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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寿带你弄堂游#富民新邨

富民新邨位于富民路巨鹿路以南、长乐路以北。富民路156弄弄口为主要出入口。富民新邨共计有四条弄堂的门牌号组合而成,148弄、156弄、164弄、172弄,走进可以看到弄堂内整齐排列的五排建筑,除了最南侧的一排建筑朝向是东西朝向,其余的四排建筑都是南北朝向。

富民新邨原名古拔新邨,后随古拔路改富民路称今名。清宣统三年至民国25年(1911-1936年)先后建成。由大明火柴公司创始人邵修善(注1)投资、中国设计师庄俊设计,占地约0.8公顷,有楼房110幢。

富民新邨沿街为三层楼的公寓式建筑,沿马路为店铺,楼上为公寓住宅。一梯两户,属于上海人说“一门关进”的独立单元。卧室、卫生间、厨房间、储藏室一应齐全,是一个所有功能都可以解决了的独立空间。虽然公寓式建筑在当年已经解决了独门独户的私密空间,但是由于此类公寓的整体单位面积都不及整栋三层楼,所以当年仅仅是一些收入较高的医生或高级职员新婚不久的三口之家所青睐。

  新邨内的建筑属于新式里弄建筑,原先也是设计为独门独户的使用性质,三层楼的独立单元内一楼为客厅(上海人称之为客堂间),底楼层高3.5米,二楼为主卧,层高3.2米,主卧内有独立的衣帽间,三楼是子女们的卧室,也有小型的衣帽间,侧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北屋可作为书房,北面的底层是厨房间,厨房内原来有独立的小锅炉以供暖使用以及室内直接可以开启的小型垃圾箱,大跃进年代都被拆除,厨房间楼上是二楼亭子间可提供储物或保姆住宿,二楼亭子间上还有三楼亭子间,二楼主卧的北侧有卫生间,配有陶瓷铸铁浴缸等三件套,另外除了三楼亭子间边上有小的卫生间外,北面天井里还有一个供客人或厨师使用的卫生间。在一楼的客厅北面一般辟为饭厅,通往厨房的门上设有小窗,是为了让厨师可以直接从窗口传菜,客厅南面有一个10多平米的小花园,原来花园的大门是有镂空艺术花形装饰的,大跃进年代也都被拆除,现在都是后期制作的三角铁和铁皮简易拼接而成。楼房间的间距相当合理,走进来毫无局促感。每个楼层都有壁炉可供取暖。在当年已经是相当西化的新式里弄建筑。

  富民新邨内也是当年中产阶级乐于居住的地方,音乐名家谭冰若长期居住于此弄内,同时还租借1564号的底层作为他的工作室“冰若艺舍”。

谭冰若1924824-20141115 ),男。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复旦大学艺术研究室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兼职教授,谭冰若声乐艺术进修学校校长;历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主任;上海市第八届、第九届人大代表。

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家镐也曾居住于1569号三楼。

李家镐1924-1998年),男,浙江嘉善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系统工程学会原理事长,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原校长、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原名誉院长、教授,曾发起成立上海发展汽车工业教育基金会,创建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当然早年这里也是各种有钱阶层居住的地方,著名的民生实业公司上海分公司也曾把此地作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居住地(注2),此地居住的还有盛宣怀的外甥女,也有律师、开设在罗店的利用锁厂老板以及协大祥布店老板,也有早年的舞女以及妓院老鸨,居民的构成极为复杂。

现在弄堂内常常出现不少洋面孔,沿街的小商铺都逐步变成老外们喜欢的小型咖啡馆和日式餐饮,这个居住区域被称之为上海最富小资情调的“巨富长”(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区域。

20159月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第五批历史优秀建筑名录,富民路上的富民新邨和古柏公寓都名列其中。

1:邵修善于民国二十二年创办大明火柴公司,当时年龄只有二十二岁,他的父亲邵雨康先生原籍浙江镇海,是上海的荧昌火柴公司创办人。对于整个国产火柴业,有着相当的功绩的,可惜因劳心过度,于民国十四年与世长辞,而荧昌不久被并入大中华火柴公司。

