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小吃名声也响

*老北京杂谈

编前语：我想，不少与我同龄的朋友，大概都在本文所提到的地区，吃过那些个体商贩做的老北京小吃。但不知道您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儿——————————

小贩小吃名声也响

如今，人们在回忆或谈论老北京的吃食或日用品时，总是局限在一些叫得响的、有“字号”的大小店铺。当然，这些店铺的“字号”有影响力，按照老北京人的说法儿，就是人家凭本事创的“牌子”。可是我认为，不能忽略那些因经营规模小或因主客观条件等，过早“夭折”的那些个体小贩及其经营的食品或用品。本人好吃，所以就根据回忆，来谈谈昔日那些虽是小贩、虽叫卖“小吃”，但名声也响的那些小贩及其经营的老北京小吃吧。

您要让我说实话，我就说现在一些经营老北京吃食的饭馆，包括一些所谓“老字号”店铺所经营的小吃，我吃着总觉得有些还不如昔日那些小贩卖的小吃好吃，特别是吃着觉得“不对味儿”时，就更怀念昔日那些小贩经营的各种小吃。

过去，除了在每年举办的庙会集市上会看到一些卖老北京小吃的摊位或推着小车卖小吃的小贩外；除了一些穿街走巷叫卖小吃的小贩外，在老北京城街头或某些开阔地面儿上，有时候也集中一些卖小吃的摊位。就拿我所住胡同东口那两侧较宽阔的便道地面儿说吧，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每天早晨就有四家卖小吃的摊位，都是推着一辆木制两轮儿手推车，固定位置后作为卖小吃的摊位。我记得主要有四个摊贩分别卖四种老北京小吃，即卖面茶的、卖炸咯吱盒儿和炸三角的、卖炸油饼儿的和卖粳米粥的。这四种小吃无论是味道或口感，都非常地道，受到附近居民欢迎。时间长了，人们都自然而然地赋予他们一个“字号”，即以其姓氏和所卖小吃一起组成的“姓氏字号”。如那位卖炸油饼儿的小贩姓刘，加之他有些驼背，人们都称呼他的摊车为“刘罗锅儿油饼儿”。他炸的金黄色、油汪汪、焦脆而松软的油饼儿，特别受欢迎，每天他的摊车前至少有十几个人排队购买油饼儿，而且不少人把观看“刘罗锅儿”麻利地操作看作一件趣事儿。对于这刘罗锅儿本人，我记得不少老人和中年人都亲切地称其“罗锅子”。“罗锅子”为人和气，从不坑人，据他自己介绍，他每天卖油饼儿养活他年迈的老父亲。由于穷，40岁了还打光棍儿。听到这些后，不少胡同里的居民对他非常同情。尤其是一些赶早儿出来蹬三轮车为生的工人，每天都到他的摊位买油饼儿吃，所以“罗锅子”的油饼儿摊儿，每天不到上午九点钟就收摊儿了，而后他便匆匆赶回家去照顾老父亲，真是一个孝子。

那个卖“炸咯吱盒儿”和“炸三角”的摊贩好像也姓刘，因为记得有不少人称呼他“刘三角儿”，他总是报之一笑。他的炸咯吱盒儿外焦里嫩，每个售价才1分钱；他的炸三角每个售价2分钱，外面是焦黄油汪汪的皮儿，里面的卤馅儿一咬一嘟噜水儿且喷香绵软非常好吃。算起来，我已经有60多年没有见过那种炸咯吱盒儿啦；近些年倒是在某号称经营老北京传统食品的店铺遇到“炸三角”，说句不客气话，无论是外观、口感等，完全不像昔日的炸三角！尤其是那外观的色泽，倒像是“煎饺子”。至于那家所谓老字号，据说也恢复了卖“炸三角”，我就哈哈哈啦！

顺便说一下儿，在距离这四个集中摊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专门卖芝麻烧饼的小贩，他每天就是一个烤炉、一个案板等，随做烧饼随烙烧饼。为什么他与这哥儿四个拉开一段儿距离，因为他摊位附近是卖熟肉食的小铺儿，人们买了热烧饼马上去小铺儿买猪头肉或酱猪肝儿等熟食夹烧饼吃，所以这卖烧饼的小贩很有眼力。他也姓刘，人称“烧饼刘”。有一次，我们胡同里爱开玩笑的老人赵大爷，和“烧饼刘”开玩笑说：“旁边儿（指那四个摊贩所在位置）有两位也姓刘，合算你们姓刘的扎堆儿跑我们这地界儿做买卖来啦！你们八成儿是刘备（三国时期蜀汉皇帝）的后人吧？”逗得周围人直笑。我特别喜欢听“烧饼刘”在烧饼熟了时，用擀面杖在案板上击打发出有节奏的“响点儿”，那是告诉人们烧饼熟了。我认为他击打案板的技术水平，似乎比那些表演“数来宝”的艺人击打竹板儿的声音还好听！

