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铎的学术思想

柳长华　1999年元月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明清时期，江浙一代是中医学术的繁荣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医学家，如薛己、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吴有性、谬希雍、马莳、张璐、陈士铎、吕留良、张志聪、沉又彭、柯琴、叶桂、薛雪等。这些医家，对陈士铎学术思想的形成有著较大影响。陈士铎一生好游历，到过全国很多地方，足迹所致，一面行医，一面访求名医，并常常在一处多所停留。在学术上受傅山的影响较深。从今存陈士铎的著作来看，其学术思想的内涵，一方面是在继承了同时代和前代医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并经过长期临症的实践而形成的；一方面是受到傅山等人的传授，在著作内容和学术上有著明显的继承关系。就陈士铎的学术思想的特点而言，其最突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在医学理论方面，善于继承，并勇于创新；二是临证重视辨证；三是组方用药偏重温补；四是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色彩。

（一）、中医学理论的特点

陈士铎生活在一个世代业医的家庭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对医学有著浓厚的兴趣。其医学思想来源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脉经》等，并成为学问的根底。他所著的《内经素问尚论》、《灵枢新编》、《外经微言》、《脏腑精鉴》、《脉诀阐微》、《六气新编》、《伤寒四条辨》、《历代医史》、《琼笈秘录》，这些著作都是阐发医学理论的，虽然大多已经亡佚，但也充分反映了他在医学理论方面的造诣。

上述这些阐述理论的著作，今仅存《外经微言》一书。《外经》一书，乃是西汉刘向等整理方技类书时所定著之名，后世不存，此陈氏托其名来阐发自己的理论。陈士铎在医学理论方面的一些独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这部书中。本书仿《素问》、《灵枢》之例，分为九卷，以黄帝、伯高等问答的形式来叙述。其内容涉及阴阳五行学说、生命的发生、经脉循行、脏腑功能、运气主病等等。所论述的这些问题，因为都是针对著《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脉经》中的某些内容所作的阐发，所以称为《外经微言》。《外经微言》是陈士铎理论思想的代表作，在这部书中所阐发的一些理论问题，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如《辨证录‧凡例》中说：“岐天师传书甚富，而《外经》一编尤奇。篇中秘奥，皆采之《外经》、《精鉴》居多，非无本之学也”。推之如《石室秘录》、《辨证奇闻》、《本草新编》诸书，无不如此。

１．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

陈士铎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的理论，成为他认识生命、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指导思想。他对阴阳五行学说认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运用的非常普遍，并成为他辨证论治的精髓。

在首先，他对阴阳学说的理解，提出“阴阳颠倒”说。什麽是阴阳颠倒？他解释说：“乾坤之道，不外男女，男女之道，不外阴阳，阴阳之道，不外逆顺。顺则生，逆则死也。阴阳之原，即颠倒之术也。世人皆顺生，不知顺之有死；皆逆死，不知逆之有生，故未老先衰矣。”(《外经微言》)他认为，阴阳本为一体，所以逆顺可以转化。就常道而言，顺阴阳则生，逆阴阳则死，但就其本原来看，阴阳本为一体，逆顺可以转化，顺中有死，逆中有生，这即是阴阳颠倒。《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为内格。”《黄帝内经》中对于逆顺的论述，包括了天地、阴阳、四时、生机、疾病、治疗等，其中包含了阴阳转化的思想，但陈氏在这里则从阴阳发生的角度，更具体的说明了阴阳的互根的关系。接著，他又在“逆顺探原”一篇中用五行生克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阴阳的这种转化关系。他说：“阴阳之原者，即生克之道也；颠倒之术者，即顺逆之理也。知颠倒之术，即可知阴阳之原矣。”随即又用五行来说明事物生克顺逆的关系，他说：“五行顺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义也。夫五行之顺，相生而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

以五行配天地万物与人，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而变化的核心，即生克二字。以具体的五行生克关系，来说明抽象的阴阳颠倒的概念，这也是理解陈氏所提出的“顺生不生，逆死不死”关键。所以，他在《外经微言‧五行生克篇》又进一步解释说：“心肝脾肺肾配火木土金水，非人身之五行乎。雷公曰：请言其变。岐伯曰：变则又何能尽哉，试言其生克。生克之变者，生中克也，克中生也，生不全生也，克不全克也，生畏克而不敢生也，克畏生而不敢克也。雷公曰：何以见生中之克乎？岐伯曰：肾生肝，肾中无水，水涸而火腾矣，肝木受焚，肾何生乎。.. .雷公曰：何以见克中之生乎？岐伯曰：肝克土，土得木以疏通，则土有生气矣。脾克水，水得土而畜积，则土有生基矣。肾克火，火得水以相济，则火有神光矣。心克金，然肺金必得心火以煅炼也。肺克木，然肝木必得肺金以斩削也。非皆克以生之乎。雷公曰：请言生不全生。岐伯曰：生不全生者，专言肾水也。各脏腑无不取资于肾，心得肾水而神明焕发也，脾得肾水而精微化导也，肺得肾水而清肃下行也，肝得肾水而谋虑决断也，七腑亦无不得肾水而布化也。然而取资多者，分给必少矣，亲于此者疏于彼，厚于上者薄于下，此生之所以难全也。雷公曰：请言克不全克。岐伯曰：克不全克者，专言肾火也。肾火易动难静，易逆难顺，易上难下。故一动则无不动矣，一逆则无不逆矣，一上则无不上矣。腾于心，燥烦矣；入于脾，干涸矣；升于肺，喘嗽矣；流于肝，焚烧矣；冲击于七腑，燥渴矣。然肾火乃雷火也，亦龙火也，龙雷之火，其性虽猛，然聚则力专，分则势散，无乎不克，反无乎全克矣。陈士铎曰：五行生克，本不可颠倒，不可颠倒而颠倒者，言生克之变也。篇中专言其变而变不可穷矣，当细细观之。”此论五行生克，特别强调肾火的作用，这是陈士铎重视肾火的一个方面。

