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吴小如先生《莎斋闲览》中有一篇专门讲《郊叟曝言》，说是“周一良先生的最后一本自选集”，感觉有吸引力；因此上孔网搜索，见此书为“名家心语丛书”之一种，丛书第一辑共有五本，于是我选购了三本：《郊叟曝言》《晚晴集》《千禧文存》。这让我想起以前单位里招大学毕业生，请学生来面谈时，或有同学随同而来，谈后觉得跟来的同学似乎更优秀更合适，于是也便招来。
这套丛书是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三本书的封面，书名都是黄苗子题写的，有两本印有“名家心语丛书”字样，一本没有；没有的一本是季羡林的《千禧文存》，这本里面也没有“丛书”总序（其他两本有，是季羡林写的）。原来出版社起初只出了《千禧文存》，后来才想到编丛书；所以仔细看版权页，出书时间虽在同一年，还是有先后的，第一本是5月份，其余两本则在9月。
先说《郊叟曝言》。据作者自述，书名来自《野叟曝言》；其八十八岁可称“叟”了，而“郊叟”又是“教授”的谐音。书的封面上虽然也印了“周一良自选集”几个字，但据书的“前言”看，此书收录的主要是1997年后别人根据其本人口授进行笔录的文章；这样的话，同买书的期望就有很大差距了。
众所周知，周一良算一个问题人物，我想大概主要在两点：一是同陈寅恪有过节，一是入过“梁效”班子；也许两点其实只有一点，是同一点引起的。后来周先生写了《毕竟是书生》，据说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反思与剖析，未知是否已得到世人的谅解。
吴小如先生认为“这本书中最有意义，也最有价值的”是《学术自述》《我和魏晋南北朝史》和《史语所一年》“这三篇自叙平生治学之作”，我等不治学、不学无术者关注的也许却是其他鸡毛蒜皮之处，如“江山九姓美人”“吃瓦片”等俗语是什么意思。经查考，“江山九姓美人”谓麻子，因“宗室八旗才子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一语而得；“吃瓦片”旧时则指出租房子。又如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晚辈，不用“家”字而称舍弟、舍侄等；对已逝者，自己的长辈，称先父、先兄，平辈或晚辈称亡弟、亡儿等。（兄、弟应是平辈，周先生文中似未表明白）
另有一个笑话，在《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序》中，也可以看看。从前乡村里没有厕所，对女人特别不方便。有人搭了一间，三文钱用一次赚了不少钱，还可以积肥。另有一人见生意这样好，便也搭了一间，标明“八文一次”；他妻子认为没人会来，他说他会去拉主顾。这人一早出去，晚上回家，问妻子“生意”如何；妻子说，想不到人这么多，都来排队了，不知这些人丈夫是怎么拉来的。丈夫说，他所说的拉主顾，是早晨离家后花三文钱钻进另一家的厕所里呆了一天，“每当有人要开门，我就在里边咳嗽几声，那人便退回，就跑进咱们的厕所了”。
书里附有一页作者写给胡适的信，看来周一良先生的字写得很漂亮。
《晚晴集》副标题“侯仁之九十年代自选集”。侯仁之先生比周一良大2岁，与季羡林同岁，2001年出书时已届90岁；据其自序，书中所收为“近十年左右的文章”，亦即80岁后所作，因而取名为“晚晴”。侯仁之先生是历史地理学家，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我们知道的还有谭其骧先生等人。我查了一下，侯、谭二位还是“同年佬”（1911年出生），也是同一年“院士”（1980年中科院学部委员），又都在燕京大学跟过顾颉刚先生；但两人的本科不在同一学校，随顾先生的时间或许有迟早长短不同，后来主要的工作单位也分南北了（谭先生在复旦，侯先生在北大）。侯仁之先生长期从事城市历史地理、沙漠环境变迁和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晚晴集》所收文章主要是对北京历史地理的阐述。
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这句话是一位西方学者（Edmund N.Bacon）讲的。我们知道，北京城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名字叫蓟。这个蓟城在现北京的什么位置呢？今天以故宫作为中心而论，蓟城位于故宫的西南，在西三环莲花池边，北京西站附近。蓟的名称据《水经注》说来自蓟城西北隅的蓟丘（一个高丘，“文革”中已被铲除），蓟的本意大概是一种草吧（蓟丘上可能长的蓟草比较多，我猜想）。蓟城之西原来有个西湖，就是现在的莲花池。最初武王伐纣，分封尧之后到蓟，后来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南下。先下来的是辽，就在蓟城建立陪都，改名南京。接下来是金，把辽的南京城扩大了，称金中都。再是元，元朝建立的大都城是一个新城（不在金中都的位置），为北京城奠定了基础。换新城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增加城市供水，二是解决漕粮运输；元朝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大工程。后来明朝把中心向南移了几里地，清朝不变，就是现在的故宫。宫城南移后，大运河上游一段河道纳入了东城墙内，船就不能进城了。
北京城的历史地理，有两个重要节点位置：一个是蓟城，一个是中轴线的起点。蓟城因蓟丘已经铲平，只能把莲花池作为标志了。据说建北京西站时，因莲花池已经干涸，为了方便动工，曾经计划选址在莲花池的位置，经呼吁才保留下来；现在已重新引水辟为公园（什么时候该去看一下）。中国宫城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的基点在北端，向南发展。元朝大都城建设总体规划是刘秉忠（郭守敬的老师）设计的，他考虑的结果，把城市中轴线的起点确定在今天后门桥的地方。后门桥也叫万宁桥、海子桥、地安桥，现在北京地图上能查到，就是在什刹海（旧称积水潭）最东端凸出的（新建金锭桥）东面河道上的桥（无金锭桥前，万宁桥应该是什刹海东面与河道连接第一桥）。
