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拾粪，现在的年轻人基本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它也算农人都会的农活。
拾粪一般在农闲时节。一大清早，就能看见挎着粪箕，手拿粪铲的人，村前村后田间地头地转悠，看到牲畜或人的粪便，就弯腰用粪铲勾进粪箕里。
那时候，农民极为贫穷，无钱买化肥。再说，当时化肥产量很少，供应紧张，没有门路，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农村有句谚语：“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没有化肥，农家肥得跟得上，要不庄稼就没有好收成。于是，县里和公社，便号召社员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希望生产的猪粪能催肥贫瘠的农田，催出丰收好年景。可填饱人肚子都很困难，拿什么来喂猪？
大队和生产队的头头们便退而求其次，要求社员们拾粪。起初有硬性指标，每家每天要上交20斤粪便，但收效不大。后来便采取了奖励政策：完成任务后每超出一斤，奖励一分工；完不成任务每少一斤倒扣一分工。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农民就靠工分吃饭呢。这样一来，社员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拾粪运动，便开展起来。
这本是男劳力干的活，一下子变成了全民行动。为了给家里多挣些工分，以便年终多分点口粮和钱，男女，老少，纷纷挎上粪箕子加入拾粪的行列。
不光社员们拾粪，干部们也拾粪。公社干部们下乡，有时自行车后也绑个粪箕子。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许多人也带上粪箕，遇到粪就拾，然后随手倒进路边的田里。公社、大队还辟有宣传专栏，表扬拾粪成绩突出的人和事。
我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上海下放女知青李小勤，劳动之余，就为集体拾粪并且不要报酬。她走亲戚、赶集上店、到公社开会都用自行车载着个粪筐子。她一年拾粪上千斤，因此被评为全公社的拾粪先进分子。她的事迹在广播上一宣传，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就请她到处作事迹报告。后来还把她调到公社当了革委副主任。当时，就有人编了个“下放知青李小勤，拾粪拾个副主任”的顺口溜。
那时候，我正在上初中，还不到干活拿工分的年龄。我家就母亲一个大半劳力，所以，每到年终不但分的粮食少，还要朝外打款。为了多给家里挣点工分，母亲就让我趁星期天和寒暑假去拾粪。从此，拾粪就成为我星期天和寒暑假里的一项任务。
拾粪这活虽然简单，但很辛苦。一是要起早，二是要跑很多路。天蒙蒙亮，我还在甜美的梦乡里，母亲就要把我喊醒，让我出去拾粪。我真舍不得那暖暖的被窝！可母命难违，也只好极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顶着朦胧的夜色走出家门。每天少者要跑十里八里，多者二三十里。人人拾粪，家跟前哪有这么多粪呀。
为了不寂寞，拾粪时我们总要约一个小伙伴同行。我们一路睁大眼睛，逡巡着每一个角落。发现一个粪便，就如发现了一笔财富。有时，俩人同时看到一泡粪，就会奔跑着去抢，结果是跑得快的先抢到，此时就会为是谁先发现而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争吵归争吵，一般不会为此结仇。事后，两人仍有说有笑地结伴前行。为了大家拾到的粪数量差不多，拾到多的也不会先回家，而是陪伴着或是帮着那个拾的少的一起拾，直到两人拾的粪基本相当了，才高兴地结伴回家。
毕竟是小孩子，爱玩的天性是不变的，有时拾着拾着，就把自己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了。整天被老师、家长严格管束着，一旦获得自由，就如脱缰的野马，在田野里尽情地奔跑着，嬉戏着。常常快到回家吃饭的时间了，粪还没有拾到多少。这时，才知道闯下了大祸，于是，有的把一块泥团放在粪篓里，上面放些粪盖住，蒙骗家长。有的干脆到别人家的茅房里或粪堆上去偷。当然，被人家捉住的事也不少。轻者挨几句臭骂，重者挨几个耳光也是有的。我的一个伙伴就因为偷别的生产队粪堆上的粪被人发现，挨了一顿打，还被没收了拾粪工具。
粪拾回来以后，队里的收粪员二娃还要进行目测式的检查，以便估价记工分。二娃很公平，讲究按质论价。但他是个好脾气，知道小孩子们拾粪不容易，遇到以次充好的事，他顶多不给记分，是不会扣分的。
我去上高中后，就再也没有拾过粪。
如今，种地都用化肥了，拾粪也就成了不会再重复的历史。偶尔回到农村，看见那挂在土墙前屋檐下破旧的粪箕，心里不禁有一种异样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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