此中生不全生是专言肾水，克不全克是专言肾火，是陈士铎重肾中之水火理论依据。这种生克关系，与《黄帝内经》中所论述的五行生克关系有所不同。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是对《内经》五行生克理论的丰富和发扬。陈士铎的这种思想，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子中。如《石室秘录‧论五行》中说：“五行火木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人尽知之也。然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不全生，克不全克，生畏克而不敢生，克畏生而不敢克，人未必尽知之也。何以见生中有克？肾生肝也，肾之中有火存焉，肾水干枯，肾不能生肝木矣，火无水制，则肾火沸腾，肝木必致受焚烧之祸，非生中有克乎。治法当急补其肾中之水，水足而火以息，肾不克木，而反生木矣。.. .以上五者，言生中有克，实有至理，非漫然立论。倘肾中无水，用六味地黄丸汤，大剂与之。肝中无水，用四物汤。心中无水，通用天王补心丸。心包无水，用归脾汤。脾胃无水，用六君、四君。肺经无水，用生脉散。举一而类推之可也。.. .此五行之妙理，实医道之精微。颠倒神奇至此，实有至理存乎其中，用之却有效。莫惊言过创辟可喜，而难见施行也。”

后人称陈士铎的学术思想，最突出的就是善于辨证。他之善于辨证，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例如《石室秘录‧脏治法》说：“二脏合而治之者，其义又何居？肾，水脏也；心，火脏也。是心肾二经为仇敌，似乎不宜牵连而一治之。不知心肾虽相克，其实相须。无心之火，则成死灰，无肾之水，则成冰炭，心必得肾水以滋养，肾必得心火而温暖。如人惊惕不安，梦遗精泄，岂非心肾不交乎。人以为惊惕不安，心之病，我以为肾之病；梦遗精泄，人以为肾之病，我以为心之病。非颠倒之也，实至当不易之理。”

《石室秘录‧逆医法》中又说：“盖人生肺气，夜卧必归气于肾中，此母居子舍之义也。今因色欲过度，肾水大耗，肺金日去生之。久之，则不特肾水虚，而肺金亦虚。譬如家有浪子，日费千金，母有积蓄，日日与之，倾囊倒箧，尽数交付其子，后将安继？是子贫而母亦贫矣。一遇外侮之侵，将何物解纷？而外侮又复恐吓之，逃之子舍，以避其锋，而子家贫乏，无以奉母，又必仍复还家，以受外侮之凌逼，势不至死不已。今肾水既亏，而肺金又耗，外受心火之伤，中受肝木之横，脾土又不来生水，则转辗难藏，于是仍返而上喘。幸有一线元阳未绝，所以不死。苟不大剂急救其肾，使贫子来偷窃，又何以肺金有养哉。况贫子暴富，不特母家亦富，而外侮亦不敢欺凌矣，此不治肺而正所以治肺也。”

陈士铎以阴阳颠倒、五行生克的理论通论脏腑的生克关系，其核心内容无非是要求临证应注意灵活变通。也就是说，一脏之病，往往兼数脏治之；一经之病，每每兼数经以治；此经之邪，或向别经而求，用药亦不可过于拘泥。正如他在《辨证录‧凡例》中所说的“各门辨证，专讲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经权常变，颠倒纷纭，贵人善读之耳”。《脉诀阐微》说：“脏腑之病，虽各不同，要不外五行之生克，逢生则病易愈也，逢克则病难痊也，我生则泄我之气，我克则劳我之神。脏腑为战争之地，胸腹为角斗之场，敌则扫除，而斩杀甚多，伤损必过矣。调停于生克之间，和解于败亡之内；仍于金木水火土而善用之也。”观此，即可以明白陈氏善用五行生克之深意。

２．提出六脏七腑说

陈氏在《黄帝内经》脏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六脏七腑”的学说。什麽是六脏七腑？《外经微言‧脏腑阐微篇》中说：“雷公曰：脏止五乎？腑止六乎？岐伯曰：脏六腑七也。雷公曰：脏六何以名有五也？岐伯曰：心肝脾肺肾，五行之正也，故名五脏。胞胎非五行之正也，虽脏不以脏名之。雷公曰：胞胎何以非五脏之正也？岐伯曰：心，火也；肝，木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一脏各属一行，胞胎处水火之歧，非正也，故不可称六脏也。雷公曰：肾中有火，亦水火之歧也，何肾称脏乎？岐伯曰：肾中之火，先天火也，居两肾中，而肾专司水言也。胞胎上系心，下连肾，往来心肾接续于水火之际，可名为火，亦可名为水，非水火之正也。雷公曰：然则胞胎何以为脏乎？岐伯曰：胞胎处水火之两歧，心肾之水火，非胞胎之系不能通达上下，宁独妇人中有之，男子未尝无也。吾因其两歧，置于五脏之外，非胞胎之不为脏也。雷公曰：男女各有之，亦有异乎？岐伯曰：系同而口异也。男女无此系，则水火不交，受病同也。女系无口则不能受妊。是胞胎者，生生之机，属阴而藏于阳，非脏而何。...雷公曰：腑七而名六何也？岐伯曰：大小肠膀胱胆胃三焦包络，此七腑也，遗包络不称腑者，尊帝耳。雷公曰：包络可遗乎？岐伯曰：不可遗也。包络为脾胃之母，土非火不生，五脏六腑之气，咸仰于心君，心火无为，必藉包络有为，往来宣布，胃气能入，脾气能出，各脏腑之气始能变化也。雷公曰：包络既为一腑，耐何尊帝遗之？尊心为君火，称包络为相火，可乎？请登之《外经》咸以为则。”

