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被推到了近代世界的风口浪尖之上。客观地说，这个时候的大清尽管被迫割地赔款，也开放了通商口岸。但整体而言，元气尚在，和当时世界上的强国有差距但并非是不可挽救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未尝不是一个契机，如果改革鼎新，对外开放，或许还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亿点外链
遗憾的是，大清最高统治者拒绝睁开眼睛，正视现实，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愿与各国列强正面接触，而将外交大权下移给地方督抚。
我们知道，清代的总督以直隶和两江最为显赫，之所以显赫是他们被冠以南北洋大臣之职。清代前中期是一个没有外交的国家，历朝统治者都奉行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与西方国家发生正常的外交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才正式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但统治者固执地认为，要将这种对外接触限制在京城以外。因而，大清的外交机构自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由地方督抚负责。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为了适应新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与外国公使发生直接的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然而，总理衙门虽然是为外交而设，但真正的执行者还是南北洋大臣。清政府的本意还是想将外国人阻留在外地。
南洋大臣起初的名字叫五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名为三口通商大臣。他们起初的职务性质是一样的，但最初的职务却不一样。五口通商大臣最开始的时候是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上海的地位超过了广州，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兼任者便转移到了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的手上。
其后除同治元年一段很短的时间为专职外，南洋通商大臣一直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苏抚或江督都是长江以南最主要的通商口岸上海所在政区的最高地方长官。
三口通商大臣最初由恭亲王奕的得力助手，候补侍郎崇厚担任，与南洋大臣相比仅差“钦差”二字，驻天津。同治九年（1870年），随着通商和外交事务的不断扩大，三口通商大臣又脱离本省督抚而单独设置，形成了有责无权，地方官吏往往坐观成败，不肯协助。
因此，同治九年十月，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照便提出建议，三口通商大臣应仿五口通商大臣例，所有洋务、海防均有直隶总督经理。经过总理衙门的议复，于11月12日发布上谕，将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所以洋务海防事宜，归直隶总督经管。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成为定制，恰好这个时候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之职，这道上谕便第一个在他身上得到落实，他就因缘成了晚期时期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第一人。
南北洋大臣设立后，兼任这两个职务的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地位明显提高，远远高于其他总督。由于他们经常和洋人打交道，办理有关通商事宜，代表朝廷与外国谈判、立约，加上江督和直督握有地方军政大权，最终迫使朝廷由起初的限制转为了依赖，使本应由朝廷掌握的外交权力落入了地方疆臣之手。
南北洋大臣的职权转入到地方督抚手中后，其实际作用与清政府设立之时的愿望完全相反。尤其是北洋大臣，除了有南洋大臣的职掌外，还兼顾北方洋务、北方海防、招商事务等，其职权远远超出了交涉、通商事务的范围，也超过了直隶或三口的范围之外，其实权大大超过了南洋大臣。
南北洋大臣一方面向列强频送秋波，开怀结交，另一方面又极力左右朝政，把持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及实行，逐渐成为清政府不得不依赖的主要支柱，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政府内部的代理人，这种情况，都对晚清时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着力经营自己的势力，他的北洋集团也逐渐与中央离心离德。到了辛亥革命爆发时，朝廷已无军队可调，更无军饷可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袁世凯。这种局面或许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当家人道光帝和咸丰帝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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