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美国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灰烬的遗产:中央情报局的历史》(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的畅销书。书的作者是美国《纽约时报》国家安全记者迪姆·维纳 (Tim Weiner)。维纳曾因报道911后美国政府实施的监听等安全措施而获普利策奖。
为了打破中央情报局的神话,迪姆·维纳写出了第一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书中所有的细节全部有据可查。在写作过程中,维纳先后查阅了五万份文件,其中大都是中央情报局已经解密的文件,并采访了几百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包括10名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生动、有趣地讲述了中央情报局从二战之后成立到在911恐怖分子攻击美国后几乎被撤销的全景故事。
《纽约时报》的述评称维纳的书“资料详实”、“极为有趣”。《华尔街日报》称此书为“奇书”,是“间谍题材图书中最为精彩的著作”。美国《时代周刊》前总编、著名作家瓦尔特·爱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 说,“这是一本令人着迷和胆战心惊的书。迪姆·维纳以超绝的报道手法和有案可查的资料向我们显示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在传统情报收集工作方面如此拙劣。此书不仅讲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提出了一个警告。美国必须培养了解和面对世界的能力和决心。”
此书的作者维纳在序言中写到:
《灰烬的遗产》是中央情报局成立头60年的真实记录。它描述了为什么西方文明历史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第一流的谍报机关。这一失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巨大威胁。
情报收集是试图理解外国或者改变国外情况的秘密活动。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情报工作“令人厌恶但是至关重要”。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自己的国门之外的国家需要有看透自己的地平线的本事,需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并防止一切可能伤害它的人民的攻击。它必须可以预测突然袭击。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聪慧的和犀利的情报收集系统,总统和将军都会是瞎子和瘸子。但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却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机构。
爱德华·吉本在它的《罗马帝国的兴衰》中说,“历史不过是对人类的罪孽、愚蠢和不幸的纪录。”中情局的历史就充满了愚蠢和不幸,也有无畏和狡诈。这个纪录里有其在海外稍纵即逝的成功和造成巨大损失的失败。这个纪录里还有它在国内参与的政治争斗和权力角逐。中情局的成功拯救了一些生命,保护了一些财产,而它的错误却造成了很多生命的丧失和财产的巨大浪费。这些错误对很多美国士兵和国外特工来说是致命的;三千多美国人在对纽约市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攻击中丧生;又有三千多美国人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死去。而中情局最大的罪孽是它不能履行自己的中心使命:向总统提供世界在发生什么的信息。
作为一名中国的读者,我在阅读此书后难免要问三个问题:为什么11位美国总统和三代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不能了解外部世界的运作?为什么所有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在离开局长办公室时中央情报局都比他上任时更为糟糕?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的挫败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美国的国家安全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此书的出版也让我们感到困惑和好奇。
首先,这样的书的出版是否需要经过美国政府的批准?这样一本“糟踏”和“贬低”美国政府最为神秘和重要的部门的书居然可以出版是不是显示了美国政府本身的自信和不怕揭短的本事?
其次,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所有文件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解密。一旦解密,所有的学者和老百姓都可以不受阻挠地去查看和研究这些资料。国家机密自然不能泄漏,国家安全人人都有责任维护,但是很多不公正的政策、非法的行为、甚至暴力和屠杀难道不是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实施的吗?施行档案解密制度也许可以多多少少抑止这种错误的发生,至少可以起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作用。
第三,那些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官员,上至局长下到一般的“特务”为什么要向一个记者敞露心扉?是为自己正名还是希望美国更加强大?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更是未来的坐标。一个不能正视历史、千方百计掩饰历史、为了现实政治把历史像面团一样揉来揉去的政府很难汲取失败的教训而在今后少犯错误。美国不是,至少看起来不是如此。这也许就是美国这个总是有很多问题的国家可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言归正传,我的编译连载开始:
一、杜鲁门和中央情报局
1945年4月12日,杜鲁门在小罗斯福突然去世后成为美国总统。当时,他对美国的制造原子弹的细节和盟国苏联的意向一无所知。要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他必须有信息。许多年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当了总统后发现白宫没有任何手段协调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之后不久,美国国会立法建立中央情报局。杜鲁门对中央情报局的要求是专门为他一个人服务的环球新闻社,每天向他提供信息。中央情报局不是一个驯养身穿披风、手持匕首的特务的谍报部门,而是“一个让总统知道世界大事的中心”。用他的话说,中央情报局不是间谍组织。
二、情报收集和秘密行动
从中央情报局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有两种势力在该机构内你争我夺。一种势力认为,中情局的使命是利用间谍和其他眼线缓慢而耐心地收集情报;另一种势力认为,它的使命是发动秘密战争,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目的服务。
三、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美国冷战政策的总工程师
在美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期间,凯南天天研究苏联的政治和外交动向,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电报发回美国国务院。他的“长电报”(the long telegram)使他成为美国政府内最为知名的克里姆林宫学专家。回到华盛顿后,凯南被当时的海军部长(后成为美国第一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佛里斯托尔 ( James Forrestal) 和当时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 (George Marshall) 重用,为美国冷战政策“铁三角”的树立立下汗马功劳。这个“铁三角”分别为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 和中央情报局(1947年7月26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成立初期并没有专门的预算。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后,受益国均建立同样数额的援助预算。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这一预算的百分之五十将由美国政府支配,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小金库。马歇尔计划的总款额是13亿7百万,而中央情报局可以使用的经费因此是6亿8千5百万。
凯南不主张美苏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积极支持所谓的地下战争。在1947年9月27日给佛里斯托尔的一个备忘录里,凯南提出“游击战兵团”。尽管他承认美国人民可能并不支持这样的方式,但是为保证国家安全,这是非采取不可的措施。
1948年6月18日,凯南的提议获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中情局成立政策协调办公室 (Office Policy Coordination)。该办公室的使命是在境外“散布谣言、贿赂政府官员、建立非共产党组织”等。之后,佛里斯托尔又提出“开展游击战、建立地下军队、实施破坏和暗杀”。
虽然凯南和佛里斯托尔是中情局秘密活动的始作俑者,但是两位都不能长久坚持。凯南很快离开政府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搞研究,后一直从事教学与研究。而佛里斯托尔则染上忧郁症,在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后不久跳楼自杀。
四、与纳粹分子和“俄奸”合作
由于中央情报局无法获得有关苏联的任何政治、军事和外交情报,他们开始与纳粹分子和“俄奸”合作,希望通过他们获取情报。从1949年开始,中情局与流亡海外的一个前乌克兰恐怖组织合作,计划向苏联境内空投特务。1949年9月5日,这批草经培训的人员被空投。2005年解密的一份中情局文件说,苏联政府很快就捕获并处决了所有的成员。苏联的克格勃在这些与中情局合作的组织中早就布置了奸细,对他们的活动了如指掌。
中情局还有一个同样的向阿尔巴尼亚空投特务的行动。所有被空投的特务全部被抓获,无一幸免。多年之后美国政府才发现,中情局的境外活动部门早被苏联间谍渗透,这些空投特务的降落地点早就被这名间谍提供给苏联的反间机构。
下期编译预告: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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