此以胞胎为一脏，以包络为一腑，并称六脏七腑。《黄帝内经》中胞胎又单称胞，包络又称膻中或心之包络。陈士铎特举二者称脏与腑，也是别有深意。如《石室秘录‧论脏腑》中说：“五脏六腑，人所知也。然而，五脏不止五，六腑不止六，人未之知也。心肝脾肺肾，此五脏也。五脏之外，胞胎亦为脏。虽胞胎系妇人所有，然男子未尝无胞胎之脉。其脉上系于心，下连于肾，此脉乃通上通下，为心肾接续之关。人无此脉，则水火不能相济，下病则玉门不关，上病则怔仲不宁矣。若妇人上病，与男子同，下病则不能受妊。是生生之机属阴，而藏于阳，实另为一脏也。”为什麽前人未将此列入五脏之中？他解释说：“因五脏分五行，而胞胎居水火之两歧，不便分配，所以止言五脏而不言六脏也。”

陈氏临证常常运用这一理论进行辨证。如《辨证奇闻‧中寒》：“一严寒忽感阴冷，直入腑，肢体皆冷，目青，口呕清水，腹中雷鸣，胸胁满逆，体寒发颤，腹中有凉气一股直冲而上，猝不知人，此寒气直中七腑也。中寒与伤寒大异。盖伤寒由表入里，中寒由腑入脏。虽入腑、入脏同是直中，治法终不同。盖入腑寒轻，治入腑之寒，乌可重于治脏哉。惟腑有七，中腑药似宜别。然阴寒中人，必乘三焦之寒而先入，温三焦，七腑之寒尽散。然三焦所以寒，又由胃气虚。徒温三焦而不急补胃气，则气虚不能接续，乌能回阳于顷刻。用救腑回阳汤：人参五钱，附子、肉桂一钱，巴戟一两。方用参扶胃，桂、附回阳，更借巴戟补心肾火，心肾火旺，三焦火更旺，且生胃气回阳，故用为君，尤统三位健将扫荡祛除，所以一剂奏功，阳回阴邪立散。”又《洞天奥旨‧脏毒痔漏疮》中说：“痔疮生谷道肛门之边，乃五脏七腑受湿热之毒而生者也。故疮亦甚多，形亦不一。”

陈士铎特别提出六脏七腑说，不但丰富了《黄帝内经》藏象理论的内容，也赋予了胞胎和包络新的概念。其实，他之所以重视胞胎、包络的作用，正是他重视人身之水火的一种理论依据。

３．重视命门

陈氏十分重视命门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提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命门一词，见于《黄帝内经》有六处，都是指两目。《难经》始有“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说法。陈士铎宗赵献可命门真水真火之说，对命门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外经微言》一书中有“命门经主篇”、“小心真主篇”、“命门真火篇”、“命根养生篇”四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如《命门经主篇》：“雷公问于岐伯曰：十二经各有一主，主在何经？岐伯曰：肾中之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也。‧‧‧十二经非命门不生，正不可以生克而拘视之也。故心得命门而神明应物也，肝得命门而谋虑也，胆得命门而决断也，胃得命门而受纳也，脾得命门而转输也，肺得命门而治节也，大肠得命门而传导也，小肠得命门而布化也，肾得命门而作强也，三焦得命门而决渎也，膀胱得命门而畜泄也。是十二经为主之官，而命门为十二官之主，有此主则十二官治，无此主则十二官亡矣。”

《命门真火篇》又说：“命门，火也。无形之气，居两肾之间，能生水而亦藏于水也。‧‧‧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不止肾恃之为根，各脏腑无不相合也。少师曰：十二经皆有火也，何藉命门之生乎？岐伯曰：十二经之火皆后天之火也，后天之火非先天之火不化。十二经之火得命门先天之火则生生不息，而后可转输运动变化于无穷，此十二经所以皆仰望于命门，各倚之为根也。‧‧‧命门为主，前人未言何也？岐伯曰：广成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神，恍恍惚惚，其中有气。亦指命门也，谁谓前人勿道哉。且命门居于肾，通于任督，更与丹田神室相接，存神于丹田，所以温命门也，守气于神室，所以养命门也。修仙之道，无非温养命门耳。命门旺而十二经皆旺，命门衰而十二经皆衰也。命门生而气生，命门绝而气绝矣。”

陈氏认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六脏七腑十二经脉无不禀命门之火气而生生不息。故命门之火，宜补而不宜泻。既然重视命门的作用，临证也就特别注重对命门的辨证。所以，温补命门，是他特别关注和常用的治疗方法。如《辨证奇闻‧中寒》：“一严冬忽感阴寒，唇青身冷，手足筋脉拘急，吐泄，心腹痛，囊缩，指甲青，腰艰俯仰，此阴寒中脏。中脏重于中腑，寒入五藏，似宜分治，然不必分，直温命门火，诸脏寒尽散。盖命门为十二经主，主不亡，心君无下殿，肝木无游魂，肺金不为魄散，脾土不崩解。惟命门既寒，阳为阴逼，越出肾外，五藏不能独安，各随阳而俱遁。故中脏不必治五脏，温命门寒邪可解。虽然，五脏苟虚，大兵到处，扫荡群妖，苟无粮草，何以供命？此命门宜温，五脏之气亦当补。用荡阴救命汤：人参一两，白术、熟地、附子、伏神三钱，肉桂一钱，枣皮二钱。水煎服。一剂阳回，再剂全愈。何神速？盖寒入五脏，由命门阳外出，一回其阳，寒气不留于脏。方用参、术为君，似救心、脾，附、桂、枣皮，肾亦救之，肺肝独缺，何以斩关直入，回阳顷刻？不知五脏为寒邪所犯，大约犯肾之后即犯脾、犯心，至犯肝、肺者无多。故专固心肾脾，肝肺寓。况参、附并用，无经不达，有肺肝不入乎？况补肝、补肺皆收敛药，祛邪使出，易乌可留邪使入？倘用收敛补肝肺，反制人参、附之手，不迅荡阴。此用药不杂，有秘义也。或曰：收敛既不可以补肝肺，岂熟地、枣皮又可补肾？嗟呼!此又不通之论也。肾中水火原不相离，附、桂大热回阳，未免肾中干燥，与其回阳后补肾水以济阳，何如用火之时防微之为得。所以少用熟地、枣皮于附、桂中，以制火横。且火得水归源，水招火入宅。”陈士铎温补命门，最常用的药物是附子、人参和肉桂。此数药在他的《本草新编》中论之特详。

