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古今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兰夫人
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一万多年，我们早已衣食无忧。但我们还是轻松不下来，因为有一些比生存更重要的话题依然在困扰着我们，比如自由。
它让我们绞尽了脑汁，费劲了心血。为了它，有多少人曾经抛家舍业、揭竿而起；又有多少史书隐瞒了数不清的明争暗斗、斧声烛影。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引发了一整个腥风血雨、可兴可怨的文明史。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由，我们向职业要财务自由、向上司要工作自由、向家庭要人身自由、向政府要政治自由。
自由的形式看似很多，但其实只是两种：思想自由与意志自由。
思想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这已经成为世人共识，而且真正的思想自由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彻底干涉的——思想藏在脑子里，爱恨埋在内心中，每个人心里的那杆秤始终在秘密地、自由地衡量所有事物。
但意志自由（即行动自由）却让人类为之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我们今天就聊一些关于意志自由的东西。
意志自由这个概念至少含有以下四个特点：
什么是自由？简单理解就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所以自由最大的特征应该是具有可能性。已经发生的行为不具备自由，因为它失去了可能性——它已经完成了——被完成意味着它选择了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也意味着它失去了其他的可能性和机会。所以自由总隐藏在将要发生但尚未发生的那些瞬间。在那个瞬间，我们可以选择先迈左脚或者先迈右脚，可以选择往东或者往西，这些就是自由；但是等到那一步终于走出了，这件事已经发生过了，我们没法再为它选择其它的可能性了，这就是不自由。
自由不仅意味着可能性，而且这些可能性还必须是开放的，待创造的，而不是现成摆在那里、待选择的。总统选举是自由，但却是受到一定局限的自由，因为总统候选人是有限的那几位，大家只能从那几个现成的选项中选，所以这并不是完全的自由。总之，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一个选择题，而应该是一个填空题或者问答题，或者根本就不是一道题。
解释了所谓“开放的可能性”，可能有人已经等不及要反驳了：自由怎么能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呢？它还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道德的监督和良知的质问呀，否则社会岂不乱套了？这个问题我会有妥善的解决，不过不是现在。
我想先强调一点：自由必须先于所有规则，包括法律与道德，因为这是自由的题中之义，更是道德的可贵之处。
想象一个很高尚的人，他很乐于助人，但之后出台了一部法律，规定处罚见死不救的人和行为，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于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成了那个高尚的人，但是同时，我们再也不会歌颂“乐于助人”这个品德了，因为我们无法确知在这些层出不穷的高尚行为中，哪些是自由地抉择，哪些是被迫地发生——在法律的强制和恫吓下产生的行为既然不是出自自由，那么也就没有高尚可言了，所以我说自由先于规则恰恰是道德的可贵之处。我们当然要遵守规则，但是必须是自由地遵守规则，而不是要规则下的自由。“规则下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短语。
自由的定义要求我们的行为必须是自己做出的选择，而不能受到外界的干扰。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所有行为的第一负责人，甚至是唯一负责人。我们在做每一项抉择的时候很难完全排除外界利害关系的干扰。这些外界的影响中有威逼也有利诱，它们转化成我们的私心和贪念。我们可以将它们描述为“迫不得已”、“顾全大局”、“眼光长远”，但这些借口却改变不了我们不自由的事实。我们的行为不论是出于威逼胁迫还是出于利益衡量，我们一样是处于不自由的状态。
那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呢？当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某个外在的原因，而是为了自我成全，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那么，自我成全的行为又是什么呢？不是那些以追求外在财富、荣誉、地位、享受为目的的行为，而是以完善自我、充实自我为目的的行为。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意思。
当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发动行为的时候，虽然表面上还是没有免俗——我们依然在柴米油盐、察言观色。但这些已经成为我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为他的行为。
自由最本质地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这一点上来说，意志自由比思想自由更深刻、更实在，因为它是直接指向行为的。这个世界多多少少会让我们感到无奈，思想自由说到底只是帮我们更好地看待和适应这个有心无力的世界，而最终帮我们实现自己、超脱世界的还是意志自由（即行动自由）。
其实，就算是思想自由，最终也会要求在行为上得到体现，至少会对行为产生客观影响——一个真正实现了思想自由的人很难再重新作回犬儒。
真正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最终完成一定是其在行为上的实现，不论这种实现是以悲壮的方式惨淡收场，还是以妥协的方式仁至义尽。没有在行为上得到实践和实现的自由只是一个半吊子工程，不是自由的完全体。只知道沉浸在思想自由中的人也只是一个新时代的阿Q，而不能成为自己的圣雄。
我刚才说到自由最简单的定义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注意，我并没有说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严格来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自由的，因为这样完全是把行动的决定权交给了欲望和贪念，这些没有经过理性反思的感官欲望应该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所以在兽欲支配下产生的行为恰恰是不自由的。从这一点来看，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自由确实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但是这正向我前文所说，只是对自由最简单、最表面化的理解，对于自由来讲，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争取无限的活动空间，毫无顾忌地满足所有欲望”，而是为自己的每个行动标的一个自主的方向和准则，而且这个方向和准则必须是经过理性反思、深思熟虑的结果。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开始这场深思熟虑呢？
康德早已告诉我们，我们行动的最基本的准则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我们在采取每一个行动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而检视自己行为正当与否、自由与否的标准就是：你的行动如果被其他人模仿，那么会不会引发反噬作用，进而伤害自己甚至毁灭社会？
当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我们并不相信自己说出去的话，但恰恰最希望别人相信我们，如果别人也像我们一样，不相信我们刚才说的话，那么我们的撒谎行为就失去意义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噬。如果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那么所有的语言都将因为违背了同一律而失效，社会就会陷入无法沟通的窘境，所以“欺骗”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准则，所以我们不能撒谎。
我们会发现现存社会中的种种秩序——法律与道德——就是建立在康德提出的这一基本准则之上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自由活动的底线，而这些底线勾勒出了我们的自由空间。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地遵循这些社会秩序，这样只会加重我们的不自由；我们需要通过理性反思重新获得它们，甚至批判它们。把我们的行动从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的遵守。因为只有加入了实践理性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我们天生热爱自由，就像我们天生热爱解放。我们不喜欢各种束缚，不管束缚是来自因果链条还是社会制度。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超越这些东西，以追求各种形式的自由。但我们同时负有对自己的责任，它要求我们活出人的尊严，要求我们认真地过这一生，要求我们成为这个星球上一个合格的物种。总之，它要求我们不要辜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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