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滕久昕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书，因为视力不合格，没能参军入伍，与几个好朋友商量后，滕久昕决定响应国家的号召，到遥远的内蒙古牧区当知青插队。
对于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要去农村插队，恐怕没有哪一个父母是心甘情愿的。
况且，滕久昕的父亲并不是一般人，他是老一辈革命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代远。
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
然而没想到的是，滕久昕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时，滕代远竟然毫不犹豫的在报名表上签下了意见：
“完全同意，坚决支持。”
甚至于当时还在部队工作的四哥专门发回电报，对父亲的决定表示支持。
滕久昕知道，父亲并不是不疼爱自己，记得送他上火车的那天，天气特别炎热，滕代远尽管身体不好，却也赶到车站相送，当时车站担心有的父母不愿意让子女离开，不允许他们进站。
曾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与时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的夫人林一当时就挤在人群之中，滕久昕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了浓浓的不舍之情，只是都在竭尽全力的压抑自己的情感。
可尽管如此，滕代远没有说一句挽留的话，看着儿子踏上了驶向远方的列车……
在过去革命战争中，滕代远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被忽略的人物。
相比于功勋赫赫的十大元帅、十大将，滕代远确实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但从资料中可以得知，滕代远其实拥有不逊色于元帅的资历。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举行第一次授衔仪式，但在授衔之前，针对谁能够被授予元帅军衔有过一份讨论名单。
林彪曾有过一句话，他认为滕代远是有资格被授予元帅军衔的。
不过，在如今流传版本的拟授予元帅军衔的名单中，其实是没有滕代远的名字的，因为他早已转入地方工作，并担任铁道部部长。可这一职务与他的革命资历，其实是不相符的。
滕代远从事地方工作虽然多，但他其实率军打过仗。
其中最早应该就要数参加领导平江起义。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滕代远转入地下组织，留在湖南继续领导农民运动。
当时的湖南整体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地区发起过几次暴动，并组织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抗衡，到1928年春，当时驻扎平江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中已经有了党员在活动。
1928年4月，时任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的彭老总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率部开赴平江地区执行“清乡”任务。
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要求平江地区的部队在恰当时期发动起义。
1928年6月，滕代远出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并前往平江与彭老总取得联系。
1928年7月22日，彭老总、滕代远在平江发动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一个13师，彭老总任军长兼师长，而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
其实也可以看出，在平江起义中，彭老总、滕代远就是为首的两位领导人。
滕代远那时是与彭老总平起平坐的。
但这就不能不说到两位革命先驱的高风亮节。
红五军是经平江起义后单独建军起来的一支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以后，也一度与红四军齐平，所以实际上来看，彭老总、滕代远的地位在当时应该同毛主席。朱老总齐平，当时两人一个是红四军军长，一个是党代表，而且两人还分别兼任着下属第十师、第十一师的师长。
不过，上了井冈山以后，彭老总却提出，将红五军合并进入红四军。彭老总的理由是，红四军兵强马壮，红五军当时整体就只有一千人，与其单独建军，不如合并到红四军中，这样有利于统一指挥。
彭老总的高风亮节让人感动，但很显然，这件事情是经过与滕代远讨论并征得同意的。
两军合并以后，彭老总任红四军副军长，滕代远任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当时红五军部队被改编为红四军第33团）。
不过，在后来漫长的土地革命岁月中，彭老总与滕代远始终密切合作，红五军后来恢复番号后，滕代远正式出任了政委，建立红三军团以后，滕代远又出任了军团政委。而当时红一军团成立之初，是朱老总任军团长（又称总指挥），毛主席任政委的。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当时都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后来两个军团合并组成了红一方面军。
但也有一个说法称，当时上海的党中央有意要成立四个方面军。
1930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规定：
“红军依照向武汉长江发展的目标，分四（个）方面军，第一军团下属第三、四、十军，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第二军团下属第五、八军，总指挥彭德怀；第三军团下属第二、六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第四军团下属第一、九团。这四个军团应当迅速成立。”