（二）、辨证论治思想

陈士铎强调在临证时应注意辨证，他的几部书均是以“辨证”二字来命名。他的辨证论治的方法，仍是以五行生克理论为指导，即前所谓“阴阳颠倒”之术。如《辨证录‧凡例》中说：“各门辨证，专讲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经权常变，颠倒纷纭，贵人善读之耳。”这是陈氏讲求辨证的精髓。为什麽要重视辨证，他在《辨证录‧自序》中说：“夫医道之难也，不辨脉罔识脉之微，不辨证罔识证之变。今世人习医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归。似宜辨脉，不必辨证也。虽然辨脉难知，不若辨证易知也。古以虽有从脉不从证之文，毕竟从脉者少，从证者众，且证亦不易辨也。”陈士铎的著作中，较少有论及脉的。但他并非不重视脉。如他在《辨证录‧凡例)又说：“辨证不辨脉者，以证之易识也。苟能知症，何必辨脉哉。虽然辨证更能辨脉，则治病益精，又在人善用之耳。”

分析陈氏辨证的内容，不外阴阳、气血、水火、虚实、寒热。这些都是通常人们辨证的要点。但他在具体实践中却是有所偏重，并且使用的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如他在《辨证录‧自序》中说：“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人之所不敢言，与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畅辨之。论其证之所必有，非诡其理之所或无，乍闻之而奇，徐思之而实未奇也。”

辨证施治，这是每一个医生都熟悉和应该掌握的治病原则，但陈士铎对于疾病的辨证，其论说往往出人意表。兹援引数例，以说明他在辨证方面的特点。

如《石室秘录‧正医法)说：“治肺之法，正治甚难，当转治以脾。脾气有养，则土自生金，咳嗽自已。故五脏之中，除肺一经之外，俱可正治，独肺经不可正治。然则肺经生痈疡，何以治之耶。用元参一两，生甘草一两，金银花八两，当归二两，水煎服。加麦冬一两。数品中，惟麦冬乃清肺火之品，余俱入脾、入肝、入心之药，而用之者何也？盖入肝则平木，而不必肺金用力以制之，则肺金得养矣；入脾则脾土能生肺金，而肺金又得养矣；入心经则心火不凌肺金，而肺经又得养矣。虽前药乃治心、治脾、治肝之药，似乎隔一、隔二、隔三治法，其实乃正治肺金也。”

《辨证奇闻‧伤寒》：“一冬月伤寒，发热口苦，头痛，不欲饮食，腹中时痛，人以为太阳症，谁知是少阳症乎。伤寒未有不从太阳入者。由太阳入阳明，由阳明入少阳者，传经次第也。何以初入太阳，即越阳明而入少阳？人谓隔经之传，孰知不然。盖少阳乃胆经，胆属木，木最恶金，肺属金，主皮毛，风邪之来，肺金先受，肺欺胆木之虚，即移邪于少阳。故太阳往往多兼少阳同病者，此耳。然此症乃二经同感，非传经之症。治法似亦宜兼二经同治，而又不然，单治少阳，太阳之病自愈。方用：柴胡二钱，白芍五钱，甘草、陈皮一钱，黄芩、神曲一钱，白术、伏苓能三钱。一剂热止，二剂腹不痛，头不疼，口亦不苦。此即逍遥散之变方，何治伤寒如此之神？不知病在半表里，逍遥解散实邪，表里之邪既解，太阳膀胱之邪何能独留。况方中原有白术、伏苓三钱，以利腰脐，通膀胱之气乎。余所以止加神曲、黄芩，少解胃火、和脾气，诸症所以尽除。”

又《洞天奥旨‧瘰疠疮》中论瘰疠的治法说：“瘰鬁之病甚多，名状不一。大约得病有九：一因怒而得；一因郁而得；一因食鼠食之物而得；一因食蝼蛄、蜴、蝎所伤之物而得；一因食蜂蜜之物而得；一因食蜈蚣所游之物而得；一因大喜，饱餐果品而得；一因纵欲伤肾，饱飧血物而得；一因惊恐失枕，气不顺而得。然病虽有九，而治法止有三也。其一，治在肝胆；其二，治在脾胃；其三，治在心肾。治肝胆者，其左关之脉必涩，而右关所之脉必滑者也。盖肝胆之郁不开，必下克脾胃之土，土气受制，难化水谷，必至生痰以助结，而瘰鬁不化矣，治其肝胆，而消化其痰涎，则瘰疠易化矣。治脾胃者，其右关之脉必浮而无力，或滑而有力也。明是脾胃之中，无非痰气之升腾，土气之萧索。不健脾则痰不能消，不健胃则涎不去；痰涎日盛，瘰疠难开，何能治乎？故必大补脾胃以消化痰涎，然后佐之败毒之味，则病去如扫矣。治心肾者，切其左寸之脉必滑，右尺之脉必涩者也。明是心肾两开，不能既济，而肝胆脾胃各不相应，故痰块不消，瘰串更甚。补其心肾则阴阳和合，而少佐之去毒破坚之味，则取之效益速矣。倘不明三治之法，而妄用刀针，愈亏其根本，安得济事乎？必至与死为邻，不重可惜哉。”

陈氏对于不育不孕证的辨证尤为详明。他在《外经微言‧回天生育篇)中把男、女不能生育分得很详细。指出男子不能生子者病有九，即精寒、精薄、气馁、痰盛、精涩、相火过旺、精不能射、气郁、天厌；女子不能生子者病有十，即胞胎寒、脾胃冷、带脉急、肝气郁、痰气盛、相火旺、肾水衰、任督病、膀胱气化不行、气血虚而不能摄。在治疗上提出了温补元气、强阳益精、温补肝脾肾之阳气、补肝气治阳物细小等等。组方如助气仙丹、火龙丹、生髓育麟丹、夺天丹等。尤其是对男性不育的治疗，主张从肾论治，提出“气旺则精始生，气旺精旺，精旺则火既有根，自能生生不已”。这也是他倡言命门元气说的具体体现。诸书中立方五十余首，最常用的药物有人参、白术、黄芪、熟地、肉桂、当归等。

