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与茶结缘。但在唐以前，佛家对于茶的作用，主要是以茶坐禅译经、以茶养生、以茶供奉。到了唐代，禅师的饭后三碗茶便是“和尚家风”，成为寺院的制度之一。僧侣们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理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赵州茶”成了禅门知名的文化典故。茶性与禅思在精神上达到互通后，“茶禅一味”亦顺应而生。唐以后，佛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更加紧密融合，茶的精神内涵也由此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僧人坐禅饮茶是茶与佛教结缘的开始。佛教传入我国时，饮茶已经是比较普遍的事了。而不少僧人在出家前，就有饮茶习惯。况且饮茶也不违背佛教的教规。所以，饮茶之俗，进人佛教寺院是很自然的事，而并非是佛教寺院给寺院僧人带来了饮茶之事。僧人饮茶的最早记载是在晋朝，见于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竟录》，他说：“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这时的茶水在僧人眼中，可能也只是清谈后的解渴之物。《晋书·艺术传》则记载了敦煌人单道开在邺城昭德寺修行，于室内打坐，平时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每天服用几粒由松蜜、姜桂、茯苓等做的药丸，到了夏天，则每天饮用一二升用茶加其它药物煮出来的茶汤。这说明寺院打坐已开始用茶，但仍未与佛理结合，他们饮茶只是为了解决坐禅修道带来的困乏。同时又服饮其他药物，这与道家饮茶之术相同。由此也可看出，就饮茶之事来说，寺院开始并没有什么新的创举，更遑论文化了。
茶与佛教真正的进一步结合，应该是得力于佛教的逐渐汉化。特别是禅宗在唐代的快速发展，与僧道生活的间接刺激有关。
禅宗是佛教与我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下的一种宗教形式。与传统的佛教教规森严，教理繁琐复杂相比， 禅宗不受经教所累，没有许多清规戒律，使得平时许多人能摆脱繁文缛节，自由之人性得以高扬。 禅师们常讲“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困时睡觉，醒来喝茶，饿了吃饭，该行则行与传统的中庸之道也有些许相符之处。而禅茶的结合是正是禅宗所标榜的“该行则行”的结果。
大唐气象万千，文化兴盛，宗门之中也多是饱学之士。故而禅宗与茶的结合，它的功能已不仅仅是早期的去困解乏，而是创造了饮茶文化的一种新的精神意境。并由此逐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佛教茶文化。最为后世所称道的便是所谓的“茶禅一味”。其意是说茶道精神与禅学相通，但并非说茶理即禅理。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顿悟，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心性本来清净，人人具有佛性。而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同时又有节制，这与禅宗变通佛教清规正好相互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对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很好的结合起来。
在这方面，唐代著名诗僧皎然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三饮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里将禅学、诗学、儒家思想三位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一杯茶饮下，既除去了浓浓睡意，又得到了天地间空灵的爽朗之感。“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撒轻尘”，饮茶为使心神清净，其与坐禅的意境是想通的，好像雨后的天地空灵清爽。“三饮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心即佛，佛即是心，烦恼即是菩提，实现了“静心、自悟”的禅宗主旨。中国的佛教禅宗，主张顿悟。而茶人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和享受，也可以说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亦有其道。佛与茶道连结起来，佛理与茶理便也有了共同之处。皎然正是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了中国的茶道之中。