邵雨康先生去世时,邵修善只有十四岁,他年纪虽小,立志高远。十九岁毕业于复旦实中后,又在沪江大学读了两年夜书,专攻商业,而白天便在家自修。到了二十二岁,他在朱锦玉先生等的赞助下,开始了大明的创业。

关于邵修善还有一件轶事,就是在番禺路129号修缮过程中,有很多人造访。“一次,与邬达克有过密切合作的营建商陶桂林的四子陶锦硕和他的家人来访。国际饭店就是由陶桂林的馥记营造厂承建的。陶锦硕讲了一件趣事,当年他们全家已移居美国,他与夫人邵珠瑛成婚前,第一次带她回家。因为都是上海人,父亲陶桂林随口问了一句 ‘你家住在上海哪里’,邵珠瑛答,哥伦比亚路57号(今番禺路129号)。‘那里是我造的呀!’陶桂林说。原来,邵珠瑛是‘火柴大王’ 邵修善的女儿。邬达克1937年搬离番禺路后,将房子租给一位德国领事。1943年至1944年间,邵修善从德国领事手中购得这幢洋房,邵珠瑛的童年正是在邬达克旧居中度过的。”徐林林介绍,正是这群来客的造访,让“邬达克旧居由谁承建”浮出水面,此前资料中对此均无记录。

可见邵先生不但喜欢造火柴,也喜欢造房子,还喜欢买老房子。

2:《上海弄堂元气》张伟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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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富民新村

应该说我是出生于这条弄堂的原住民,对这里的周边最有发言权。首先说一下我家在上海的迁徙路线,我家最早是居住在虹口东嘉兴路石库门弄堂里,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拆除了,所以这仅仅是从长辈口中才知道大致的位置,八·一三抗战后大批民房被炸毁,开始属于日本人的天下(详见点击:瑞康里),父母出于安全的考虑才搬到麦琪路上的麦琪里,当时是住在那里的过街楼上,直到1948年左右才搬到富民新村,显然那时候是我父亲事业的上升期,所以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可以在富民新村承租整栋楼,虽然当初已经有四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显然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所以在49年后还是接连有孩子出生,可是事实上49年后家庭经济条件并没有如父亲所愿,在众所周知的公私合营等等一系列的财产转移下家庭的收入明显入不敷出,于是三层楼的住房开始分阶段逐步把部分单元“退租”给了房管所,这在整个上海大多数弄堂中的中产阶级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原先用金条“顶”下来的租屋交还给了政府属下的房管所。(我们在张伟群所著的《上海里弄元气》一书中知道,在上海解放最早期的时候,如果你转让房屋使用权还可以收回部分当初“顶”的金条,而过了1953年这种好事就没有了)

仅仅是这样仍然无法解决家庭开支的问题,所以原来家中的整套红木家具(在我的记忆中都还没见过已经卖掉了)都一个个出手了,我童年中的记忆就是随母亲带着家里值钱的东西到襄阳南路永康路附近的当铺典当,那个当铺在襄阳南路上,永康路北侧,面朝东,店门面上硕大的“當”字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家里积累了最多的就是当票,而且每到当期临近父亲和母亲就在那里盘算是否要赎回一部分,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可能赎回了,要赎回的肯定是冬季的衣物,等到来年开春再送进去而已。

所以等我懂事时,楼上楼下就已经不属于我家了,一家七口人开始生活在32.9平米的住房面积内,卫生间、厨房和阳台还是与邻居合用的。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这点面积内开始有四个家庭、11个人、三代人同时生活在一起(我和两个哥哥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又和父母在一起)。而弄堂里这个时期的邻居们日子也未必好过。那些原来还有整栋住宅的大多数都被轰出家门,就是不属于专政对象的居民家里也因为新生代的出生把原来稍微宽敞的那些住房也都挤满了。

由于弄内当初本身就是以家庭单元设计,所以没有分独立卫生间之类的需求,但是由于早年大家都还是有点修养的人,同时在文革时期专政对象显然没有话语权,邻居间为琐事争吵好像并不多见。在沿街面的公寓房当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职员居住,因为他们的家庭人员较少,一门关进的公寓设计让他们比较自如。

