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的是陈东辉老师的《关于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一文。本文原为2016年11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第五届古籍保护与流传学术研讨会”之大会发言论文，后来发表于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的《天一阁文丛》第16辑，此次推送时略有修改。
自从2007年1月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笔者曾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原杭州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工作将近五年，目前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任教，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并在近十年来参访过大多数省级图书馆和著名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同时曾到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国的多个图书馆（文库）查阅资料，此外还多次参加海峡两岸举办的相关学术会议，应邀为古籍保护培训班学员授课。笔者结合工作经历和自身体会，就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中的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略陈管见，盼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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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籍保护专业（方向）
的设置和学科归属
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发布，2015年增补）》中，尚无“古籍保护”这个独立的学科。笔者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古籍保护”要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几乎不可能，要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或独立的硕士专业学位，难度也较大。并且，“古籍保护”即使能够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也需要归入相应的一级学科，然而无论是归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还是归入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一级学科，似乎都不太合适。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某个现有的二级学科中设立古籍保护方向。
陈东辉老师专程赴天津南开大学北村宿舍拜访已故著名古籍保护专家来新夏先生
事实上，已经招收古籍保护领域研究生的单位就是这么处理的，如复旦大学图书馆暨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中设立了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中设立了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和历史文化学院合作在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中设立了古籍保护与传播方向，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科学硕士学位）中设立了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山东艺术学院城市艺术与创意学院在艺术硕士（美术）专业学位中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方向设立了古籍保护子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中的文物鉴定与修复方向设立了古籍鉴定与修复子方向。此外，早在2008年，武汉大学就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了目录外二级学科“古籍整理与保护”硕士点和博士点，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再继续招生。再则，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设立了古典文献学（古籍修复）本科专业。因为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古籍修复这个专业，所以金陵科技学院以古典文献学（古籍修复）专业的名称招生。该校的古典文献学专业不同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古典文献学专业，实际上就是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古籍修复方向，并且该校古典文献学专业只有这一个方向。
陈东辉老师参访日本东京宫内厅书陵部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图书馆学专业属于管理学门类下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而古典文献学专业则是文学门类中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属学科，学科背景距离比较大。归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及一级学科，对于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设置、教师和学生的知识结构，乃至招生、就业等都会产生直接影响。笔者认为，鉴于目前图书馆学专业总体注重现代和国外的信息管理等原因，古籍保护还是作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一个方向，相对比较合适。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今后古籍保护能够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与此相应，古籍保护学能够争取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陈东辉老师与时任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李无未教授（右1）、北京大学赵杰教授（右2）等在台北参加“第二届古籍保护与流传学术研讨会”
可喜的是，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问题业已受到相关部门和学者的重视。例如，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于2016年3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第二届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于2017年9月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天津师范大学于2018年5月举行了古籍保护研究院建院揭牌仪式暨古籍保护高峰论坛，并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委托，研制了《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规划纲要》，涉及专业设置、核心课程、系列教材、师资队伍、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同时，陈红彦的《对古籍保护学学科建设的思考》、杨光辉的《古籍保护学纲要》等文章，已经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的《古籍保护研究》第2辑（大象出版社，2016年）发表。
陈东辉老师在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2
关于古籍保护专业（方向）
的课程设置
目前，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都比较偏重古籍修复（尤其是中山大学），同时复旦大学强调文理结合（专门建立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技术基础科学实验室）。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也不能过于“实用”和“功利”。首先，古籍修复只是古籍保护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他像古籍普查、古籍编目、古籍存藏环境（包括古籍书库温湿度、防火防盗、防虫防霉等），乃至版本鉴定、古籍整理、古籍再生性保护（包括古籍影印出版、古籍缩微复制、古籍数字化建设等）等，都应该属于古籍保护之范畴。而要从事古籍编目、古籍整理等，仅仅具备古籍修复以及图书馆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一些必修课，如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代汉语、训诂学、文字学（对于识别藏书印和整理稿抄本、批校本、题跋本等十分有用）等，对于古籍保护方向的学生也同样是需要的，当然具体教学内容和要求可以有所差别。