道教、佛教都在茶中溶进了他们信仰的“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自然、宇宙融为一体，从而在其中求得和谐美好的韵律及精神解脱，这与禅的思想理念是一致的。
如果说禅给了茶以思想内核，那么《百丈清规》则是赋予了佛教茶文化各种规矩、礼仪、禁忌的躯壳。
就寺院茶道来说，其能成为禅僧的良友，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百丈清规》的形成。印度佛教的清规戒律太严不符合中国本身固有的文化精神，禅宗则主张圆通，但圆通的过分又必然威胁到禅宗本身的存在。
因此，唐朝末年，百丈山的怀海大和尚糅合佛教大小乘戒律，创立了“禅律”。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百丈清规》。他把僧人的坐卧起居，饮食之规，长幼之序等都作了充分的规定。僧人一律进僧堂，连床坐禅，晨参师，暮聚会，听石磬木鱼行令。整个僧院俨然一个大家庭，德高年长的僧人称为长老，长老的随从称侍者， 各科管事称为寮司。
宋真宗时，翰林学士同时也是佛教徒的杨亿向朝廷呈上《百丈清规》，从此《百丈清规》取得合法地位，凡是寺院生活规范、礼仪等都以清规为准。北宋理学家程颢游定林寺时，见僧堂威仪济济，不禁惊叹道：“三代礼乐尽在其中”。可见此时，佛教已然完全中国化了。《百丈清规》详细规范了禅寺的布局，僧堂的结构、日常起居的法则、不同场合的礼仪等，十分细致明确，其中每每有不同的茶礼出现在不同的场合。从此开始《清规》和茶礼便在许多禅寺中渐渐流传开来。
饮茶作为礼仪，早在唐代已在朝廷出现。至宋代更加以具体化。但民间所能效仿的，却是禅院的茶礼茶仪。宋代朝野竞相以斗茶为尚，佛寺也常大摆茶宴。在茶宴上，要高谈佛经，表演茶道，吟诗作词。如浙江余姚径山寺的径山茶宴有一定程式，先由寺院主持亲自“调茶”，以表对全体佛众的敬意，然后由僧人依次进献给在座宾客，称为“献茶”。宾客接茶后，先观察茶汤颜色，接着是闻其香，再品尝茶味，最后评价此茶的好处。这样的茶宴把佛教的律仪、品茶谈经与佛教哲思、人生理想都融为一体，开辟了中国茶文化的新天地。
随着佛教茶文化的发展，禅门日常饮茶和待客的方法逐渐规范。到了元代，德辉修改了《百丈清规》，对出入茶寮的礼仪、“头首”在僧堂点茶的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规定蒙堂挂出点茶牌，点茶人入寮先行礼讯问诸位来宾及僧众。寮士居于主位，点茶人处于宾位，点茶过程中还要焚香，点完茶收拾茶盏，寮主则收拾茶炉，最后在相互致谢。然后请众僧进入，点茶人再次问讯、献茶。直至茶喝完，寮主才会与众僧送点茶人出寮。
到了明代，僧院茶道已经广泛传播，世俗之人竞相效仿，出现了“家礼”、“家规”，由此家庭茶道也逐渐建立起来。
佛教禅宗把茶礼正式定入《百丈清规》，不仅仅是看中茶的止渴养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茶被看成是可以引导人们进入空虚灵境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中国文化自唐宋以来，开启了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文化局面。僧人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唱和日益频繁。而中国的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以及清净恬淡、超尘脱俗的生活，禅门中茶的仪规以及禅僧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宗旨的佛门文化，与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不谋而合。禅茶追求的走出禅门，来到俗世之后，在文人雅士掀起了一股新的时尚，使他们的茶饮情趣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幽、寒、静、雅之境界。
佛教中讲究静修坐禅，要把环境的选择作为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品茶求的是寂静，而最忌喧嚣。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着特殊的人格和特殊的生活形态。他们清高孤介、视富贵于浮云、洁身自好、淡泊无为。在茶饮生活中，禅门之中的“喧嚣”之忌备受他们的推崇，唐代以降的文人士大夫的茶画，尤其是元明清的茶画颇为鲜明地反映出这一特点，唐寅的《事茗图》、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以及丁云鹏的《玉山烹茶图》等无一例外地以幽深的山谷、清澈的溪流、郁郁的翠竹、飘泊的孤舟这等静谧的幽境为茶饮的背景，面对着茶画中这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我们至今仍能领略到文人士人夫茶饮情趣。
