昌黎、抚宁、秦皇岛、山海关和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出海打鱼，仍常以碣石山为航海标志，其主峰在海中矗矗高出，神奇无比，完全可以作禹贡时代的转航之标准。而且，在这一带近海平原上，很难再找出别的山岳可与之相混。早在唐朝初期，就有学者认定这就是《禹贡》记载的古碣石山。孔颖达在注河北道之名山“碣石”时云：“碣石在平州东，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当即《禹贡》之碣石。”“穹窿”，形容的是中间高而四周下垂的样子；冢，高坟也（《说文》），有时亦喻山顶（《尔雅》）。“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描绘的正是今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有如柱形的突起顶尖之貌。当时，今昌黎地属州治设在卢龙的平州，而在这一带沿海根本没有任何一座山峰可与之相混。这是有关“离海三十里”的昌黎碣石山的最早的具体指向记述。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人，精通经学，尤明《左传》、《尚书》、《易》、《毛诗》、《礼记》。他在隋炀帝时被举为明经高第，任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博士；入唐为秦府文学馆学士，为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官职，曾与魏征等人撰写《隋史》，并与颜师古等人撰有长达180卷的《五经正义》，是唐朝初期有名的经学家。孔颖达的这句对碣石山细加描述的注释，当为实地所见。这足以表明，今碣石山被认定为《禹贡》记载的古碣石山，是由来已久的。
明朝的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著其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眼光独到的很有价值的人文地理学著作《广志绎》时，宗孔颖达之说，在卷二记有：“碣石在永平、昌黎间，离海岸三十里，远望一山如冢，山顶大石如柱。”其中所说的“永平”，指当时的永平府治所在地卢龙县城。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临海城关（今浙江台州）人，人文地理学家，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其少年好学，喜游历，入仕后曾任确山知县、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等职。王士性在其一生中，游迹几遍全国，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他在《广志绎》中记载的“碣石”，把古碣石山的地理位置说得更加明确，显然是认为今碣石山就是《禹贡》记载的古碣石山。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