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性教育、自购堕胎药、小诊所做流产……调查发现，学生做人流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寒暑假过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高峰”。而不少学生出于“害羞”、“怕家长知道”、“手头不宽裕”等原因，不去正规医院就医，给身心带来严重影响。眼瞅着还有俩月又是寒假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卫爱民建议，“公立医院实行学生堕胎免费制，或象征性收取小额治疗费。家长、学校、社会、政府多方出力，关心这些孩子。”他同时呼吁，应禁止各种媒体与大众平台刊发人工流产广告，尤其是那种类似“无痛人流、不影响学习”等带有宣传意味的广告。 卫爱民的建议引起了争议。赞成者认为，学生躲躲藏藏，去不正规医院，对身体很不好；反对者称，学生会因免费而丧失敬畏之心。单从公共问题社会治理的角度去看，免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公共政策。动辄免费，不仅增加财政负担，还可能导致福利滥用，反倒刺激本该遏制的不良现象逆势生长，结果会与政策预定的目标南辕北辙。卫爱民对此也有顾虑，所以又加上了一条“尾巴”建议：希望公立医院或者只收一百元的治疗费，起到一定的经济抑制作用。可卫爱民作为建议者，自身都还在纠结，甚至有些自相矛盾，又怎么能排除其他人的争议呢？ 不过，可以看出，卫爱民和反对他建议的人，都认为“免费制”降低了堕胎的经济门槛，即便不是鼓励堕胎，至少也不会起到减少堕胎现象的作用。这或者正是争议的症结所在：对于堕胎现象，“免费制”的建议并不承担遏制的功能，建议的立意在于避免堕胎的学生因为经济原因不去正规医院，而转向不专业的小诊所遭受二次伤害。从这一层面去理解，“免费制”是种保护制，尽管是事后的亡羊补牢，但相对于冀望由高昂的堕胎经济成本让学生产生“敬畏之心”的思路，无疑更具人文关怀价值，更具积极意义。 而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学生堕胎不选择正规医院的原因还在于，进正规医院需要实名制，隐私难以得到保护。由此而言，让年轻堕胎者产生“敬畏之心”的不是高昂的堕胎费用，而“免费制”也不一定能让他们吸引进正规医院——对于年轻人来说，“堕胎”不单是他们经济上的难以承受之重，更是他们身心难以承受之重。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年轻人，安全感匮乏，他们亟需的既不是惩戒，也不是鼓励，而是各种“保护”安排，以免他们错上加错。 如果说年轻人“堕胎”是错，那铸成年轻之错的，不仅是年轻人自身的责任，还有教育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乃至国家的责任。没有控制好情欲，承担不起应有的责任，进而有失对生命的敬畏，是年轻人自身的错；从小学到大学，教育者对学生性教育、情感教育乃至生命教育的缺失，是教育的错；社会风气轻纵奢靡等种种不良误导，导致小学生甚至都会受广告影响而造出“无痛人流”的句子，这是社会的错；而对不良现象缺乏足够警戒措施，对年轻人的健康成长环境缺乏系统的保护，这又是国家的制度之错失……从责任分摊的角度来说，“公立医院实行学生堕胎免费制”不仅是事后保护制度，也是履行公共层面的补偿义务，是为各种公共之错失“埋单”，有其合理性。但要提醒的是，公立医院有其自身独立的经济核算制度，执行免费的建议必须有相应的公共财政支持。 同时更应当注意到，卫爱民代表的建议是综合多方面的，比如禁止“无痛人流、不影响学习”等带有宣传意味的广告随意发布，则是具有防患于未然性质的事前防范建议，还年轻人一个受保护的健康成长环境，才可能减少伤害性堕胎现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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