品茗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由静处来领会其趣味的活，它注重从饮茶这一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并从对恬淡静谧的环境的欣赏、陶冶中获得感悟，它不大有迷狂式的冲动和感情，有的是一种幽深玄远的清雅乐趣和内心的宁静喜悦。
明代徐渭的《煎茶七类》专设了一篇“茶宜”，用来论述环境的静谧清幽、洁净宁寂为品茗的必要条件，而明代许次纾的《茶疏》也明确地强调饮茶之所是不宜近“哭泣之小儿”、“僮仆之喧哗”。性情温柔的文人士大夫在品茗的情趣中有着精致的品味，与禅门子弟们可谓毫无差别。他们虽然没有像禅僧们那样远离世俗，不问世事。但他们不恋情于世俗的繁华，澹泊高雅、虚融清静的精神生活又使他们与禅僧们的人生趣向完全契合。
难怪明人张源十分强调品茗的独啜：“独啜曰神，客曰胜，三四成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在他看来，“泛”与“施”都属于品茶的不入流者，认为只有独自品茗最能领略茶之真谛。十分强调品茗的独立性。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也谈到过：“茶之为物，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的人生境界。”可见，文人士大夫啜茗求静，与禅僧饮茶避喧哗有着相同的原因。他们都认为，茶作为一种精神性饮料，只有在清幽旷远寂寞幽静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引人入禅，追求孤高冲远的生活情趣，隔断红尘俗世的纠缠，求得精神的解脱的作用。
避世品茗所带来的茶的另一大忌便是俗。寺院僧人的生活大半都是在参禅打坐中度过，而被作为调剂品的茶自然而然也有了“禅气”，甚至是“禅思”。这同样也被文人士大夫极为推崇，并加以十分具体的细化。由此,茶饮之趣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
起初，文人士大夫喝茶，和民间一样，把茶叶和桔皮、生姜、桂花等一锅煮，煮成“茶苏”来喝。到了唐代，由于陆羽的提倡，僧人们开始单独煮茶叶了。陆羽在《茶经》下卷“六之饮”中曾对当时民间的这种饮茶法进行过讥评，他说，有的人把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一类佐料同茶一起，熬了又熬，或者把茶汤一再扬起，成为膏汁滑腻状态，或者把茶汤上的泡沫去掉，这样的茶，简直等于沟渠里的废水，可是民间习俗依然这样做。陆羽把这种叫做“茶苏”的茶视为沟渠里的废水，明确强调茶汤保持茶本身的淳厚的滋味和纯粹馥郁的茶香，提倡清茶的饮用。
这种清茶的喝法，与禅门对于空灵、清淡的尊崇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混浊的浓汤、杂混的佐料，全然是刺激人的感官的媒介，是俗物，在禅僧的眼中和观念里，“茶苏”与彼岸世界，那个虚幻的理想的精神世界的色彩是不谐调的。因此，陆羽的“清饮”在禅门之中一呼百应，饮清茶成为禅僧们顿了本心清净，追求心灵虚明澄静的象征，也是禅僧们标榜自己自命不俗的一种根据。这与隐士们为了证明自已不是平凡的人而做出种种举动，如公孙凤一定要等食物腐败发酵以后再吃、吴国披裘公“五月披裘而负薪”，见遗金而不取，是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封建士大夫们在思维言行上力尚禅学，在品茗生活中，追求啜茗之时那种若有若无的玄妙情趣，而只有这种清茶的煮法，才能使得茶“其格清淡，其理幽奥”，从而散发出一股淡雅的清气。
士大夫作为中国社会中的文人雅士，他们博学多识，能填词作诗，抚琴作画，生活安逸恬静。在饮茶时对喝茶的伴侣的选择也往往忌“俗”，凡是那些言语外表粗俗野蛮之徒统统是属于被排斥之列的。明人陆树声论茶人之品就这样讲到：“煎茶非漫浪，要需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得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文人对茶的认识，特别精神化，苏东坡在《叶嘉传》就说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以茶来比喻白己高洁的品质，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所以文人喝茶，讲求人品与茶品的相宜，所谓“唯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也。
至于茶侣，陆树声在《茶寮记》的“茶侣类”这样说道：“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者。”在陆树声看来，茶侣只能是那些骚人墨客、隐逸高僧、云游之士者，只有这些人才能识得茶的真趣，才是被选择的合适的茶侣。
