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人们这样感慨：社会在发展，我们的财富在增加，但幸福感在下降；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但是快乐越来越少；我们沟通的工具越来越多，但是深入的交流越来越少；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诚的朋友越来越少。这些抱怨，使我们慢慢陷入了伊斯特林悖论之中。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
20世纪70年代，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亦称为“财富悖论”现象或“幸福悖论”现象。今天的中国，我们正在经历着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的现实。
钱多了，为何幸福感不增反降？从理论上讲，是基于“忽视变量”和“比较视角”；通俗而言，是因为人们心里面的“两只怪兽”把幸福感吃掉了。第一只怪兽叫“适应”，即人们会很快适应自己新增所得或生活水准，并视为理所当然；第二只怪兽叫“攀比”，即向上比会觉得不足，跟同侪比觉得不尽理想，向下比又担心别人追赶上来，让主观感受到的幸福感大打折扣。于是，幸福与追求高收入成了反比，与高消费成了反比，与高竞争成了反比，与攀比成了反比。幸福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这几年，很多国家都提高了对国民“幸福感”的关注度，不少机构通过创立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来量化幸福感。如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提出的“幸福星球指数”，不仅考察人的寿命，还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以及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情况进行调查。澳大利亚生活质量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每年公布“国家幸福指数”，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环境状况、对政府和企业满意程度等方面的综合考量。这是可喜的进步，如果幸福真的可以量化，相信终有量变达到质变的一天。
近日，联合国首次发布了“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了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这些年来，中国追求国民幸福、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努力有目共睹，从评比幸福指数最高城市，到破解幸福密码提出各类方程式，人们正在以各种方式提醒自己，幸福实际上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境界。
其实，“伊斯特林悖论”启示我们，幸福并不取决于绝对收入，而取决于相对收入；人们感到悲伤，不是因为贫穷，而是由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某个特定群体的底层。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体面劳动、尊严生活，让人们脸上洋溢着满足感，这才是最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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