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卢沉在学院举办水墨构成班，并聘请周思聪一起共同进行教学。那时，他专门拜访吴冠中和崔子范先生，向他们请教绘画构成原理，还和我讨论过保罗·克利的艺术。卢沉的中心想法是，要在创作中摆脱摹拟客观的造型方法，充分发挥创作者的自由想象力和创造性，但这种想象力和创造性又不是无边无际和难以捉摸的，在绘画上有法可循，那就是在平面上讲点线面的构成原理。卢沉多次向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那就是中国画的艺术语言要具有现代感，赋予其构成的意味是必要的途径。他开始探求用笔线和墨的块面组合来造成有构成感的画面，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中国画，既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画的样式，也有异于中西融合体的中国画。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在1990年创作了《清明》这幅可以称之为构成法的代表作。作品先展出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40周年校庆教师作品展，后陈列于深圳美术馆主办的水墨双年展。对这件作品画界反应不一，赞赏者有之，不解和质疑的居多，但大家都赞赏他的创新精神。卢沉表面上不在乎别人的不同意见，但我从他的言谈和表情中，觉察到他内心很期待大家的理解。由于了解他创作这幅画的初衷，对他的构成语言我采取了默认态度。直到几年之后，有一次他请我和袁运生到他平西府乡间别墅聚会时，才向他表露对他在创作中运用构成法的不同看法。我和袁运生都发表了大致相似的意见，那就是传统国画章法中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笔墨中包含了形的构成的原理而不像西画显露于外，用西方构成原理创作中国画，增加了设计因素，但会导致笔墨特别是笔线韵律和趣味的削弱。对我们的看法，卢沉做了一些解释，但不像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我觉得他仍在思考素描、构成与笔墨的问题。晚年，他创作了大量描写北京市民日常悠闲生活的小品，笔墨的成分越来越加重，构成的因素越来越减弱。他是不是有新的打算?在病故前两年，他把平西府寓所中的画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并对我说，他准备画些大的创作了。可惜，天不假年……
在《矿工图》之后，周思聪经历了“85”新潮的洗礼，开始受风湿病的折磨，在艺术思想上比卢沉平静、沉稳，虽仍关注形式语言的构成性和抽象性，但她似乎更关注用多种绘画手段创造意境，更重视绘画语言的整体性与单纯性，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画境和语言意韵的创造上。她的彝族劳动妇女系列和荷花系列，代表了她晚年艺术创造的成果，也为大家示范了中国画创新的方向，全面展示了她作为艺术大家的风度。周思聪何以有如此表现?对此，卢沉有精辟的分析，说她具备大画家不可缺少的天才、勤奋和修养三个条件，说她有非凡的艺术悟性。
1979年卢沉、周思聪在南京直面社会现实，关注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力图用自己的艺术推动社会的进步，用真挚的感情从事艺术创造……对卢沉、周思聪来说是深入骨髓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艺术观，形成他们艺术创作最珍贵的品格。至于一度困扰他们的中国画人物画的创新问题，他们之所以那样关注和投入，因为在他们看来，素描造型的单一模式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这不仅是他们的认识，也是许多从事中国画创作同行们的共同苦恼。诚然，就卢沉、周思聪来说，他们之所以在同辈中脱颖而出，首先得益于素描与速写技巧的严谨和扎实，得益于写生的真实与生动。我以为，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钻研传统、发挥和完善线造型能力，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的。他们对素描造型的否定，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其革新精神和取得的成果也是令人赞佩的。但实事求是地说，素描造型和写生能力作为他们修养的重要部分，也是他们能进行革新中国画不可或缺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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