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用帝王的年号纪年，起自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自有年号后，年号即成为这个政权的标志；用不用这个朝的年号，是说明承认不承认这个政权。
周宣王元年、鲁隐公二年等不是年号，只是即位年次；用年号纪年，是自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的（这里的“建元”就是年号）。但“建元”年号并不是武帝当时所定，而是后来追加的。武帝亲自明令（提前）颁布的第一个年号是“元封”，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夏四月，武帝登封泰山，下诏书“以十月为元封元年”（我的理解，虽然史书通常将“元封元年”标注为公元前110年，因汉初岁首始于夏历十月，故元封元年实际应始于前111年11月或12月）；元封之前，武帝时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5个年号，都是后来追加的（汉武帝确立年号之前，曾有五次改元，但当时只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为别；至五元之三年始提出设立年号，追加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等）。有的书说，年号起于元鼎，这是因为追加的几个年号都是在元鼎年间（五元三年）确定的，而元鼎年号的确定是在五元（元鼎）四年（因这年“得宝鼎后土祠旁”），故元鼎元年、二年、三年也是追加的。
明清以前，同一皇帝常有很多年号；明、清两代则基本上一帝一号（有例外）。明永乐、崇祯，清康熙、乾隆、光绪等就是以年号称皇帝，明清以前则不能。
年号起名（改元）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几种：1、出现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如汉武帝时“以长星见”改元“元光”，汉成帝时因大水改元“河平”；2、见珍禽异兽，如汉武帝巡狩“获白麟”改元“元狩”，汉宣帝时因“神爵翔集”改元“神爵”（爵通雀）；3、祝愿王朝稳定，如汉元帝“竟宁”（竟同境）、北魏孝庄帝“永安”等；4、吉祥祝福语，如仁寿、如意、天祐等；5、说明系“真命天子”，如唐武后“天授”，辽太祖“神册”，清太祖“天命”，等等。
皇帝即位改元，一般都是从次年年初开始用新年号（无论前一帝几月死，新帝即位后的年号自明年年初作为元年），但也有从本年年中开始就用新年号者。如果不了解情况，计算时往往会相差一年。在一年中出现两个年号以上时，《资治通鉴》必用最后一个年号冠于是年之首，这样就避免了重复。但这种方法却不能反映前元共有多少年（容易少算）。如公元220年，《通鉴》冠以“黄初元年”，但十月之前还是东汉，东汉未亡纪年已是魏黄初，不得其实（实际上这年三月东汉还曾改元，因此这年有三个年号：汉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
《资治通鉴》的这种写法也会导致学者误解。如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一文有云：“《旧唐书》本传云'显庆六年卒，时年五十六’，此说纰缪特甚，……显庆只有五年，并无六年耶！”其实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才改元，显庆六年与龙朔元年是同一年。如熟悉改元日期，也可以用来鉴定文物，《新五代史·张策传》有一段记载可以说明：
张策父同，居洛阳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铭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为奇。策时年十三，居同侧，启曰：“汉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岁十月，文帝受禅，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无二月也，铭何谬耶?”同大惊异之。
“黄初元年二月”《通鉴》上可能有，事实上并不存在，鼎铭之伪立现。
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不用《通鉴》法，而采用前元盖后元“藏头露尾”法（藏后元之头，露前元之尾）。此法为什么优于《通鉴》法，是因为断了前元之尾，无法知前元有多少年；而断了后元之头，次年就是后元的二年，只要标出二年则必知前面有元年。
（此外，同一年内可能有几个政权并存，各有不同年号，如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这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参见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载《文献》第1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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