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效应，最早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教授于 1983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传播中第三人效应的作用》中提出的。他认为第三人假设似乎是一种普遍观点的变体，这种观点认为一些事件在社会层面(对其他人)上的影响与个人层面(对我)上的影响大相径庭，前者的影响要比后者大。
人们倾向于高估大众媒介对他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劝服传播所面对的受众会认为，这种劝服对他人比对自己有更大的影响。而且不论是否是信息的直接接受者，对媒介影响他人的预期将会导致自己采取行动。
此后，许多学者对此都作了专门的研究。我国学者陶鹤山对此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第三人效应理论: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视角》。它系统地介绍了戴维林等人的第三人效应理论的内容及其"互有差异的认知"概念。
第三人效应之所以会产生，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是感受误差造成的
一般来说，一个人都希望他人对自己有个好评价，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往往会多讲一些肯定的话，但是人们又不想因此而不知他人真实地对自己的评价，以致失去自我印象的管理。因此，人们便产生了一种既想听好话，又想真实地从他人中了解自己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通过第一人是无法解决的，只有通过第三人才能加以解决。因为人们认为第三人是在自己不在场时说出肯定的话，这说明第三人说了真话，因为第三人没有必要说假话，不会有像当面说好话那样的奉承话，也不会有像当面说好话那样的动机。因此，一般都会认为背后的第三人的话会比较真实，说出了他的心理话。另有一点，人们还有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人在当面都比较喜欢说好话，背后都喜欢讲人家的坏话。然而，现在听到了第三人讲自己的好话，因此，倍感激动，信以为真。这种当面与背后的感受差异之大，其中有许多是误解引起的。事实上背后第三人也会说奉承话的，特别是在背后人群中有你所熟悉的人存在，人们更会像当面夸张你一样奉承一番，因为他知道这第三人(即你的熟人)必定会把他的话传达到你这儿。可见，这种感受误差是第三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个人特质有关系
① 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有关。程度越高，越易理性地认知他人的评价，不管是当面的还是背后的，他们更会理智地来进行自我评价，特别对背后的小道消息更会引起提防，因此就不容易产生第三人效应。
② 一个人对第三人效应发生机制的认识程度有关。了解第三人效应者一般就不容易轻信第三人的传言，对第三人传言都会加以过滤，以便得出该传言是真是假，真的程度有多大。
③ 与一个人对第三人效应的破解频率有关。一个人多次破解了第三人效应的发生原因，那么，他对第三人的传言就十分敏感、警觉，就不易再发生这一效应。否则，就容易发生该效应。
④ 与一个人的偏信小道消息的个性有关。有的人就喜欢听小道消息，因此，这种人极易发生第三人效应。
⑤ 与一个人的年龄大小有关。年龄大者日常生活经验丰富、信息渠道多，因此，不易发生第三人效应，年轻者则刚好相反，易发生第三人效应。
⑥ 与一个人的信息渠道多少有关。信息渠道多、广，就不易发生第三人效应，因为不同渠道总会有误差，从而产生警觉，对信息进行过滤，易发现第三人传言的动机与真实性。
⑦ 与一个人的距离(含社会距离、人际距离)远近有关。一般认为距离远，第三人效应越容易发生，而且强度越大。
对"第三人"概念的设定模糊
尽管对于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历经三个阶段，建立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体系，但关于概念中的"第三人"具体指哪些人，早期学者没有进行明确的研究与界定，直到现在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没有得到解决。从目前所了解的资料来看，人们对于"第三人"的理解通常是"他"、"他们"、"其他人"等。
通过阅读可以了解到很多研究者往往从自己特定的对象研究范围内进行界定，通常有:学生、某个学校学生等;普通市民、某个城市的市民、某个地区人、某个国家的人等;带有某种特征的人、女性、男性、老人、小孩等，还有其他研究对象。总体看起来，对于"第三人"的界定显得非常混杂，也难以归类。
在理论验证阶段，如前所述的佩瑟尔和彼特在美国中西部两个城市进行了调查，主要是以"教育程度高与年长者"为主的访问者，还有1994年时胡幼伟教授在台北市长选举期间的调查对象为"台北市民"。在新媒体与跨文化研究阶段，禹卫华和张国良在《"第三人效果"研究的新动向》中谈到，美国学者冈瑟针对尼泊尔边远地区的研究对象是"医务人员"。[1]2005年，美国在对1687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希望了解戒烟广告对吸烟行为及吸烟意图的影响，受访者是"中学生"。
尽管一般研究者常常将"第三人"界定为"其他人"、"他人"等较为宽泛的群体，但研究时面对的"第三人"更应该是"群体"，而被试者眼中的"第三人"更类似于"个人(自己)"，倘若研究者对"第三人"这一宽泛界定合理的话，那我们应该担心媒体审查者接触的不良内容是不是比普通人更多。可见，对于具体对象到底是"一般人"认为对"一些人"的影响大于"其他人"，到底是"一般人自己"还是"一些人"或"其他人",所指对象有待进明确。
从审查制度到各种影响因素对第三人效果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往往习惯将带有说服性意味的负面信息当作研究内容，最常见的就是研究"暴力"、"色情"、"审查制度"、"政治传播"、"负面广告"、"其它负面内容"等。
在理论验证阶段，冈瑟电话采访了648位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以探讨第三人效果与"支持限制色情传媒"间的关系。[1]我国台湾的罗文辉与牛隆光教授还在《自尊、第三人效果与对限制媒介支持度的关联性研究》中研究选择"电视暴力影片与色情节目"作为媒介负面内容的代表，尝试分析这两类讯息的第三人效果。在影响因素研究阶段，1991年，冈瑟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了学生对于"负面新闻报道"的第三人效果认知情况[2];1996年，台湾的罗文辉在台北市访问了1858位高中学生，调查他们对于"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认知。1999年，科里森与弗洛若也研究了儿童对于收看香烟广告与反香烟广告的认知，还有的研究者曾调查了高中生对于"酗酒、自杀、患心脏病或患癌症、艾滋病的机率"对于第三人效果的认知情况。在新媒体与跨文化研究阶段，张国良和禹卫华在《"第三人效果"研究的新动向》中，通过无锡爆发"蓝藻水危机"，研究了人们是否具有第三人效果认知。还有我国香港的潘忠党等人研究了受众对"攻击性竞选宣传"影响的认知等。
究其根源，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负面信息往往比正面信息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研究往往集中在负面信息上。复旦大学张国良教授在《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与满足》中说:"我们发现，访谈对象的大多数(73%)认为，自己周围的人更关注负面信息(中立6%，正面21%)。"[3]
而对于信息所具有的说服性，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后来的很多研究者未能摆脱戴维森《传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的束缚:戴维森把第三人效果和说服性信息"捆绑"在一起。
对于负面信息得过度关注造成这样的结果，人们会以为第三人效果的认知基本上是由负面信息引起的。有学者也发现，如果媒介内容是负面的或不需要的，受访者会认为该媒介内容对自己的影响较小，对别人的影响较大，而且媒介负面内容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越大，第三人效果越明显。
如何避免人们过于关注具有说服性质负面信息的倾向，还要靠后继研究者加大正面信息与非说服性信息研究的力度，因为研究发现正面信息也具有第三人效果认知。
对于正面信息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有所涉及，如前面所述的美国学者冈瑟在尼泊尔通过研究向医务人员介绍如何处理女性健康方面的医疗问题，并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试图缓和医患之间的芥蒂研究第三人效果是否存在，最后发现本来针对医务人员的广播剧却对患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看到第三人效果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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