可以看出，陈士铎辨证论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运用五行生克理论来分析脏腑、经络、疾病以及组方用药的关系。他所说的“隔治法”，也就是《难经》中的“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之思想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用之临床，往往能获得奇效。我的老师张灿玾先生曾对我说过：当你临证束手时，若能用陈士铎的方法辨证用药，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有人视五行学说为糟粕，必欲去之而后快，当三思之。

（三）、治法重视温补

陈士铎重视温补的思想，一是基于在他对人的生命发生之本源的认识。认为天地万物乃是无形生有形。他说：“至道无形而有形，有形而实无形，无形藏于有形之中，有形化于无形之内，始能形与神全，精与神合。”（《外经微言‧阴阳颠倒篇》)在人则是“气无形，血有形，无形化有形，有形不能化无形。精虽有形，而精中之气正无形也。无形隐于有形，故能静能动，动则化耳。"（《外经微言‧构精受妊篇》）所以，他特别重视人身命门真元之气。并提出要使无形之气不衰，唯用温补而已。二是受薛已、赵献可、张介宾命门、元气说的影响，在学术上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最能体现他这种思想的，就是对命门和肾、肝、脾三脏的调理。

陈士铎认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有此火，而后十二经始得生化之机。命门，即先天之火，此火无形，而居于水之中。有形之火，水之所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火之克水，乃有形之水；火之生水，乃无形之水。然而无形之火，能生无形之水，故火不藏于火，而转藏于水。命门之火为阳火，是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人之所生，先生命门，而后生心。心得命门而神明有主，始可以应物；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能受纳；脾得命门而能转输；肺得命门而治节；大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决渎；膀胱得命门而收藏；无不借命门之火以温养之。此火宜补而不宜泻，宜于水中以补火，尤其宜于火中以补水，使火生于水，而还藏于水。倘若日用寒凉以伐之，则命门之火微，又如何能生养十二经。所以，必用温补以养先天无形之气，能使此气不衰，则生机不绝。

他对于肾、肝、脾三脏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也有独特的认识。如《外经微言‧肝木篇》中说：“肝属木，木非水不养，故肾为肝之母也，肾衰则木不旺矣。是肝木之虚，皆肾水之涸也。”如果肝气自郁，则“必下克脾土，制土有力，则木气自伤，势必求济肾水，水生木而郁气未解，甚反助克土之横。土怒水助，转来克水，肝不受肾之益，肾且得土之损，未有不受病者也。”《肾水篇》中又说：“肾属水，先天真水也。‧‧‧肾交肺而肺益生肾，则肾有生化之源，山下出泉捐捐，正不竭也。肾既优渥，乃分其水以生肝，肝木之中，本自藏火，有水则木且生心，无水则火且焚木，木得水之济，则木能自养矣。木养于水，木有和平之气，自不克土，而脾胃得遂其升发之性，则心火何至躁动乎，自然水不畏火之炎，乃上润而济心矣。‧‧‧五脏有脏火，七腑有腑火，火到之所，同气相亲，故其势易旺，所异者，水以济之也。而水止肾脏之独有，且水中又有火也，水之不足，安敌火之有余，此肾脏所以有补无泻也。”《脾土篇》又说：“脾土之父母，不止一火也。心经之君火，包络三焦命门之相火皆生之。然而君火之生脾土甚疏，相火之生脾土甚切，而相火之中，命门之火尤为最亲。少师曰：其故何欤？岐伯曰：命门盛衰即脾土盛衰，命门生绝即脾土生绝也。盖命门为脾土之父母，实关死生，非若他火之可旺可微、可有可无也。”

陈士铎对于六脏的认识，仍是以五行生克的理论来说明其相互关系，其中尤其注重肝、脾、肾三脏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强调肝之虚实，与肾的关系最为密切；脾土的生化，赖于命门之火；肾且有补无泻，补肾必于火中补水等。所以几用药须以温补为先，临证也每每体现了这种思想。如他在《本草新编‧凡例》中明确提出：“气运日迁，人多柔弱，古方不可治今病者，非言补剂也，乃言攻剂耳。故所登诸品，补多于攻。”这正是他好用温补的思想基础。

如《石室秘录‧急治法》：凡人有气喘不得卧，吐痰如涌泉者，舌不燥而喘不甚，一卧则喘加，此非外感之风邪，乃肾中之寒气也。盖肾中无火，则水无所养，乃上泛而为痰，将胃中之水，尽助其汹涌之势，而不可止遏矣。法当用六味丸汤，加附子，肉桂大剂饮之，则肾宫火热，而水有所归。水既归宫，喘逆之气亦下安而可卧。凡人之卧，必得肾气与肺气相交，而且河车之路平安无奔逆也。方中补其肾火，何以安然能卧？不知肾为肺之子，子安则母亦宁，肺金之气可归于肾宫，以养其耗散之气矣。此所以补肾火，正所以养肺金也，况六味丸全是补肾水之神剂乎，水火同补，而肺金更安，肺肾相安，有不卧之而甚适者乎。”

《辨证奇闻‧痹证》：“一下元虚寒，复感寒湿，腰肾重痛，两足无力，人谓肾痹。肾虽寒脏，中原有火，有火则水不寒，风寒湿无从而入。人过作强，先天之水日日奔泄，火亦随流而去，使生气之原恐竟成藏冰之窟，火不敢敌寒，寒邪侵之。寒既入，以邪招邪；风湿又至，则痹症生。法不必去邪，惟在补正。补正，补肾火也。火非水不长，补火必须补水。但补水恐增湿，风寒有党，未能逮去。然肾火乃真火也，邪真不两立，故补真火实制邪火也。况水中有火，何湿不去。最难治者，水邪即去，风寒不治自散。用肾痹汤：白术一两，枣皮、伏苓、苡仁、骨皮五钱，杜仲三钱，肉桂一钱，附子、防己五分，石斛二钱。二十剂全愈。妙在补水少，去湿多，况并未补水，于水中补火，火无太炎；于水中祛寒，寒无太利。寒湿既去，风又安能独留？又有防己祛邪，故风寒湿尽去。