不过，因为土地革命时期形势异常复杂，上海党中央发出的这个计划在后来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变故。
第一个变化就是彭老总，当时中央的意思是让彭老总率领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的红二军团，而三军团的番号则是给了湘西的贺龙、周逸群率领的红二军、红六军。
这就构成了基本的四个方面军的架子。
根据彭老总晚年所写的《彭德怀自述》中记载：
1930年6月，红五军会合第五纵队以后，滕代远、何长工（那时两人赴上海党中央才刚回来）传达中央指示时提到：
“三军团由红五军扩编，辖五、八军和十六军。8月1日要扩大到五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
也就是说按照中央的意思，红五军、红八军以及红十六军会合有，应当建立红三军团，并随时准备着手成立红三方面军，红三方面军应在五万人左右。
但对中央这一建议，彭老总一开始就表示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央被左倾错误领导人李立三所控制，因此对红军发展制定的计划有些过高过远。彭老总不仅反对成立红三方面军，还反对成立红三军团，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中央建议。
“现在部队还不够强大，何必要虚张声势，搞一些花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
到后来红一、红三军团会师以后，彭老总直接提议两个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应该说在当时，彭老总是拒绝执行上海党中央的指示，并在划定的湘鄂赣地区内活动，到后来红一方面军成立以后，红三军团也没有再回湘鄂赣地区。
可这么一来，彭老总无形中把自己给降了一级，因为当时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已经由林彪出任，政委也由聂荣臻担任。
滕代远当时以红三军团政委一职，兼任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的职务。
相比于显赫的起点，滕代远后来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因为在战争年代，具备出色军事素质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相反从事地方工作的人，却只能是“泯然众人矣”。
尽管滕代远在后来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有过领军作战的经历，但他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以从事地方工作为主。
那么，滕代远是如何到了铁道部部长这一职务上的呢？
从解放战争末期，滕代远就负责了铁路建设工作，就连周恩来也盛赞他是较早从军队转入经济建设的干部。
当时全国解放已经在即，铁路运输的作用也凸显出来，当时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铁道部，隶属于军委直接下辖，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
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在石家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朱老总亲自出席，在会上宣布成立铁道部命令的同时，还对全体与会人员说：
“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
应该说中央也考虑到铁路建设对解放战争推进以及后续新中国建立的重要性，为此特意派来滕代远这样富有资历威望的人来镇场子。
当时全国的铁路线路都很陈旧，有的被破坏严重，甚至连路基也没有，但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滕代远就指挥铁路职工掌控了全国的铁路动脉，并修复了部分破损的铁路，为全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滕代远又出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铁道部部长。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滕代远致力于铁路建设，立下了赫赫功劳。
可从滕代远的职务上来看，确实同他早期革命资历有很大差异。
不少人都认为，以滕代远过去的资历威望，是可以争一争元帅军衔的，可在一开始的讨论名单中，军衔授予人员中就没有滕代远的名字，最早的元帅名单中，也只是考虑了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等。
周总理的地位自然是不用多说，人民军队的创建者，刘少奇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政委，而邓小平则是129师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
因此，滕代远并不是与军衔失之交臂，而是中央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滕代远已经到地方工作，并不适合授予军衔。
不过，中央对滕代远过去的功绩是高度认可的。
滕代远的职务当时是铁道部部长、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成立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并决定将铁道部作为政务院下属的一个部门。
按照这一情况划分，滕代远应该享受的是行政六级待遇，即国务院下属各个部门的部长，类比军衔的话，应该是属于中将军衔。
可在当时，滕代远是享受行政四级的待遇，即国务院副总理，按照军衔类比的，应是属于大将军衔。
尽管当时国务院下属各个部门中，比滕代远待遇级别还高的人有很多，但他们身上大多数都有其他兼职。
