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
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特别是当他们反对文坛上形式主义倾向时，常常以恢复文雅相号召。唐初陈子昂在诗歌革新运动中就是以“风雅不作”、“兴寄都绝”批判齐梁间诗的“采丽竞繁”；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判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说它们“不过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同时，他又总结了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真正的诗歌首先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它有力地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去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增加了新的血液，有了新的进展。
在文学史上由于作家们向民歌学习，常常形成一个时代文学的革新，形成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高潮，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唐代诗歌的繁荣，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由诗到词，由词到曲的文体转变，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诗经》对后代文学也有影响不好的一面。
它的不少雅诗和颂诗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后世封建文人正是把这些继承下来，用以歌颂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和祖先的“圣明”，成为他们献媚求宠的手段，历代礼乐制中所载的郊庙歌、燕射歌，以及虚夸的赋、颂、铭、秣等都是这一类作品。
由于《诗经》内容十分复杂，加上从汉代以来被定为儒家经典，历代经学家并作了种种歪曲的解释，《诗经》的真正面目被掩盖了，几乎完全变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教工具。
但人民和历代的进步文人并没有完全被统治阶级散步的烟雾所迷惑，他们能够了解《诗经》的真正价值，继承并发扬它的传统，使诗歌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在文学史上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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