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一直有争论，孔子说性相近，孟子说性本善，荀子说性本恶，仅仅在儒家学派中，诸位先贤对人的本性都有自己别具一格的看法。到了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过了春秋、战国时期长达几百年时间的大动乱后，风雨飘摇的中原大地渴望大一统。
春秋战国时期之诸子百家争鸣虽然精彩，但是百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中原大地之统一，亦需要思想统一，基于此，战国以后之社会急切需要能吸收百家思想之精华，且适应当时大时代环境的思想出现。于是，汉武帝时期出现了董仲舒，而董仲舒亦因为其统一思想的举措，而名垂千古。
大家对董仲舒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比较熟悉吧，但是董仲舒之“儒术”，某种程度上说，与先秦诸子之“儒家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借鉴吸纳了诸子百家思想，并且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开创儒家经学。亦如冯友兰先生所说：
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
汉代之“儒术”虽植根于先秦之儒家思想之上，但是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却不能等同。想要把先贤文化运用于当前之现实，总是不能生搬硬套僵化套用的，要根据现实环境，来选择性吸收借鉴以及发挥先贤思想。
基于此，董仲舒之儒术自然与先秦儒家思想有差别的，同时，董仲舒亦在先秦儒家思想之上做了些许发挥。我们就拿董仲舒在人性论上的议论，来聊一聊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挥。
董仲舒对于人之本性的说法有三，分别是性待善、性善情恶和性三品，这里着重讲讲性待善。
董仲舒不赞成孟子性本善的说法，董仲舒说：
“吾之性命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己善；吾上质于圣人之说善，故谓性未善。”
董仲舒的这个意思是说，孟子以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以此区别于禽兽，但是董仲舒认为孟子此举是降低了善的标准，他不认可。董仲舒将圣人所提倡的善看成真正的“善”，所以董仲舒认为“性待善”。
虽然董仲舒反对性本善的说法，但是董仲舒认为人性中是有善质的，人可以在后天发挥自己的“善质”，继而成为善的存在。
董仲舒还举了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大致意思就是，善良就和大米一样，本性就如长出大米的禾苗，禾苗虽然可以长出米来，但是禾苗却不是米，所以人之性可变善，但是“性”本身不是“善”，就如禾苗不是大米一样。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董仲舒虽然否认了孟子的人性本善的说法，但是也没有去赞成荀子的人性本恶一说。他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方法，他虽然不认为性本善，但是亦不认为性本恶，却认为人有“善质”，人可以在后天发挥这个“善质”。
关于董仲舒之“性待善”对于孟子之性善论与荀子之性恶论的选择性继承，可以作如下总结：
（1）董仲舒的“性待善”认为人拥有“善质”，就像禾苗拥有长出大米的潜质一样。从此处，我们不难看出，董仲舒指出的人拥有“善质”这一说法，某种意义上是借鉴了孟子性善论中人生来就有代表善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一说法。
（2）董仲舒虽然不赞成性善说，但是亦没有走向性恶论，却与荀子一样，认为人可在后天教化中为善。董仲舒认为人因为拥有“善质”，在后天可以成为“善”的存在。董仲舒这一理论是在借鉴荀子之“性恶论”。荀子之性恶论认为，人先天用拥有“利己本性”，属“恶”，但是人与动物不同，会后天学习，在后天教化中，人能渐渐成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之“善”的存在。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人本性恶，但人可在后天变成善的存在。基于此，荀子之“后天教化达善”与董仲舒之“后天发挥善质”颇有异曲同工之意。
其实，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妨大胆猜测，董仲舒大抵是更加倾向于荀子之性恶论的，只是，抛开荀子之“性恶论”的本意，这“性恶论”中的“恶”听上去就消极得很。董仲舒当时在给“汉武帝”干活儿，他的任务主要是帮助汉武帝统一国内思想。统一思想更多是为了教化百姓，让百姓好管理一些，那么，荀子之“性恶论”无疑更有利于支撑君主去教化百姓，毕竟荀子认为人需要在后天学习社会礼仪规范后，才能让行为符合社会礼仪，成为善的存在。但是荀子之“性恶说”之人性本恶，不管荀子这里的“恶”有没有批判人性的意思，“恶”终究是不好听的。
如果董仲舒直接说“人性本恶”，怕是汉武帝也不开心，这不是在说汉武帝也“性本恶”吗？不仅汉武帝不开心，天下人也会不开心，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去理解荀子之“性恶说”的深远意味的。退一步来说，即便有时间和精力研究荀子之性恶论，但是因为带着偏见，或者眼界之原因，未必所有人都能理解荀子性恶说之恶并未有批判人性的意思，这个“恶”仅仅是与后天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之“善”对立的存在。
可能是出于方便理解，也可能是为了让大家更能接受，同时，亦为了能够支撑君主对百姓的教化行为，董仲舒继而提出了“性待善”，即性并非本善，但是却有“善质”，人可在后天教化中，成为符合“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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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中国哲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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