陈东辉老师在广州参加“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与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教授（中）等合影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古籍修复）专业的课程有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修复、古籍装帧、古籍保护、民国文献保护、书法篆刻、书画装裱、古籍数字化、文献复制技术、古代要籍解题等，应该说是较为全面和合理的。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开设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史、古籍版本鉴定等课程，对学生也是很有帮助的。
其次，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作为著名学府，所招收的学生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古籍保护方向的硕士也是如此。作为90后中的佼佼者，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今后在图书馆古籍部将不仅仅承担古籍修复工作。系统学习目录学、版本学等知识，可以为他们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同时，这样也可以与时俱进，有利于新形势下图书馆古籍人才的稳定。
陈东辉老师参访台北东吴大学图书馆时，与时任该馆馆长的已故著名古籍保护专家丁原基教授合影
3
关于相关专业开设
古籍保护课程和讲座
古籍保护专业（方向）数量有限，大量设置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在高校相关专业开设古籍保护方面的课程和讲座，可以作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有益补充。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近年来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设了“古籍整理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以及相关讲座。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培养古籍保护方向的研究生之外，还计划与复旦学院（复旦大学对大一学生实施通识教育的机构）共同探讨课程规划，准备开设古籍保护和版画鉴赏等通识课程，以培养本科生对古籍保护的兴趣。笔者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课程时，有意识地将古籍普查平台暨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中华古籍总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修复等内容穿插到相关章节中，并将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作为古典文献学专业开展教学实践活动的重要基地。
陈东辉老师等编著的《著名古籍保护专家研究文献目录》
在近年来全力进行的古籍普查工作中，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像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文化管理系的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与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浙江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开设了古籍修复、中国简明书史等课程；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舞美文博系的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与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开设了文献古籍修复等课程；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社会文化系的文化事业管理专业（文博管理与文物修复方向），与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福建省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开设了古籍修复方面的多门课程。
陈东辉老师参加他主编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首发式并作专题讲座
相比于课程，举办讲座更为方便一些，并且听众更广，可以与课程互补。例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先生于2016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了题为“保护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讲座；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赵嘉福先生于2016年10月，在南京艺术学院作了“拓片修复”、“古籍修复近史”两个专题讲座，均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4
关于古籍保护人才的
学历层次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及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相关计划，除了硕士，还要培养古籍保护专业（方向）的博士。其中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已经从2016年开始，分别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微生物学、高分子材料等不同的学科门类下招收博士研究生。同时，从2015年开始，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还在该校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之下，招收古籍保护方向博士后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化学系唐颐教授课题组于2017年3月，发布招收古籍纸张保护研究方向博士后研究人员之信息。此外，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近年来招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含有善本书志与古籍保护方向。
陈东辉老师在北京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主办的学术会议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图书馆的人才需求、进人要求以及古籍保护专业（方向）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等特点，硕士应该是今后若干年内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主体，博士可以少量培养，以满足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特大型图书馆对于高层次古籍保护人才的需求。具体到古籍修复人才，对于广大地市级和县区级公共图书馆以及相当一部分高校图书馆而言，都进硕士显然不太实际，金陵科技学院古典文献学（古籍修复）专业、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等的本科毕业生，以及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五年制高职文物鉴定与修复（文物古籍修复）专业等的高职（大专）毕业生，应该成为这些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的主力军。就是大型图书馆，古籍修复岗位也不一定都需要硕士，比较合理的配置应该是既有硕士，也有本科毕业生乃至高职毕业生。
