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呼伦贝尔草原的雨水特别好。又进入了8 年~10 年一次的丰水年，雨水从春天一直持续到夏天，连续不断，草的长势极好。这么好的年景里，吉格米德老爷子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他如今上了岁数，叱咤风云的年代都过去了，大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游牧民也都静匿无声了。但吉格米德讲述的故事，仍能让人想象出他年轻时的样子—— 草原上一位优秀的“努图克沁”。
风雪中的牧民
“ 努图克沁”是蒙古族一个古老的词汇，字面直译是管理家乡的人。蒙古人的家乡是模糊概念，任何水草丰美适于牛羊的地方都可以成为“ 努图克”—— 家乡或者家园，它也可以是一级社会组织，有乡亲的地方就是家乡。努图克沁的任务就是为乡亲们勘察草场，寻找下一个季节、下一年，甚至下一个时代的家乡。吉格米德长大成人之后，就成为了努图克沁，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
20 世纪50 年代，蒙古国东部森林边缘的草场被大雪覆盖，一个十几岁的青年跟着父亲在这里放牧着3000 多头羊。一尺多深的雪没到羊肚子，父子两个白天跟着羊群走，到了傍晚，要把雪扒开，露出草地供3000 多头羊休息。年轻人扫雪、铲雪。腾起的汗气在寒风中蒸发，让身体变得更冷，风打透了衣服，就像铁罩衫一样沉重。
“现在想想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干出来的，3000 只羊得多大地方啊？”老爷子回忆那段经历时，自己都觉得不解。
有一年冬天，雪大，内蒙古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宝力格的一个嘎查认为自身的草场不足以让全嘎查的牲畜过冬，和蒙古国东方省靠近边境的一个苏木协调了一块地方，作为冬季走场使用。这是项艰苦、担责任的工作，得把嘎查中比较健壮的牲畜带到蒙古国一侧过冬，年轻的吉格米德和他的父亲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经历了日占时期、苏军进攻中国东北、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等等一系列动荡以后，呼伦贝尔草原迎来的仍然是多事之秋。1957 年，吉格米德结婚了，他为自己准备了新蒙古包。蒙古包的架子是木头的，平行四边形组成的可以伸缩的墙体叫“哈那”，上面是圆顶，圆顶和哈那相连的是放射状的一根根木杆，需要四种不同的质地，放在不同的位置。这些都是在吉格米德放牧之余完成的。
不过，在制作这个蒙古包的过程中，吉格米德也得到了很多邻居、朋友的帮助。谁有空就来帮一把，这种不计利益的古老合作在牧民中间是自然而然的，就像每个牧民都应该有自己的蒙古包一样自然而然。
就在蒙古包做好的时候，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牛羊虽然就在那，但是牧民不能随便吃，每人每月只能挣到核5 元钱的工分。这时，吉格米德的另一种才能展示出来，他是个猎人，有三条特别善跑的猎狗。这种狗和草原上的牧羊狗不一样，体型瘦，毛色杂，敢于咬狼。
当时大兴安岭中的猎物特别多，鹿、熊、狼、狐狸都有，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很和谐，人打猎，但是不破坏野生动物的家园，所以野生动物照样繁衍生息。少量的打猎缓解了饥荒带给吉格米德家庭的压力，但是他也目睹了大规模的、灭绝性的围捕留下的许多惨痛画面。
智慧的牧羊人
草原上有一句谚语：“ 英雄敌不过一支暗箭，富户敌不过一场灾难。”呼伦贝尔草原天气寒冷，让牧民受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就是雪灾。一场暴风雪，一家人的牲畜就可能死绝。所以应对雪灾是努图克沁的重要职责。
我以前就听说过吉格米德的一些传奇。他在冬天来临之前就能判断出今年冬天是否有雪灾。事先，他就把全嘎查的马群集中起来，赶到兴安岭。因为大畜放牧要在林地，林地中食肉动物多，大畜对食肉动物有一定的防御能力，林地中雪软，牲畜可以吃到雪下面的草，林地背风，牲畜也可以暖和一些。上世纪80年代初，吉格米德预测到冬天要发生雪灾，主动要求管理全嘎查的牛，他把吹硬了的雪壳挖起来，竖着变成墙，既挡风、保暖，又保证了冬天的粮食，保护了全嘎查的牛。
当我对吉格米德说起这些故事时，他说：“你说的那个都不算什么，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人人都会做，努图克沁的工作没有那么简单。”