记得在我家附近城墙边儿上的一片开阔地面儿上，有不少卖小吃的商贩。其中住家在城墙附近的，则搭了一个大棚，即用几根儿粗壮的长竹竿儿支撑一块长方形的宽大芦席，席棚下有一个铁桶，当作火炉用，有固定的案板和两三张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在这些大棚下，主要有两三家分别卖羊杂碎汤、炸麻花儿、炸丸子汤的，他们每天收工时，只用车拉走板凳，那些桌子、火炉、案板似乎没人偷。大棚附近还有推车摆摊儿卖烤白薯、馄饨、茶汤等小吃的，当然他们摆摊儿卖吃食是根据季节来决定的，到了冬季，记得只有那卖羊杂碎汤和烤白薯的几个小贩仍在营业。这些可以算是固定的摊儿，时间久了，当地住户或经常途经这里的客人，包括一些赶大车的农民兄弟，都给各个小贩起了固定的名号，也算“字号”吧。如那个卖炸麻花儿的小贩人称“杨麻花儿”；卖羊杂碎汤的也姓杨，凑巧的是，人们称他“杨杂碎”，这“杨”、“羊”同音，所以称呼起来，既像称呼他本人，又像称他所卖的“羊杂碎”，知之者每提起便付之一笑。提起那个“杨麻花儿”虽为人和气，却有个怪脾气，即他在和面时，不许任何人近前，听说他儿子近前都不成，因为他说他儿子不是卖炸麻花儿的“料儿”。他炸的麻花儿入口又酥又脆又甜，据说原因就在他的和面技术上。还别说，直到“杨麻花儿”消失后，不少人还想着吃他的麻花儿。

 

我还记得儿时去“东安市场”时，在吉祥戏院南边有一个像一个大院儿一样的开阔地面儿，里面都是卖小吃的摊位，有卖豌豆黄儿、油炒面、茶汤、粳米粥、盆儿糕、灌肠儿、豆汁儿、烧饼油条等。我和我奶奶去那里吃小吃时，听到人们都以小贩的姓氏称呼其摊位，可惜那时候我年纪太小，根本记不住他们的姓氏。所以不能瞎写。记得我和我父亲去“西四大街”附近一条胡同串门儿时，在一户院墙很高的住户门前，有一片有一点儿坡度的开阔地面儿，也有几个小贩经常在这里卖小吃，其中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油酥火烧”。

我记不清是南城哪个地界儿啦，大概有一年3月份我和家长去那里时，看到不少卖小吃的摊位，那各种小吃我看着都眼馋，什么黄米面儿炸糕、杏仁茶、粳米粥、面茶、炸麻花儿、芝麻烧饼、盆糕、炸丸子、豆腐脑儿等。我记得有人称那卖豆腐脑儿的为“老段家豆腐脑儿”、称卖炸丸子的为“老白”等，我家长给我买了炸糕吃，真好吃，我这个四岁的孩子当时只顾吃，根本没想到去观察那些摊位，而眼睛盯着的，也是那各种小吃，所以现在不能过多地反映出那近似集市的小吃摊位啦！

记得在北京城其它地区，也有扎堆儿卖小吃的，但那时候我是个小孩子，一是记不住那些地名儿，二是根本没有去记忆那些摊位的意识，所以如今失去不少写作素材。现在回忆起来，我只是觉得当时人们对不少这样的摊位，都有固定称号，而且和小贩的姓氏及经营的小吃联系在一起，这也应该算作“字号”吧，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及其买卖没有形成“气候”。重要的是，之所以他们的经营小吃能在人们中“叫得响”，关键是他们各有一技之长，也算是“一招儿鲜”吧！还应该指出的是，在那极“左”思潮盛行时，不知是怎么形成一种怪异的思维定式，即工农兵，所谓的过去的穷人，只能吃价格低的食品，甚至连“糠”都吃不饱；而官僚、资本家等有钱人，每天花天酒地吃着鸡鸭鱼肉等，这样就把那食品也赋予“阶级色彩”。尤其是我进入工厂工作时，正值1969年，工厂食堂改成主要卖“工农兵菜”，即每份售价5分钱的白菜炖粗粉条儿、售价1角钱的稍微放了几片儿猪肉的白菜炖粉丝之类的菜。那每份售价2角钱的“甲菜”，一般工人还真不敢买，唯恐多吃几次“甲菜”，自己被驱逐出“工农兵”行列，好像“工农兵”天生就应该吃这价格低的菜，真是天大笑话儿！之所以扯到这些，是因为我记得当年在这类小吃摊儿前吃小吃的，可不全是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身穿西服打着领带、脚穿皮鞋的人；有不少头戴礼帽儿、衣着穿戴考究的人；而且听说不少文化戏曲界名人等也经常光顾这些小吃摊儿。就我所居住的胡同看，胡同里一些资本家家属、民航大院的住户，包括一位曾经是一位大官僚的姨太太的老人等，也经常到那些小贩那儿买小吃。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同里的一个贵妇人，人称“孟太太”。她每天穿戴讲究，尤其是夏季，她身穿旗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小吃摊儿上，这似乎是买主儿中的一个“亮点儿”。可见只要好吃的食品，买主儿是不分身价高低贵贱的！

我觉得如果不是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昔日这些小商小贩中，仅仅是这些卖老北京小吃的小贩中，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小人物”撑起更多的著名“老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