侯仁之先生从河湖水系、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结合文献考证、实地调查，吸收了考古学、建筑学的理论与方法，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布局和城址迁移的全过程。《晚晴集》所讲以北京的历史地理为主，大的方面以外，还讲了北大所在的燕园，以及三山五园、海淀的由来与发展；分析了北京城起始为什么在蓟，而不在永定河渡口；城市用水的引流设计与通惠河漕运的开通，等等。书内文章，可谓是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内容实在，所含信息量较大，值得一读。
季羡林先生的《千禧文存》没有副标题，“千禧”当指新世纪2000年，因其“自序”中说，书中收集的是2000年所写的散文、杂文、序等文章。我感觉季羡林先生是一个超脱的人，老年思想还是那么开通。书的第一篇《迎新怀旧》（副标题：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元旦感怀），这种文章往往容易成为上天入地感慨万千、无病呻吟空洞无物之作，但在季先生的笔下，我感觉写得很好，写得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文笔好，二是思想好。文笔好，包括选材布局、行文句子；思想好则在其境界潇洒超然。季羡林先生虽然自己说不敢称作家，但别人对他的评价，在几个月前看的《一生自在》作者介绍中，第一个头衔便是“中国著名文学家”，通行的“百度”介绍里也有“文学家”一项（放在第三个，紧跟“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之后）。
有时我觉得季先生还真敢说，不顾忌。如：我常一个人胡思乱想，几十年来，大陆学者和出版家，忙于开会，写检讨，“天王圣明，臣罪当死”，真话与假话并列；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究竟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笔墨纸张。历史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也怀疑。刘邦和朱元璋等地痞流氓，一无所有，从而一无所惧，运气好成了皇上；一批帮闲的书生极尽拍马之能事，连这一批流氓的并不漂亮的长相也成了神奇的东西。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诸如此类。
他对王国维先生著名的三境界说，解释为：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是写勤奋，第三境是讲成功；通俗易懂。对孔子“勿友不如己者”的“如”，认为可有二解：一为“如同”，二为“赶得上”，他取前者；似更合理。形容长时间堵车：坐在车中，好像被囚在一座古堡里，车窗变成了囚窗；想象独特。他讲传说：在学校召开的会上，某老一开口发言，有的人就退席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会场，某老谈兴正浓；有点夸张。谈诗：既然叫诗，必有诗的形式，诗歌是带着枷锁的舞蹈，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令人信服。认为撒谎与说假话不同：撒谎只利于自己，说假话或不说真话，则彼此两利；深得我心。写老百姓幻想成仙：鸡犬随之升天，天上房价不知每平方米多少钱；口气幽默。引印度人的说法，形容广东人的吃，诙谐风趣：水里面的东西，除了船以外，中国人都敢吃；四条腿的东西，除了桌子以外，中国人都敢吃；中国人使用筷子精妙到能用它喝汤。他更有超常的想象力：在野生动物园，隔着车窗观赏动物，实际上人反而成了动物观赏的对象；如果没有人类，世界要比现在安静祥和得多。如此等等。
人类大概都想到天上去逛一逛，西方人比较机械，他们认为没有翅膀是上不了天的，所以给爱神丘比特装上了翅膀；东方人则认为，没有翅膀也一样能上天，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嫦娥奔月。中国古人大概认为，走路必须站在土地上，天空中没有土地，云彩似乎是固体，在天空中，要站的话只能站在云彩上，于是就出现了“驾云”“腾云驾雾”一类的词。
季羡林先生认为，西方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西方分析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方的综合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但有点模糊。东方人思考问题，更多借助经验；西方分析，则更多地依赖逻辑。文化和语言的基础就是思维模式，只有西方那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特征的印欧语系语言。反之，汉语等和藏缅语系的语言，则不容易分析、组合，词类、变格、变位等语法现象，都有点模糊不定。一位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哲学家说，季羡林只有结论，没有分析论证；季先生说，此言说到了点子上，他最头痛的正是西方哲学家们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论证方法。
老先生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书中多次（有四篇文章）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话：“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现在，自然界的报复日益明显：生态失衡，物种灭绝，疾病丛生，淡水匮乏，大气污染，……
还有很多好看的，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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