《辨证奇闻‧调经》说：“一经后期来甚多，人谓血虚，不知非也。盖后期来少，血寒不足；后期来多，血寒有余。经之水虽本于肾，其流则脏腑之血皆归。故经来诸血尽来附益，以径开门启，不遑迅合，血乘而出也。血既出，则成不足。宜于补中温之，非后期俱不足也。用温经摄血汤：白芍、熟地一两，川芎、白术五钱，肉桂、柴胡五分，续断一钱，北味三分。二十剂调。此大补肾、肝、脾之精血，加肉桂去寒，柴胡解郁。补中有散，散不耗气；补中有泄，泄不损阴。故受补益，收温功。凡经后来俱效，诚调经摄血妙剂。倘元气虚，加参一二钱。”

陈士铎的这种思想也受到了后世一些医家的非议。如清‧王三尊《医权初编》(书成于康熙辛丑1721年)评价《石室秘录》说：“《石室秘录》一书，乃从《医贯》中化出。观其专于补肾、补脾、补肝，即《医贯)之好用地黄汤、补中益气汤、织术丸、逍遥散之意也。彼则补脾肾而不杂，此又好脾肾兼补者。虽然，此乃读书多而临症少，所谓文字之医是也。惟恐世人不信，托以神道设教，吾惧其十中必杀人二三也。何则，病之虚者十之七八，而实者岂无二三，彼只有补无泻，虚者自可取效，实者即可立毙，岂非十中杀人二三乎。夫产后属虚，谁不知之，至复感外邪，则火多于寒，胎前诸症亦然，彼皆用附桂参术。类中之症，阴虚多于阳虚，彼动用三生饮，感寒人参难于轻投，彼则咨用无忌。舌苔黄黑非下不退，甚有屡下之者，彼惟以甘寒养阴。痘症实火多于虚寒，彼多用温补，何皆异于余之所验乎。医贵切中症情，最忌迂远牵扯，凡病毕竟直取者多，隔治者少，彼皆用隔治而弃直取，是以伐卫致楚为奇策，而仗义直言为无谋也，何舍近而求远，尚奇而弃正哉。予业医之初，亦执补正则邪去之理，与隔治之玄妙之法，每多不应，后改为直治病本。但使无虚虚实实之误，标本缓急之差，则效如桴鼓矣。即作文之直接了当法也。夫医人治病，须斟酌再四，使万无一错，十中而杀二三可乎。是书论理甚微，辨症辨脉则甚疏，是又不及《医贯》矣。且《医贯》若不经吕晚村先生批评，则亦不可用，而况不及《医贯》者可善用乎。至于用药则大胆无忌，盖治病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辨症辨脉。脉症既明，用药者不远矣。若脉症不明，罔识所从，虽有妙理，安能为用，用药稍差，立见杀人，况大胆无忌乎。总之，治久病及大虚之症则可，治新病及实多虚少者则不可。治直中阴寒则可，治传经外感则不可。治内伤劳倦则可，治内伤饮食则不可。种种治法，不过一补而已，何医道之易易哉。可知是书终为纸上谈兵，观之者，明其理而缓其用可也。”

此评说陈氏好用温补，这是事实，但也并非一味用之，而称其为文字之医，则不免过激。陈士铎上承家学，三世业医，其所记者，多是临证经验，只不过其立论独特，不能被某些医者所能理解而已。

《医贯》明赵献可撰。献可，字养葵，号医无闾子，鄞县人（今浙江宁波）。此书发明《薛立斋医案)之说，以命门真水真火为主，以八味丸、六味丸二方通治各病。书中分玄元肤论、主客辨疑、绦雪丹书、先天要论、后天要论五门，每门又各分子目。书中认为养生莫先于养火。重视先天之火，指出此火乃人之所以立命，仙炼之为丹，释传之为灯，儒明之为德，皆是此火。一以贯之，故名《医贯》。

张景岳，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别号通一子。著《景岳全书》、《类经》等。重先天元气，认为人之血气脏腑寒热等，乃后天有形之物，非先天无形者。病者多是以后天而伐先天，世人治病，但知有形之邪气，不顾无形之元气。因此崇尚李东垣脾胃学说，推重温补。倡“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治疗著重于补益真阴、元阳。制大补元煎、左归饮、右归饮等新方。亦好标新立异，所著书中以传忠录、伤寒典、杂证谟等名篇。其著作对后世影响较大。

陈士铎亦为山阴人，其受赵献可、张景岳等影响，亦重命门先天水火，用药偏于温补。正如张景岳所倡导的“善补阴者，宜于阳中补阴，无伐阳以散阴。善补阳者，宜于阴中补阳，无伐阴以救阳”。

（四）、组方用药的特点

陈士铎组方用药的特点，后人评论说他善用大方，而且用量偏大。这确实是陈氏组方的主要特点。他的这种特点，源于他对“七方”、“十剂”的理解。七方，即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的概念，来源于《黄帝内经》，并成为后世医家指导组方的理论。《本草新编》中专论七方与十剂。他认为七方是医家用药的方略，不可不讲。但他对七方内容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如对大方的解释说：“大方者，非论多寡，论强大耳。方中味重者为大，味厚者为大，味补者为大，味攻者为大，岂用药之多为大乎。虽大方之中亦有用多者，而终不可谓多者即是大方也。”论十剂则提出：“有方必有剂，剂因方而制也。剂不同，有宣剂、有通剂、补剂、泻剂、轻剂、重剂、滑剂、涩剂、燥剂、湿剂，剂各有义，知其义可以用药。”又说：“或疑大方不多用药，终难称为大方，不知大方之义，在用意之大，不尽在用药之多也。”陈士铎对七方十剂的认识，是陈士铎组方用药的指导思想。他指出，如用补法，大意在用参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白术、伏苓之多以为臣使。如用攻，大意在用大黄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厚朴、织实之多以为臣使。推之寒热表散之药，都遵循这一原则。

