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光中讲梵高：追寻生命》提到一个点，就是梵高割掉自己的耳朵可能受到斗牛活动的影响，但其中还有很多的疑问，割下了他左耳的一部分？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以为梵高割下了整只耳朵。这种印象从何而来？那个妓女是谁？梵高为什么送她这么一件血淋淋的礼物？梵高怎么会在1888年2月满怀激情和期许来到阿尔勒，却在不到两年半后自杀了？
《梵高的耳朵》作者通过自己的资料搜索回答了这些问题。
《共和党人论坛报》1888年12月30日，星期天
本地新闻：阿尔勒
上周日晚间11点半，荷兰画家文森特·沃高出现在“妓院1号”，要找某个叫拉谢尔（Rachel）的人，把他的耳朵……递给她，还对她说：“好好收着。”然后就消失了。
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是全世界对梵高各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地，它是这样描述那个事件的：“1888年12月23日晚，梵高经受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结果他割下了他左耳的一部分，送给一个妓女。第二天警察在家中发现了他，并把他送进医院。”
为什么割掉耳朵
在西班牙斗牛中，斗牛士割下牛耳，送给人群中最美的女士作为奖赏。暗示梵高的耳朵就是给姑娘的一个“圣诞礼物”——“她想要圣诞礼物，而在斗牛中，耳朵就是给予女士至为尊贵的褒奖”。在普罗旺斯，这是流传最广的“梵高割耳”的原因，似乎听上去也算是一个完美的解释。然而，在写给埃米尔·伯纳德的信中，梵高叙述道，他见到了“许多牛，却没有人斗它们”。这暗示了他见到的是普罗旺斯式或卡玛格式（Camarguaise）斗牛，在这种斗牛中既不会杀死牛，也不会把牛弄残。考虑到他从未见过西班牙式斗牛，很难证明他的自残行为是基于上述那种原因。
还有种种迹象表明，梵高是有精神问题的。在梵高家族中并不是只有文森特存在这种问题。我们无从知晓他是不是有遗传疾病，但是有些迹象表明，梵高家族有精神疾病的病史，文森特后来向他的医生提到过这一点。梵高牧师夫妻俩所生的6个孩子中，两个自杀，两个死在精神病院，不过提奥（梵高弟弟）被诊断出他的死因是梅毒侵入了大脑。
其实梵高很小的时候已经表现出精神疾病。在19世纪80年代，人们能为精神病患者提供的帮助并不多。梵高的精神健康状况不是新近才出现问题的，他的家人在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早在1870年，梵高的父母就试图把年仅17岁的他隔离起来。从他们家族的通信可以知晓，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梵高有精神问题。在他过世后，提奥的一个表亲写信给提奥的妻子乔说：“我和许多亲戚都觉得这是一种解脱而非不幸。”
梵高治疗所用的药物溴化钾是作为镇静药开给癫痫病患的。不过，若长期服用溴化钾，将可能引起“肌肉控制能力衰退带来的抑郁、幻觉、视觉干扰、易怒、精神疾病及记忆力丧失”。
1888年12月23日清晨，高更已下定决心要离开阿尔勒，而文森特·梵高则住进了医院。那天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争论和推测的焦点。而毋庸置疑的是，所发生的事件足以将梵高推到崩溃的边缘。
割掉多少：整只！
他到底是切了耳垂、部分耳朵还是整只耳朵呢？对我来说，割下耳垂和割掉一整只耳朵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我们可以把割耳垂解释为一次意外的失手——残忍，但或许能被看作是无心之举。而如果他割下的是一整只耳朵，那么很显然，这不只是一次意外，而足以反映梵高的精神状态。“整只耳朵”的说法显然更受大众的欢迎，因为这更加戏剧化，也更符合梵高在公众心目中“疯狂艺术家”的形象，还能让人觉得梵高是在丧失心智的情况下，创作出伟大艺术作品的。
菲利克斯·雷伊医生是一位年轻的阿尔勒医生，也是1888年12月24日梵高入院后第一个救治他的人。雷伊医生从他的处方单上撕下一页，用一支黑色的钢笔，以医生的方式迅速画了两幅文森特·梵高耳朵的图解，有受伤前和受伤后的。
耳朵给了谁
梵高在1888年12月23日晚上去的正是沙博经营的其中一家妓院——妓院1号，给了一个名叫“拉谢尔”的妓女。即使在今天，当时报道中所提到的“拉谢尔”在普罗旺斯也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名字，在19世纪末就更少见了。使用这个名字的几乎都是犹太家庭，虽然在普罗旺斯有很多古老的犹太社区，但阿尔勒的犹太人非常少——我唯一找得到的记录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那里的犹太人不足百人，而其中没有一个女性叫作拉谢尔。