那天在邬达克故居一位住在华山路上的工作人员对富民新村很熟悉,她一开口就说她同学说这条弄堂里都是妓女。那当然有点夸张,确实就现在来说还有早年的舞女,而我家周边原来就住有过妓院的老鸨,而且不止一个。当然弄堂内当初也是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我二哥的同学家49年后冒出来就是国家11级干部,文革前就来打招呼搬走了,去年隔壁还来了一位怀旧的老人,说是1936年新村刚刚建成就搬进来的老居民,他也是49年后才亮出身份搬离此地的老革命。而文中所述李家镐的仪态万千的母亲是解放初期的教育局长(不清楚是哪一级别)。可见在上海这样的弄堂里各种层次的居民都混杂在一起,而居住在此的原因应该与经济上的能力有一定的相关性。

从生活的布局上来看当初周边是相当完善的,米店就在巨鹿路的东北角上(现在的巨富大厦),酱油店只要过了巨鹿路就到了(现在的第六粮油商店),巨鹿路口还有过“荐头店”,小时候听不懂以为是剪头发的地方,原来的130弄口有老酒店是同学家开的,他也因此常被同学嘲笑家里的酒是被掺水了。还有同学家开的煤球店就在174号。前些天还看到网友找出来富民路上解放前的烟纸店照片,与我印象中的那对山东夫妇开的烟纸店面一模一样。而弄堂口那家日本料理店原来也是烟纸店,文革时期都是我们这帮不能造别人反的年轻人在那里闲聊、看风景、躲在阁楼上听黑胶唱片,无聊时顺手买零拆的香烟学着抽烟。

在弄堂里有几个人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个就是X老太婆。X老太是因为老头姓X,而姓X的老头原来是弄堂的看门人,老头在世时比较凶,当然看门人比较凶可以控制住局面,老头文革前已经过世,老太延续了他的职业。文革一来她就开始成为“小脚侦缉队”“朝阳群众”这类的脚色,因为弄堂里的资本家比率相当高,所以抄家的红卫兵进进出出实在太忙,也许是因为红卫兵想有的放矢的捞上一票大的,所以他们就会找X老太问谁家有钱?而且是哪些家庭最近有大包小包转移出门的?那时候常常可以看到那些红卫兵蹲坐在老太脚旁“听那过去的故事”,久而久之老太还真以为自己是个脚色,还有申请入党的要求!

还有一位是弄堂口的唐先生,唐先生早年是国军上尉连级干部,按当年划分的成分为“历史反革命”,于是五类分子中“地、富、反、坏、右”中排名第三,文革中岂能逃得了他?由于他是旧军人,红卫兵想当然地认为他家里有枪,于是抄家时开始逼问是否藏有枪支?剃了阴阳头(头发半边剃掉,留下另半边)不算还让他在在天井里跪在水泥地上,脖子上用铁丝挂着三块95砖(富民新村的砖是标有CS字样振新砖瓦厂制作的优质砖,分量极重),如此重压下,唐先生不得不胡说八道,“坦白”枪支藏在花园里,于是红卫兵连夜开始在花园里深挖,几个平米的小花园挖了一个深坑,直到挖出水来还没有见到埋藏的枪支,可想而知唐先生又被毒打一番。唐先生最后什么时候去世的不清楚,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房屋可以交易时,他女儿就早早的卖掉这个伤心之地。

还有一件事是让我目睹了人心之恶,文革中有些貌似斯文的年轻人也会在一些不可思议的状态下显示出极恶的行为,这件事一直让我对某些人极为警惕。

有那么一天不知道什么起因,那帮闲来无事的年轻人突然说起要找几个人来打打,这个打不是找来面对面的打架,而就是要直接打人,由于我那时年纪是在这帮人中最小的,所以他们也不拿我当回事,商量的内容也都让我知道了。首先他们决定是在晚上来打人,地点定在弄堂口3号的客堂间(当初资本家被轰走,空关着),工具是长棍子,找的被打对象先是一个长乐新村的67届学生,理由很奇怪,他的父亲性侵过他的姐姐(为什么不打他的父亲)。

