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这一生，曾经也苦苦追求一个“金饭碗”，而不屑于那些“破铜烂铁”。 他在二十四岁那年，就曾赴东都洛阳参加“国考”，不幸落了榜。此后在西京长安期间，杜甫坚持“两手抓”，一方面第二次参加考试，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另一方面“曲线救国”，向玄宗皇帝三次献赋，并且托关系，奔走豪门，求其援引，当然这在当时是无数文人士子的惯例，并非什么丑闻。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杜甫于天宝十四年(７５５)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在任八个月左右），至德二年(７５７)又当了一年的左拾遗，官虽不大，却是京官，皇帝侍臣，也算是“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了。
然而杜甫这位诗圣、“情圣”（梁启超语），从政实非所长，终究不适合官场的生活。例如在任左拾遗期间，杜甫很快就因不识时务，犯颜直谏，疏救房琯而得罪了肃宗，断送了自己政治前程：被贬为华州司功，去陕西华县管地方上的文教祭祀这类工作去了。杜甫的“金饭碗”总共也就端了可怜的一年多而已。
既然“高不成”，那老杜是宁愿“低不就”的。他很快就弃官往秦州了。他的好友严武三番五次劝他出仕，他大都拒绝了。就连屡次上奏皇帝为他争取来的“工部员外郎”这样的官职（相当于工业部副司局级），他任职仅仅半年也就辞去了。
杜甫不是不想做官，但他想做的是“窃比稷与契”、“立登要路津”的大官京官，有所作为，兼济天下，而不愿做碌碌无为的小官、地方官，更不愿与大小官员们同流合污，尸位素餐，如黄雀一般但营口食，如蝼蚁一般但求其穴。与其恬不知耻地蝇营狗苟，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还不如高蹈远隐，回到他的乡间茅屋隐居作诗了。（深圳商报 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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