当再一次检视收集到的所有关于“拉谢尔”的信息后，渐渐开始明白可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像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在我读了当时报刊上的故事之后，就假定因为梵高是在妓院门口找的那个姑娘，她就一定是妓女。但如果她不是呢？
后来“拉谢尔”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在她结婚前，我的“拉谢尔”——加布丽埃勒——在晚上去妓院当女仆，清晨则到拉马丁广场打扫商店。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是紧密和熟悉的，梵高肯定几乎每天都会见到她。疯狗伤人的事故发生后，加布丽埃勒身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伤疤，就算穿着阿尔勒传统服装也能看见。由于她在1888年1月之前从来没去过巴黎，之后也再没去过那里，我猜想梵高会不会在离开首都前不久见过她。在她回到南方后不到三周，他就出现在了阿尔勒。在巴黎，两个穿着一身阿尔勒服装的女性可能是一道不寻常的风景线。
因为梵高沉浸于宗教之中不能自拔，一直到12月23日，这是有记录证明的。在高更的说法中，正如他告诉埃米尔·伯纳德的那样，梵高“读圣经，在所有不该去的地方对着最卑贱的人布道，我亲爱的朋友渐渐相信自己是基督、是上帝”。虽然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仍认为梵高是在精神发作最剧烈的时候，把自己身体上健康的一部分交给了女孩，以替换她受伤的地方。他在那晚所说的话让人想起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所说的话：“这是我的身体……为的是纪念我。”
1888年12月23日晚，加布丽埃勒的确在妓院1号，但她并不是一名妓女。她当时正在更换床单，清洗酒杯。当梵高在那个雨夜出现在妓院里时，我能想象到这个可怜的年轻女人有多么震惊——一个疯狂的男人冲到她工作的地方，递给她一个可怕的礼物。难怪她会晕倒。梵高富有善心，尤其是对他自以为比他更不幸的人；他可能被眼前这个工作如此努力却薪资微薄的柔弱女孩打动了。他可能被她受伤的胳膊触动了。她的确就是他心仪的那种女性——他以为自己可以拯救的受伤的天使。
请愿书
在他自残之后感到害怕，附近的人都明白他真的疯了。在1889年1月和2月间，人们聚集到黄房子外，偷看那个割下耳朵的画家。他们把他的家变成了一处景点。当地居民给市长写请愿书赶出梵高，请愿书上的签名似乎大多来自住在拉马丁广场或附近的人们，他们都亲眼见证了梵高在1888年12月23日前后的行为。虽然梵高对于公众安全从来都不是一个威胁，但到了1889年2月，他的邻居们变得警惕起来。当他在2月初发生第三次崩溃时，某些有影响力的人很容易就能说服当地人：在他们的周围有一个危险的疯子。
可是这份请愿书是出于苏雷和克里弗林的需要才撰写的：苏雷需要梵高搬出黄房子，因为他对烟草商负有法律义务；克里弗林则把梵高看作是负担，因为黄房子就在他店铺的隔壁，那些纠缠梵高的路人和青少年对他的生意有着不良影响。然而，他们无法单单以个人利益为由把梵高赶出去。梵高不稳定的精神状态给了他们极好的借口。通过传播他疯狂行为的故事煽动当地人的狂热，这两个人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些愿意签署请愿书的朋友。
真相大白
《梵高的耳朵》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关于耳朵、“拉谢尔”和请愿书——但也有许多细微的、看似没有关联的细节，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就能更细致入微地呈现梵高在阿尔勒的故事。这是一项缓慢而系统的工程：在档案馆中翻阅，从各个角度研究故事，不间断地从我能找到的、包括梵高画作在内的每个地方一点一滴地收集信息。
当我开始这项研究时，我才发现自己在几十年中都没有好好看过文森特·梵高的作品，这多少是因为他太过知名。这份名气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圈里。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每年接待超过160万参观者，这使得那里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博物馆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个为某个画家所建的博物馆。梵高是棵摇钱树（我的一个朋友最近送给我一双印有梵高《耳朵上扎绷带叼烟斗的自画像》的袜子）。所有这些冰箱贴、茶巾、雨伞和笔记本都帮了倒忙：过高的知名度有时反而会弱化他的形象，模糊掉真实的他以及他创作的动机。