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先让打手站在房间的四角,然后关灯,有人把被打者从后门领进来,推进房门后就锁门,打手们只要听见有人在自己周边就一棍子扫过去!被打者逃到对面又会有人扫来一棍子,于是他开始抱头鼠串在房间里不断被打,直到外面的人觉得差不多了才打开门让他逃回家。由于在黑暗中,下手极狠,所以也不知道当初伤在哪里。

第二个被打的人理由更加奇怪,因为他长得太帅,MM家是海员出身,我没见过他父亲,母亲高个子相当漂亮,于是他也长得很帅,与弄堂里的人几乎没有冤仇,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个宅男,但是居然会在某些人眼中看不顺眼,于是他也被莫名其妙的修理了一番。现在有时候在窗口看到他走过,我还会想起那段经历,我想对于他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

而这些事的始作俑者居然有当初在弄堂里中考成绩最好,入学复旦附中的68届高中生,其他打人者也不是那些小混混,家庭背景也未必差。

早年我家兄弟众多,但是由于我母亲是属于那种一旦有事就是把自家孩子拖回家一顿打的家长,所以尽管我也会在与其他孩子吵架,但是基本上都不会有持续性。

早年母亲在家庭经济条件愈来愈严峻时都是以自家的持家能力来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常常会与相邻的几家同乡来调头寸,一般也就是五元钱至十元钱的来往(最多不可能超过十元),有意思的是有一家人也常来调头寸,没想到文革中被抄家时坦白楼梯下藏着铝制的饭盒内满满一盒金条,虽然金条被没收了,至此之后她家再也没有来调过头寸,显然是没必要哭穷了。

由于我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入不敷出,所以抄家时最让红卫兵沮丧,因为“四旧物质”一个黄鱼车都没装满,当然他们也找X老太婆问了,说是确实有大包小包进进出出,然而这都是进当铺的衣物,那些当票上日期都远远在文革之前。

早年母亲会在蔬菜价格便宜时做腌菜,甚至于自己晒甜面酱,显然这是为了调节菜价高的时候的家庭伙食口味,但是也有富贵的人家会特意上门来讨一碗解解油腻,那时候三楼的晒台还是公用的,我常常会帮助母亲把需要晾晒的雪里蕻或需要晒的酱搬上晒台,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教会我们怎样在逆境中生活。

时间跨度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年代,好像弄堂里也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出现,当房屋可以买卖时,富民新邨居民的格局稍稍有了变化,住不惯的开始卖掉房子,有能力可以买进邻居家的层面,但是真正收进整套的极少。由于90年代试点可以转为产权房,所以部分房屋有了新的身份,这样就可以交易给没有户口的外地人和外国人,由于出租的房屋也开始多了起来,于是外国人也开始多了起来。而弄堂口那排商铺开始受到热捧,各种商店开开关关很热闹,始终不变的是那家小药房。而老人们还是习惯用原来店铺的名字来叫现在的商店,所以讲起认得“勤余兴”的基本上就是老土地了。

早年的富民路很安静,所以富民新邨也很安静,可以安静到清晨听到49路终点站(原来在裕华新邨南面)(裕华新邨可点击:#老寿带你弄堂游#裕华新村)报站的声音。八十年代初期因为周边开了不少营业到深夜的饭馆,于是晚上开始嘈杂声不断,如今富民路堵车是经常事,周边的咖啡馆多了,生活设施少了,拎着相机的游客多了,居民出来的少了,买菜不方便了,菜价高于其他地区。弄堂里租房的外地人多了,从事餐饮业的外来妹半夜下班的喧闹声不断,偶尔安静的夏夜会突然听到小妹在弄堂里打电话向家乡人民汇报生活,些许还有少男少女的谈情说爱,新住进来的年轻人喜欢叫外卖,半夜三更会有“你的外卖到了”的呼喊声,出租房开始增多,那些空调已经十分陈旧,但是租客们不计成本、不分季节的使用会发出拖拉机般的响声,原来闹中取静的氛围没了。

上海人想早点搬走,歪果仁提到却两眼放光丨住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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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两天新闻晨报上海市民生活指南栏目采访后的一篇文章。各位可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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