陈东辉老师与友人朱钰芳女士、夏雨清先生专程赴浙江省嵊州市崇仁镇廿八都村拜访已故著名古籍保护专家张秀民先生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在各图书馆 古籍岗位工作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科班出身，因此在职培训和业余学习也是需要的。目前，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设有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性质是业余大专班；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设有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古籍装帧与修复技术”乃其主干课程之一。更为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至今，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和有关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先后举办了多期古籍普查、古籍修复、古籍鉴定等方面的培训班，培训人次业已逾万，成绩卓著，有目共睹。此外，2016年7-8月，国家文化部、教育部主办，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南京图书馆）、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承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古籍保护与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群普及培训班，意义重大。
5
关于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
领导体制
目前招收古籍保护方向研究生的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均为国家教育部直属高校，天津师范大学的主管部门是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沈阳师范大学的主管部门是辽宁省教育厅，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是国务院直属单位，招收本科生的金陵科技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的主管部门均为江苏省教育厅，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隶属于国家文化部。因为古籍保护方向的学生总人数太少，并且目前还不是单独的专业，所以要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设立单独的古籍保护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分委员会）、古籍保护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是不可能的，现有的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及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也不会专门关注古籍保护方面的教学问题。况且，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联系范围基本上在高校系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联系范围也主要在高校系统，而古籍保护专业（方向）的实践性非常强，需要经常与公共图书馆古籍部门打交道。
陈东辉老师与台湾著名学者林庆彰教授（左2）和夫人陈美雪教授、台湾古籍保护学会林登昱会长（右2）参访辽宁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室时，与该馆古籍文献中心刘冰主任合影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职责之一，是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中承担培训中心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为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培训普查人员；二、培养古籍保护修复人才，采取分批对现有古籍修复人员进行轮训和资格审核认定、面向省级分中心开办基础班以及与高等院校协作，开设古籍保护相关专业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培训，保证古籍保护修复人才的良性循环。笔者觉得，为了上述工作能够顺利、持续进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应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的联系和协作，并对相关高校的古籍保护专业（方向）的学科建设、招收和就业等起到业务指导作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以考虑建立人才培养工作领导小组，其建制、职责和运作模式等可以参照教育部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当然规模可以小一些）。这样，今后古籍保护专业（方向）在行政上归所在高校领导，在业务上除了所在高校之外，同时接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以根据招生人数及办学成绩等，每年下拨给各古籍保护专业（方向）一定的经费，同时，各古籍保护专业（方向）也要定期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汇报工作。此外，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也可以考虑在常设分支机构中建立人才培养专业委员会，并在协会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中增加高校古籍保护专业（方向）及教师。这样的模式，对于各古籍保护专业（方向）的长远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也有助于充分发挥高校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积极性。
6
关于海峡两岸
古籍保护领域的学生交流
近年来尤其是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于2014年6月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古籍保护领域有过不少交流，但就总体而言，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所限，这方面的交流还不够多，尤其是学生之间的交流很少。笔者认为，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可以招收少量古籍保护方向的台湾学生。同时，大陆各地的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也可以招收少量台湾弟子。
陈东辉老师与台湾古籍保护学会林登昱会长专程赴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校经处”拜访著名古籍保护专家杜泽逊教授（中），商谈海峡两岸古籍保护合作事宜
除了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之外，其他高校的相关专业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形式是多样的。例如，2016年上半年，有两名来自台湾的交流生到笔者供职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他们选修了我开设的“目录学”课程。我在课堂上介绍了古籍普查、古籍编目等知识，并专门带领他们去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现场参观、讲解正在进行的古籍普查工作，他们深感收获颇大。
陈东辉老师参访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
近年来各古籍保护专业（方向）多次组织学生去各大图书馆古籍部参观、学习。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还在2016年2月，专门安排古籍保护方向的研究生赴日本东京、京都、奈良等地进行为期一周的教学实践，考察了日本的古籍保护、手工造纸等情况。笔者认为，台湾今后应该成为古籍保护专业（方向）学生的重点参访地之一。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傅斯年图书馆等所收藏的珍稀典籍令人向往，同时台湾在古籍保护领域有一批著名学者，并且他们的学术关注点与大陆学者不太相同。实地参访，相信对学生助益良多。
可喜的是，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下属的古籍保护学社，在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古籍保护领域的交流方面已有不少计划，如准备派研究生到大陆重要图书馆古籍部定期研修等等。我们衷心盼望这些美好的愿望早日变成现实！
陈东辉老师与时任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所长的蒋秋华教授共同主持“东亚汉籍保护与整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
最后，谨以本文深切缅怀我们浙江籍的已故著名古籍保护专家张秀民先生、来新夏先生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故著名古籍保护专家丁原基女士，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借此机会，对我历年来参访全国各大图书馆古籍部时，曾经给予热情帮助的诸位友朋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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