如今，我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他，更深的了解带来的是真正的欣赏和尊重。同样，我也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阿尔勒了，用梵高那犀利的视角来观察那些人、那些景。我无从知晓我是如何被他的世界和那里的居民吸引过去的。一开始，他们只是一些在19世纪的纸页上难以辨认的名字，后来渐渐成为故事中真实的人物。一个多世纪前留在画布上的面容，如今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仿佛我真的认识他们一样。这些人不再是住在某个法国小镇的随处可见的人，他们是梵高着意挑选用来作画的人，对他而言有着独特的意义。
人们几乎总是在“疯狂”的前提下评判梵高和他的作品。如此简单地理解他的作品是非常草率的，事实绝对要微妙得多。梵高无疑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他并非总是处在癫狂中。他时而清醒、时而癫狂的精神疾病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影响。他的许多作品都堪称杰作，但并非所有作品都是。正如他告诉提奥的，梵高自己其实很清楚这一点。在完成了他认为是最佳作品之一的《盛开的杏树》之后，第二天他就“画得一塌糊涂”，他因无法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对创造力的影响而感到沮丧。在19世纪，精神疾病的治疗手段少之又少，梵高能够创作出那么多作品已属不易。
拿历史去附会传奇故事，要比揭露历史真相容易得多。如果我们一直都以“疯狂”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艺术，那我们也只关注了他人生中精神疾病发作的那段时光。然而当我开始这项研究后，我渐渐意识到，我对梵高和他疾病的简单认识并非事情的真相。梵高达到艺术创作的巅峰并非仅仅因其糟糕的精神状况。
至于那封请愿书，根本不是举城民众一致同意，急切地要把一个精神病人从家中赶走。那不过是两个勾结起来的朋友动用他们的关系，利用小社区里情有可原的恐惧心理做出的举动。文森特·梵高从来都没有主动地干过坏事，如果他真的对人们造成了威胁，警方早就该采取行动了。他是平静而自愿地进入精神病院的。
高更也并非一个懦夫，在捏造了关于阿尔勒的故事之后，飞也似的逃回了巴黎。其实，他不过是发现自己与一个几乎不熟的人共同居住在黄房子里，而那个人正在经历一场极为严重、无法预测的精神崩溃，高更把那些细节详尽地记在了他的笔记本中。他对事态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在公园里遭到剃刀威胁之后终于心力交瘁的高更抛弃了梵高，也丢下了他想在南方建立工作室的梦想——一个更为不堪的人或许早就逃得远远的了。
所有这些关键点都被误读了。最大的扭曲是割耳事件本身。雷伊医生那张被遗忘在一家美国档案馆里的素描，使得人们终于能够理解梵高究竟做了什么。拿着一把能割断喉咙的长柄剃刀，对着镜子割下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器官，想想这个画面就让人不寒而栗。那些血淋淋的场面——身陷危机之中的梵高绝望地扯着布条，拿毛巾试图止住不断流淌的鲜血——顿时变得无比真实。
梵高过于敏感，有时甚至失去了理智。但在他看似冲动的行为背后，总存在着一种有破绽的逻辑，在割下耳朵的那一晚尤为如此。他在1888年12月23日的行为并非一种完全偶发的自残行为——割下耳朵，清洗，用报纸包好，带着它在城里穿梭——这一系列行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又头脑清醒的。“拉谢尔”并不是我一开始以为的妓女。“拉谢尔”，或者说加布丽埃勒，是一个年轻的、柔弱的女子，她靠努力工作换取薪水。她在最低贱的场所——妓院——做夜间清洁工作时，梵高曾仔细观察过她。加布丽埃勒的大伤口清晰可见，深深地刺痛了梵高的心灵。就像他年轻时做实习牧师时把衣服送给穷人、睡在地板上一样，就像他由于无法接受自己成为弟弟的负担而决意自杀一样，梵高在那晚把耳朵送给加布丽埃勒并不是为了吓唬她，而是给她送去救赎。这当然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甚至在布·阿尔勒街妓院1号的门边把那个姑娘吓得不轻。但对梵高而言，这是一个私人的、亲密的礼物，他想通过这个礼物减轻她的痛苦。这一行为向我们传达了太多被我们忽视的梵高心底无私的本性——这是善良、敏感和极具同情心之人的一种行为。梵高成了“文森特先生”，一个满怀同情心的个体，他是吉努一家、鲁兰一家及其他许多住在拉马丁广场的人所认识和喜欢的人。
在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在研究开始之前，我对文森特·梵高在阿尔勒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认识全是错误的。梵高有过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但是从他的油画、友谊和书信中表达出来的，远不止他自己的悲伤与痛苦，他的创作永不止息。他的世界广袤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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