如《石室秘录‧反医法》治病发狂如见鬼之“祛狂至神丹方”。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一两、半夏三钱、天南星三钱、附子一钱，大剂灌之。

如中风不语者，以人参一两、天南星三钱、生半夏三钱、生附子一个，名为三生饮，急灌之。并解释说：“方中妙在用人参至一两，始有力量。否则，少用反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荡群妖哉。...三生饮妙在用人参一两，同生附、半夏、南星祛邪荡涤之药，驾驭而攻之。譬如大将登坛，用虎贲之士，以扫荡群妖，必能活生人于杀人之中。”此皆大方之类。他对七方作如此理解，所以，七方之中皆有大方。

可以看出，陈氏对《内经》七方的理解，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数的多少来分，而是根据组方之立意来分，更趋合理。后人多评论陈士铎用药量偏大，是不知陈氏所说的大方之义。今存有清末广陵温热派名医闵纯夫《石室秘录》节改本，作者虑其用药量重，均一一减其分两，已大失陈氏原意。相反，陈氏治病，乃因证设方，大小缓急，各得其宜而已。如《辨证录‧凡例》中说：“二师传铎之言与鄙人自采之方，分两有太多过重之处，虽因病立方，各合机宜，然而气禀有厚薄之分，生产有南北之异，宜临症加减，不可拘定方之中，疑畏而不敢用也。是编方法，亲试者十之五，友朋亲友传诵者十之三，罔不立取奇验，故敢付梓告世。然犹恐药有多寡轻重，方有大小奇偶，又将生平异传诸方，备载于后，便世临病酌用也。”

事实上，陈士铎不仅善用大方，也擅于用小方。他常用单味药或对药来治病，而且用量也是根据病情可大可小。如他对奇方的解释说：“盖奇方者，单方也。用一味以出奇，而不必多味以取胜。药味多，未免牵制，反不能单刀直入。凡脏腑之中，止有一经专病者，独取一味而多其分两，用之直达于所病之处，自能攻坚而奏功如神也。.. .白术一味以利腰脐之湿也，用当归一味以治血虚头晕也，用川芎一味以治头风也，用人参一味以救脱救绝也，用伏苓一味以止泻也，用菟丝子一味以止梦遗也，用杜仲一味以除腰疼也，用山栀子一味以定胁痛也，用甘草一味以解毒也，用大黄一味以攻坚也，用黄连一味以止呕也，用山茱萸一味以益精止肾泄也，用生地一味以止血也，用甘菊花一味以降胃火也，用薏仁一味以治脚气也，用山药一味以益精也，用肉苁蓉一味以通大便.. .。以上皆以一味取胜，扩而充之，又在人意见耳。”又对偶方的解释说：“偶方者，重味也，乃二味相合而名之也。. . .二味合而成方者甚多，吾不能悉数，示以成方，不若商以新方也。人参与当归并用，可以治气血之虚。黄芪与白术同施，可以治脾胃之弱。人参与肉桂同投，可以治心肾之寒。人参与黄连合剂，可以治心胃。人参与川芎并下，则头痛顿除。人参与菟丝并煎，则遗精顿止。黄芪与川芎齐服，则气旺而血骤生。黄芪与伏苓相兼，则利水而不走气。黄芪与防风相制，则去风而不助胀。是皆新创之方，实可作偶之证。至于旧方，若参附之偶也，姜附之偶也，桂附之偶，术苓之偶，芪归之偶，归芎之偶，甘芍之偶，何莫非二味之合乎。临症裁用，存乎其人。”这些是陈士铎新创之方，其他如白术与车前相伍，名“分水神丹”；牵牛与甘遂相伍，名为“消水神方”；银花与当归相伍，疗口舌生疮等。

陈士铎除了在组方理论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外，在用药方面，亦充满创新性。他不拘成法，不墨守陈规，组方用药可以用“新”、“奇”二字概括。即观点新，方法奇。但他的这种新奇，又无不以辨证为指导。如他在《洞天奥旨‧自序》中说：“病已成而后药之，必非轻小之剂可药也；乱已成而后治之，必非因循常法可治也。”这里仅举他对人参和金银花二药的应用，即可以看出他在用药方面的特点。

在陈士铎的诸书中，用人参的次数多而且敢用大量。用的次数多，是因为他崇尚温补；量大，也是根据病情的需要而定。他对人参作用，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参少用则泛上，多用则下行，沉下而入肝肾。临证可以用人参至两许，使其功能下达病源，补气以生肾水。人参不仅用于补虚，而且广泛应用于痰症、阳明火热、颠狂、难产以及某些外科恶症等。经统计，《辨证奇闻》中有391方，用人参的方占百分之二十一；《石室秘录》中有227方，用人参的方占百分之四十；《洞天奥旨》中有93方，用人参的方占百分之二十。三书中共630首方用到人参，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这些方中，人参用量在一两以上的接近半数，最多的用到四两，如治背痈的“定变回生汤”，最少的用一钱，如治阳症痈疽的“败毒圣神丹”等。

《本草新编》中对人参的论述最为详细。其中说：“世人止知人参为脾、肺、心经之药，而不知其能入肝、入肾。. ..人参气味阳多于阴，少用则泛上，多用则沉而下”。并强调入肝肾须与归、芍、熟地、山萸等同用。“欲其一味自入于肝肾之中，势亦不能。以人参入于补血补精之药品内，使阴中有阳，精血易生”。如《石室秘录‧逆医法》中治肾虚喘逆的“安喘至圣丹"，人参用至一两，并配牛膝、熟地、山茱萸等。并解释此方“妙在用人参至两许，使能下达病源，补气以生肾水”。

