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学赵卡所言，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是世界上所有作家最奢侈的“文学生活”，在其他国家，根本找不出有像鲁迅文学院这样，给我们作家提供一个放下一切的安静的，纯粹的地方，生活，写作，大家的话题都和文学有关，并且自由，热烈。
“这个感觉让我真舒服，让我忘掉没地儿住。”四个月的鲁院生活，也确实如崔健的歌，“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这个舒服，在于自己的完全放松，抛却在单位刻板，平淡，甚至是平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鲁院，享受四个月的完全的“写作生涯，”对我而言，是一生中非常珍贵的极其难忘的一段不可能再放下的日子。
从媒体的全压力状态逸出，在北京（我的诗歌写作中称之为“帝都”），在鲁院，感受到的东西很多。鲁院虽然是个小院子，可是却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作家，还有鲁院的老师，不是博士就是硕士，专业也都很文学，很敬业。
在这个远离喧嚣的院子里，我们每天上课，讨论，吃饭，吃酒，读书，写作……女同学有她们的天地：可以在院子里摘杏子，桑葚，看梅花，小池塘边花前月下。男同学们则是吃酒，吃酒，再吃酒，给女同学照相，献殷勤和“爱心”，社会实践当“小工”，扛包。等等吧。或许，每个大学都是如此吧。不过鲁院却更独特。在深夜，小院寂静，不少同学的屋内灯光依然闪烁，长夜漫漫，笔耕不辍。
在这样的场景里，我突然想起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生活在别处。”在鲁院，在这里，我们是在别处，吸收大师们的讲座里的富氧成分，而当我们复归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的此在不过是别处，鲁院四个月的完美生活才是我们精神历程中的“此处。”
从2003年起到媒体工作至今，文学几乎成为我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虽然写作，虽然热爱，却始终不在状态。而鲁院生活，使我的热爱成为真正的“文学在场。”
第一次的文学讨论，郭艳老师的阐述使我受益匪浅。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作家中的作家。”一直困惑于这句话。郭艳老师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不能再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学爱好者”，而是要从作家的立场和态度来说话，写作。而这个“作家在场”，是我以前从未去想过的，也从没有把写作当作一个很正式的事来做，囿于自身的处境，一直处在写作的业余状态。我想，郭艳老师的这个话，或许就是作家的仪式感，从这个出发，作家本身的写作就有了立场，有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这样的写作，才能凸现作家的使命感和崇高感吧。 在鲁院的写作，我的诗歌写作进行了一些尝试，创作的组诗《帝都史记》约40首，在博客发出后，褒贬不一，批评占主流。或许，在鲁院，我完成了一次“失败之诗”，但是不管怎样，如果不是在鲁院，我不可能写出这组实验之作。大帝都，小鲁院，在这样的碰撞中，我“泥沙俱下”的完成了《帝都史记》，还有一个副产品，类似散文体的组诗《鲁院史记》。
一直很喜欢司马迁的《史记》，鲁院的大课有两堂正式关于《史记》的。也许是听者有心，也许就是故意为之，我以诗歌的方式完成着自己对《史记》在当下存在的个人解构与消解。
鲁院生活期间，还拉拉杂杂写了一些杂感，小评论，编纂了几本关于宁夏的历史之书。很难想像，自己竟然写了这么多东西，如果时间再延长一些，或许自己能写出更多的作品。但这不过是无妄之说而已，四个月的鲁院生活，聆听各种类别的讲座，确实感到自己在阅读上的虚弱，尤其是在与传统的对接上，在深度的阅读上，缺失的东西是巨大的。这对我的创作而言是非常致命的。所以，鲁院的生活可谓是让我打开了一个阅读新视界，这就是“豁然开朗。”
四个月的鲁院生活已经结束，有很多的话要说，现在说，以后还会说。有时候想用“作家们的乌托邦”来描述这四个月的鲁院生活。人的个体差异虽然很大，可是在鲁院，能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发自内心的真诚，那种干净至纯的关爱，这在自己以前的生活中是罕有的。可以说，鲁院就是一个庞大的温暖的“文学场”，将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作家们牢牢的吸引住，于是，在这里，我们回归了，也因此，有不少同学们发出了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最打动我的感慨，“鲁院是我们作家中的”家“，希望我们在这个家能多呆几月，几年，哪怕是多呆几天也行。”我何尝又不是这样想呢。
然而，我们终究要“长大成人”，于是我们离开家，怀揣一个叫“鲁迅文学院”的门牌，在远方，在这巨大的现实世界里，写作着，生活着，那家，那鲁院，却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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