家畜要想度过雪灾，最重要的还是身上有膘，而这需要努图克沁一年的统筹规划。春天抓草膘，不能把牲畜放在离水太近的地方；夏天抓水膘，要在河边放牧，让牲畜多喝水；秋天抓油膘，得让牲畜多吃草籽。吉格米德说，一年从春天就要开始忙，但秋天是最关键的，秋天这块草场，前一年就得准备好，草的长势要好，营养丰富，不能打草，这样秋季牲畜才能很好地过冬。
吉格米德还有很多判断一块草场在来年是好是坏的方法，有的很神秘，有的很科学。比如说，夏天雨水多，通常冬天会雪多。再比如说，老鼠秋天会堆草，但堆的草上可能放牛粪，可能放骨头。放骨头的话，就是今年天气不好，冬天将下大雪。放牛粪，则意味着丰收年。
不过，这并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吉格米德预测草原长势的方法，就像个科学家。勘察草原，吉格米德会去找一块方形的地方，做样方，看里面长了什么草，密度是多少。有的草意味着草场的长势好，有的则意味着长势差。每年，吉格米德都会从河边到山坡上选几个不同的地方做样方，还会把草掰下来，用牙咬，尝里面的味道，通过咸、淡、甜来分析当地今年的水情，进而判断草场明年的长势。
吉格米德还有很多奇思妙想。他设计了一种车，轱辘比勒勒车小，上面铺柳条，把新生的小羊羔放在上面，再盖上东西，小羊羔就不会冻着，同时柳条能保持小羊羔身体下面干燥，比放在棚圈里或者直接放在地上好。而柳条在呼伦贝尔草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只要有河水的洼地都有柳条，就地取材，没有什么成本。
每年搬家之前，吉格米德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观察云、草、水，判断下个季节各家应该在哪里扎包，待多少天。在吉格米德看来，游牧远远不是过去认为的粗放式管理，它是一套非常科学严谨的管理体系。
游牧的末日
在古代，努图克沁是为整个部族寻找下一阶段牧场的人，也有军事组织中侦察兵的意思。它一直存在，但只是个称谓。70 年代，草原上有了这样一个职位。放牧前，这些担任“努图克沁”的人会先去查看哪块草场可以扎包，哪块可以停下来，为整个嘎查甚至旗工作。
吉格米德是最后一代努图克沁。上世纪80年代，草原上的努图克沁一起办学习班，吉格米德是学习班上最年轻的一个，他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但可惜的是，之后再也没有培养过努图克沁的学习班。
那时，一个指导草原牧业实践的重要理论是“ 公地悲剧”。按照这个理论，土地只要是公有的，大家就不会保护它，只会掠夺它。加上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区大力推广，牧区也开始把草场承包给各家各户。这样，原来的大草场变成了各家各户的一小块，不再需要努图克沁了。因为没分到河边草场的牧民不能再去河边放牧，各家只使用自己的一小块。草场的统筹协作机制打破了，管理体系打破了，人与人、家庭与家庭间的协作关系也打破了。
对于吉格米德这样的家庭来说，草场承包到户后，他们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吉格米德有3 个儿子，儿子们相继当家，但他们仍然联合起来，是当地的牧业大户。联合起来，就可以租借别家的草场，保持四季牧场的需求，也可以买很多机器，打草机、捆草机、拖拉机，拖拉机还配有清路机。因为按照如今的管理方式，各家打各家的草，冬天喂牲口，所有这些机器都用得着。下雪时，牲口走不动，清路机非常有用。
但是，很多牧民没有吉格米德的才能，他们习惯了听统一安排，自己承包后，很快就经营不下去，草场质量恶化，没有了牲畜，家庭收入、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即使对于吉格米德，维持这些机器的花销仍然是笔不小的负担，因为油钱很贵。草原畜牧业从传统的逐水草而居，变成了石油农业。
几年前，吉格米德在马背上还很自信，他也努力参与各种新生事务。冬天，他会住到城市里来,还去参加全国环保人士的培训。
现在，吉格米德的精力大不如从前。这次见到他，他不断念叨早年的故事，很想把判断草原气象和草长势的方法告诉我，但是翻译不会翻。我意识到，他谈论的这一切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至少是智力成果，于是按照西方的工作方法，付给他600 元稿费。吉格米德非常感谢地用双手把钱接过来，在头顶上贴了一下。这是藏传佛教信徒们的一种礼节。
采访那几天，正好赶上蒙古族传统的卓拉节（卓拉是酥油灯的意思）。新巴尔虎左旗有一座重要的寺院—— 甘珠尔寺，我和翻译一起去了寺院。牧民们从各地赶来，点上一盏油灯，为草原，为自己的未来祈福，吉格米德也默默地走入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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