比如行政一级的周总理，他是外交部部长，但同时也是国务院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行政二级的人中有商业部部长陈云，但陈云1950年就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
行政三级的人中有后来接替周总理出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但他是元帅，按照级别，享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待遇。
而且到了行政四级以上，基本上都是属于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尽管滕代远过去资历很高，建国后又为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但他为人低调，以至于时隔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他已经不大听闻他生平的事迹。
到1958年时，滕代远的身体状况就已经每况愈下，于是向中央主动请辞，但中央那时仍对他非常看重，并没有撤掉他的职务，而是让吕正操出任了铁道部代部长。
1965年，在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滕代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建国以后，滕代远家里客人来往不断，如朱老总、彭老总这样的开国元帅，也有上将、中将、少将这些小字辈儿，滕代远每次都热情的接待他们，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滕代远担任过抗大校长，不少的将军与滕代远都有师生之谊。
后来客人走了以后，工作人员主动提出要报销招待费用，滕代远一听就很不高兴：
“这些同志是来我家做客的，怎么能让公家报销呢？”
1974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代远受邀出席国庆招待会，会上空军司令员马宁特意走过来向他致敬，但滕代远一开始根本想不起来自己在哪儿见过这个人，还是马宁自己结识：
“我是您的学生马宁，抗大六期毕业的，现在是军委空军司令员。”
对自己的子女，滕代远同样也要求很严格。
1950年，滕代远出任铁道部部长，他的长子滕久翔在老家农会任职，听说自己父亲出任国家干部，立马到北京，希望父亲能安排自己到北京工作，但滕代远考虑再三，最终摇头予以拒绝：
“孩子，按父子的情理，我应该在北京给你找个工作。但是正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不能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私利。再说，你上有祖父、祖母，又有爱人孩子，大大小小六七口之家，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如果在北京参加了工作，自己倒舒服了，可家里的老人孩子呢？这副担子不能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啊！你应该自己承担起来，懂吗？”
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滕久翔后来回了老家。
三子滕久明学习最为用功刻苦，人也很聪明，1964年高考时向报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但担心自己考不中，当时哈军工的院长是滕代远以前的老部下，滕久明试探的提出要父亲给院长写封信过去说情。
滕代远那时正同夫人林一一起在北戴河休养，身边的秘书见二老心情不错，于是跟二老说明了这一情况，没想到的是，滕代远却断然予以拒绝：
“读书，上大学，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
滕久明后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所有子女中，滕久昕年龄最小，他也是跟在父母身边最久的一个孩子，但对这个孩子，滕代远同样是严格教育，从来不肯徇私。
滕久昕在内蒙古插队，后来参军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铁道兵。
1970年，参军不久的滕久昕受委派到北京出差，因多年未归，与原来昔日的好友在北京好好聚了一次，为了请客吃饭，滕久昕跟部队上接了出差用的公款60元用于招待。
滕久昕那时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一直到后来他写信无意间告诉了父母后，滕代远勃然大怒，立即写信教育儿子：
“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
滕久昕一开始想不通，觉得这件事情太小，父亲小题大做，但滕代远后来一连写了几封信过来，还说动几个儿子写信给弟弟，终于使得滕久昕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问题，他后来写了份思想报告，寄给了在广东的父母，滕代远看后十分高兴，母亲林一还特意写了封回信：
“……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
滕代远晚年的身体很不好，尽管如此，他依然牵挂着国家建设的大事。
1974年11月中旬，滕代远住进了北，即便是在病痛中，依然注意听广播、看电视，当时滕久昕也陪伴在父亲身边，每次一有新的文件，滕代远总是会让儿子读给他听。
1974年11月30日，老战友宋一平来医院探望滕代远，当时两人连说带比划讲了两个钟头，一直到老友离开后，滕代远还兴奋异常，可因为肺病的关系，他说的话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是什么意思。
滕代远后来又拿了一张纸，想写在上面，但因为手脚颤抖，写了几次都是模糊一片，甚至把铅笔的笔尖也给弄断了。
滕久昕立马拿过一支新的铅笔，并准备了纸，耐心的嘱咐父亲：
“不要着急，写慢一点。”
滕代远听懂了儿子的嘱咐，一笔一划的写了起来，写完以后，家人们凑上来一瞧，这位一辈子革命的老人在他人生最后关头，只留下了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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