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天夜晚，川军情报组长邓遂良宿在鄂南一个堡垒户家，酣睡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又轻微的敲门声，邓遂良迅速从枕头下摸起手枪，打开机头。
邓遂良于1910年出生在四川内江市高粱镇半边镇，成年结婚后务农为生。1937年，邓遂良随首批川军出川抗日，任新十四师三十八团一营四连司务长。
1939年9月，长沙会战九宫山战斗，一排排长罗跃元被炮弹击中阵亡，团长指定司务长邓遂良代理排长。全团奉命撤退至二线阵地，但当部队撤退时，位于最前沿的四连一排已被完全笼罩在硝烟弥漫的炮火中。由军校刚毕业的连长苏义民看见这么猛烈的炮火，以为一排已经全部阵亡，便没派人上去传达通知，就匆忙撤走了。
炮击停止后，日军进攻，邓遂良整顿好队伍，命令全排：“节约弹药，敌人距我不到二百米的距离不准开枪！”随着鬼子兵由一千米、五百米到二百米的距离，见我军阵地上无动静，于是放大胆子，由猫腰改成挺直身子旅行式的冲锋，气焰嚣张。
当鬼子进入到二百米内，一声喊打声，轻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开火，我军阵地居高临下，掷弹筒掷出的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爆炸。敌人猝不及防，倒下十余个，其余的鬼子“呀呀”直叫，向后逃跑。
到了午后，日军一番饱和轰炸，下午4时，冲锋又起。邓遂良命令：“鬼子不到一百米不打。”
一阵机枪扫射后，日军试探着前进，而我军阵地还是没有动静，于是向前加快了速度。看着鬼子已经越过了一百米线，邓遂良狠狠扣动扳机，全排火力一阵猛扫，鬼子稀里哗啦倒下二十几个，又被打了回去。
邓遂良接到通知撤出阵地后，副师长祝顺锟点名要召见这个排长，他厉声喝问：“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为什么不服从命令撤退？”邓遂良立正说：“报告师长，我没有接到过撤退令。”副师长立即把苏义民找来，才弄清楚了这个没经验的连长以为其全排阵亡，根本没有给他们下达命令。
副师长祝顺锟转怒为喜，事情上报到了总司令王凌基那里，王陵基又报到战区长官部。大家都颇感惊奇，一个排长竟如此机敏勇猛过人。
邓遂良被记大功一次，获奖金一千元，并被调到战区长官部，在长沙战区编练处受训五个月后，被委任为直属长官部情报处上尉情报组长，派往鄂南。
临出征前，薛岳亲自端起酒杯为邓遂良饯行，并赠言：“临危不苟，危而不乱。”
邓遂良全组总共有187人，对外宣称1000人。带着电台一部，快慢机手枪180支，在咸宁、鄂州等武汉外围地区分散开展工作。
情报组神出鬼没地炸仓库，切断日军通讯，破坏铁路和桥梁，惩治敌特汉奸，袭击敌散兵游勇和孤立据点。一时间，邓遂良震动了鄂南敌占区。
1940年5月24日，邓遂良由鄂州西过铁路到咸宁视察各小组，天黑后宿在咸宁县张公乡一个堡垒户杨应寿家。酣睡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又轻微的敲门声，邓遂良被惊醒后，抬手一看手表10时正，于是迅速从枕头下摸起手枪打开机头。又侧耳细听，一个似乎较熟悉的声音在喊“邓大哥、邓大哥”。
门一打开，一只手电筒的强光直射眼睛，邓遂良情知不好，果断开枪击中两个敌人，一支枪托猛地砸在他头上，邓遂良昏了过去。他被五花大绑，连夜送往横沟桥日军小田据点，丢进一间黑屋子里。
因敌人以为邓遂良有千人别动队，故百般劝降。邓遂良坚不屈服，日军将他双手反着吊上房梁拷打，他左眼被打瞎，肚子里被灌满汽油、水、辣椒粉混在一起的“三合一”液，鬼子用脚狠踩他的肚子，再将他绑上电椅，烤到裤子烧糊。
1940年5月28日，邓遂良利用吃绝命饭的机会，设法将汉奸看守灌醉，将绑着双手的绳子在石头棱上磨断，又解开捆着双脚的绳子，凭着受训学来的本事，从看守的眼皮下面逃出。
牢房外三道铁丝网围着，上面挂满罐头壳等易响的东西。邓遂良乘着闪电，摸来一根杉树木杆，用尽全身力气撑杆一跳，跳过两道铁丝网后，到第三道铁丝网前再也没有力气起跳了。又趁雨湿透了泥土，用木杆在铁丝网下掏出一个洞，然后慢慢爬出了最后一道铁丝网。
逃出魔窟后，邓遂良又顺着稻田和小沟爬到大云林寺，最后终于脱离了险境，回到自己的情报组。1941年，在湖南醴陵县黄土岭，邓遂良率领100多人的别动队，伏击敌人，毙伤日军70多人。
8年抗战期间，郑遂良辗转鄂湘赣等地，荣立大功多次。
　 抗战胜利后，邓遂良回到老家，后前往泸州警务总队任职，于1949年10月率部投诚解放军，之后回到泸州做小生意为生。 2003年，抗战英雄邓遂良在四川内江高粱镇去世，享年93岁。致敬抗战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