禅宗与茶的结合，不但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与意境。而且由于僧人本身对茶的钟爱，在对于茶的推广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是推动了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
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说：“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曾有人说，僧人为苦修不睡觉而饮茶，就像是现代人喝咖啡提神一样，尚还谈不到对茶文化有多少的贡献。但我们要知道，禅理与茶道是否真的相通姑且不论，要使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饮茶人，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把茶理说得再高明谁又能体会？而僧人清闲，有时间品茶，禅宗修炼也需要饮茶。唐代佛教发达，僧人行遍天下，比一般人传播茶艺更快。所以，不管怎么说，僧人推动了茶文化传播的这个事实是难以否认的。
其次是对茶叶的种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据《庐山志》记载，早在晋代，庐山寺观里的僧人就已经在相继种茶了。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曾以自种之茶招待陶渊明，吟诗饮茶，论道谈经，终日不倦。 陆羽的师傅智积禅师，也是亲自种茶的。唐代许多名茶出于寺院，如普陀山寺僧人便广植茶树，形成著名的“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普陀僧植茶还在传承不断。又比如宋代著名产茶盛地建安北苑，自南唐便是佛教盛地，三步一寺，五步一刹，建茶的兴起首先是南唐僧人们的努力，后来才引起朝廷的注意。陆羽、皎然所居之湖州杼山，同样即是寺院胜地，又是产茶盛地。
唐代寺院经济很发达，有土地，有佃户，寺院又多在深山云雾之间，正是宜于植茶的好地方。僧人有饮茶爱好，一院之中百千僧众，都想饮茶，香客施主来烧香，也想喝杯好茶解除一路劳苦，如果茶叶全靠买当然划不来，所以僧院植茶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推动茶文化发展要有物质基础，最紧要的便是要研究茶的生产制作，在这方面禅僧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是使茶文化得以向海外传播。
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佛教对茶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向外传播，更是功不可没。
4世纪末5世纪初，佛教由中国传入高句丽，随着天台宗、华严宗的往来，饮茶之风很快进人朝鲜半岛。据《东国通鉴》记载，在唐代，“新罗兴德王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赐予茶籽，始种于企罗道之智异山。”公元12世纪，高丽的松应寺、宝林寺等著名寺院积极提倡饮茶，使饮茶之风很快普及到民间。
而中国茶传入日本，据文字记载的当时是在唐代。
第一个从中国学习茶事的是来华学佛的高僧最澄。他于805年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佛后将茶种带回日本，种于近江的台麓山。紧随其后的日本高僧空海，也曾几度往返日本和中国，也带去饼茶和茶籽。他们都为中国茶种传到日本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最先把中国禅宗茶理带回日本的僧人，则是宋代从浙江天目山径山寺学佛的南浦绍明和在浙江万年寺学佛的荣西禅师。他们四国后，都将中国的饮茶之道，在日本寺院和民间广为宣传。高僧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宣传饮茶好处，使饮茶之风在日本逐渐地普及开来。
佛教禅宗茶文化所开出的美的境界，给整个中国茶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精神，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只要从中国文学作品诗词文赋等无可计数地涉及了茶文化这点，便可证其意义与价值之大。历史上大多著名文人，无不与茶结缘。这不正好说明了茶文化本身所蕴含的那种美不可言的禅意境界吗？当佛教禅宗对茶的价值肯定成为各阶层人士所共同崇尚的风尚，一种真正的茶文化就随之而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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