对阳明热盛之证，亦可多用人参。张仲景的“白虎加人参汤”，用来治疗服桂枝汤后，阳明热盛，气阴两伤之证。他指出：阳明之火势，最盛最急，过用寒凉，必转伤胃气，胃气既伤，则胃火益盛，因此，须多用人参以救胃气。原方石膏与人参的用量比为四比一，他则主张人参与石膏应并重。他说：“石膏用一两者，人参必须亦用一两，或石膏用至二三两，则人参断不可止用一两，必须多加为妙。”又如《石室秘录‧火治法》治阳明热盛的“火齐汤”，其中石膏用一两，人参用至二两。并解释说：“予治阳明火盛，往往奏功如响者，人参同石膏兼用，而无偏重之势故耳”。又治阳明病谵语而发潮热，用承气不大便，脉反变为微涩而弱。用人参一两、大黄一钱同煎，得大便而气不脱者即生。

《辨证奇闻‧中风》一节中的25首方中，有20首方中用人参，用量多在一两以上。陈氏认为：“中风之症，纯是气虚，而气虚未有不生痰者”，因此，他对中风症的治疗，常常用人参。并强调“中风等症，非大加人参以祛驾其邪，则痰不能开，而邪不能散。方中妙在用人参至一两，始有力量，否则，少用反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荡群妖哉。”治疗肥人多痰者，亦常重用人参，配附子、肉桂。

陈士铎用人参，主要立意在于补气。以气无形，无形可以生有形，所以他又称人参为气分之神剂。

金银花也是陈氏喜用的一种药，他视此药为治疗外科疮疡病的夺命之丹。因此，在对外科疾病的治疗中用的特别多。如《洞天奥旨》中有124方用到金银花，《石室秘录》中有47方用到金银花，而且用量比较大。

陈士铎对金银花作用的认识有自己的见解。历代本草书记载金银花的主要功用是清热解毒，而陈氏明确提出此药“能补能攻"，而且“少用则补多于攻，多用则攻胜于补”（《本草新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其用金银花的量就特别大。如治疗痈疽未溃的“英花汤”，金银花用至一斤。治脑痈生于头顶的“五圣汤”，金银花用至八两。凡疮疡初起而病势较重者，特别重用金银花。他在《洞天奥旨》一书中说：“无奈世人以其消毒去火，而不肯多用，遂至无功，而且轻变为重，而重变死也。若能多用，何不夺命于须臾，起死于顷刻哉。诚以金银花少用则力单，多则力厚而功巨也。故疮疡一门，舍此味无第二品也。”在论疮疡如何调护一篇中又说：“犯色欲之禁者，必用大补，乃用金银花，独非泻毒之物乎？何所取而用之？不知金银花虽曰化毒，实亦补气血之品也，诚恐余毒犹存，故尔用之，取其补而能敛，非取其泻而去火也，倘真信其无毒，而单用补剂，尤治疗之神，铎又何敢议哉。”他认为，金银花最善消火热之毒，而又不耗气血，故消火毒之药，必用金银花。他说：“攻夺之药，未有不散气者也，而金银花非惟不散气，且能补气，更善补阴。”如治疗大小肠痈的“救肠败毒至圣丹”。方中用金银花八两，煎水二碗，当归三两，地榆一两，薏仁五钱，水十余碗，煎二碗，同金银花分作二服，上午一服，临睡一服，二剂愈。他认为：“肠痈必须内消，而火邪甚急而甚大，非杯水可救，必须大剂始效。然而大剂败毒，恐伤元气，惟有金银花败毒而又补阴，故可以重用，若少少用之，反而无效。”金银花世人认法，为是攻夺之药，而陈氏用之，则不论阴阳虚实，皆可酌情用之。

陈士铎在用药方面的特点，集中体现在《本草新编》中，其中发明药物的功用甚多。比较突出的还有“白术”、“白芥子”、“黄芪”等。这些都是陈氏的临证经验所得，大都立论新颖，确实值得研究。

（五）、道家思想的浓厚色彩

在陈士铎的全部著作中，有著浓厚的道家色彩。陈士铎既受傅山之传，在思想上也受其影响。傅山曾师事还阳真人，道名真山，又号朱衣道人。陈士铎又号朱华子，也是道家的名号。道家崇尚养气，这在陈士铎的全部著作中，都有所反映，如重视命门真火，倡导命根养性等。另外，从他著作命名、行文、组方等方面看，也都带有道家的色彩。

如他的佚著《梅花易数》，取名即来自道家。《外经微言》中许多篇名的命名，亦充满这种色彩。如“顺逆探原”、“回天生育”、“救母篇”、“红铅损益篇”等。在内容上，则是用黄帝、岐伯天师、广成子、容成、天老等问答形式来论述。全书从形式到内容，充满了道家色彩。另外，陈士铎的组方，其命名多称“丹”或“仙丹”、“神丹”等。如治怔忡不寐的“安寐丹”，治肝气郁结的“气爽丹”，治狂症的“祛狂至神丹方”，治肺痈的“救肺败毒至圣丹”等等。在临证辨证论治方面也多所反映。如《辨证录‧妇人门》中说：“妇人有数月一行经者，每以为常，且无或先或后之异，又无或多或少之殊。人以为异，而不知非异，此乃无病之人，气血两不亏损耳。妇人之中，有天生仙骨者，经水必四季一行，盖以季为数，不以月为盈虚也。妇人经水不泄，则黄河便可逆流。真气内藏，则坎中之阳不损。倘加以炼形之法，一年之内便易飞升。无如世人不知炼形之法，见经水之不来，误认作病，妄用药饵，往往无病而成病。余闻异人之教，特为阐扬，使世人见此等行经，在不必治之列，万勿疑为气血之不足，而轻施医疗也。虽然天生仙骨之妇，世正不少，而嗜欲深者，天分损也，又不可不立一救疗之方，名助仙丹。”

以上所讨论的，仅是陈士铎学术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内容。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医家，其在学术上的特点尚不止这些。如他对男女不育、不孕的治疗，脏腑辨证的理论方法，组方用药的规律以及行文的特点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陈士铎在学术上勇于创新，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后世学者们对陈士铎的著作虽然褒贬不一，但作为一代医家，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他在医学理论和辨证论治等方面的思想，得到了大多数医家的称道。金以谋称其“立方固奇，而立论甚正”，正说明了陈氏善师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法的创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