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刊于《师道》今年第七期
每一个人的自发成长，总是带有些许的盲目性和不确定因素，他们常常在大千世界中被种种“象”所迷惑，也容易在价值诸元的冲
突中，迷失自我而陷入停滞甚至于倒退。如果在人生湍流的拐角，可以顿生灵悟，或被他者点拨，则常常横生妙趣，一窥天道；做事做人，多能成一番境界。这番道理，化在教育上，便是铸成名师的不二法门。
今年58岁的特级教师凌宗伟，人称“老凌”，对“优秀教师”的标准很有自己的一套，名曰“三会——会说、会写、会上课”。若“会上课”，则职业底线足以保证，解决了生存问题，如再能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教学主张和课堂哲学，可谓小成；若“会写”，则能在方寸之间汇纳百川、集万千气象；上可传播思想、自成一体，中可阔论评谈、启智生慧，下可躬身促修、扣己问心。会此两者，可谓中成；若还能“会说”，口齿伶俐，逻辑清楚，强闻博记，化雨春风，则想不“优秀”也难了。
恰恰，老凌就是这么一个典型：每天在自媒体上挂一个名为“原来如此”的“个人箴言”，如潺潺细水，既不激荡回肠，也不滔天骇人，就这样“静静”地淌着、流着，而总有细心之人，点滴间被温润、被点化。他常说“越短的文章越难写”，所以因为“畏难”和“偷懒”的缘故，他最常见的东西都是万儿八千的，读来却在心坎儿上，大呼过瘾。说到“上课”，更是他“起家”的手段，即便今日，你问他平生最得意的是什么，“上课”恐怕是永远不二的选择。
课者，本生而道立
课堂者，教师安身立命之所也。虽然我们的课堂仍然人挤人，依旧书山题海，我们的黑板也似乎永远被“题例”、“考点”、“识背”扭曲得越发狰狞和骇人，但能不能最大程度地给生命以关爱和尊重，能不能在有限的“可能”里减轻孩子们的痛苦，甚至恢复他们久失的朝气和活力？这都是老凌在思考的。
一落闲，他就给不同年段、不同班级、不同基础的孩子授课。毫不夸张地说，老凌可能是国内最早反对所谓“课堂模式”的专家之一。教育专家肖川博士曾用十二个字评价老凌的课“细处摄神，机敏灵活，旷达潇洒”，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张扬个性的概括。在老凌眼中，课堂不能一潭死水，更不能落得“一言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发性即是一门“艺术”，一种成长的“必须”。他的一大魅力在于：可以魔术化地解构乏闷、单调、抽象的概念和原理，并使之与家常生活、时下热点、自我经验重构。学生在他的课上，画思维导图、制表、讨论，乃至观影、表演、辩诉等，不一而足。
老凌主张，只有彻底抛弃了对课堂“师本位”的追逐，走下讲台，放下身段于学生之中，才有可能听到学生真正的心声。虽然说起来简单，但像体罚、恐吓、停课、呵斥、专断、强制、灌输、威胁……如此种种的“恶灵”仍时刻萦绕在教育界，如何能知行合一？只有多听、多看、多问、多想，舍此无它。于是，在这一场修炼中，老凌从如饥似渴地收集资料开始——他的术语叫“抄书”，短短十个月的中师，竟抄下超过一尺高的资料来。这一习惯推演下去，就是对教材的全面渗透，将之“从厚读薄，再从薄读厚”，反复几轮，直至上课能施万千奥妙于“三只粉笔”的乾坤中。
但课堂仅以“器术”之争来论，格局总嫌不足，其更需“以文载道”。这其中的“道”，就在于生命成长。以文本为依托，用理念做支撑，便是他上课之秘。今天的课堂，充满着以标准答案为代表的实利主义趋向，语文本由“语”和“文”共同组成，两者相辅而成，互得益彰。但人们如今最关心的是“语”（偏重技巧的语言本身），却对“文”（语言本身承担着文化乃至文明）视而不见。仅就语言而言，当然有齐刷刷、统一的逻辑与规则，但教学仅止于此，未免气场不足，功能也是不完整的。老凌以为，语文的“文”，更多的是引导学生发现、了解、热爱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内在魅力，从而丰润和健全个人的生命。语文，在古代先贤的眼里，是可以“窥天地之奥，达万物之极”的，其内涵深刻旷远，怎么可能齐刷刷地用一个标准答案卡死呢？
今日，老凌的课一方面达到行云流水，纵横捭阖之化境，另一方面又能博古通今，贯通中西，遇有异变，也能因势利导，曲径通幽。如此之境，始自于从“学徒工到教书匠”的转型，他曾说“不谦卑地做学徒，就难以出师；不潜心修炼，就不可能成为技艺精湛的匠人”。他生根散叶的基础，即是做一个好为人徒的“工”和一个大巧若拙的“匠”——工匠精神在当下的教育领域早被夸夸其谈，可真正视之为生命的，却不多。
化者，万物皆备于我
许多人并不知晓，老凌曾系统地研习过杨式太极拳，其招式、身法、拳理都得自高人真传，虽未能亲见，但他将“四两拨千斤”、“借力化力”、“以力打力”等武术思想嫁接于教育理念中，堪称完美，其“融通”的本事似乎一点也不逊于对课堂的驾驭。陶行知先生曾说“生活即教育”，看来，只要视野足够广阔，学会触类旁通和推己及人，什么不是教育呢？取法之道，存乎一心罢了！
怎么“借力”？主要是借名师、学者等方家之力。所谓名师，不仅仅是自己的“名”，而是能化万物于一身、融万理于一炉的通达之“名”，近乎老子说的“名可名，非常名”。2008年下半年以后，凭借老凌的影响和邀请，先后有张文质先生、许锡良教授、孙绍振教授、成尚荣先生、陶继新老师、陈大伟教授等人或来校讲学、交流。2016年开始，老凌又在搞“初中农村青年语文教师工作站”，“忽悠” 了一帮全国知名教授、学者前来布道。如此绚丽的精神饕餮宴，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学科、课堂本身，而成为众多志同道合者心中的一丝甜蜜、一缕挂念和一份美好，至今仍闪动着、涤荡着各自的心灵。
借得如此之“力”，“消化”却有另一手妙方。当“大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阅历、学养、品性等诸方面大放教育的异彩时，诸多教师也于此春风化雨般的润泽中，逐渐“改变自己的行走方式”，哪怕心中曾有的一阵悸动，也是有价值的。老凌以身垂范，引导大家创设论坛、开主题会、搞“开放日”，记“我的一天”，品“语文课堂”……纷繁锦簇的“消化”活动足以让许多苦耕三尺讲台一辈子的教师们开了眼界，天天卯足了劲连轴转。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此中的“大美”就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教育观”，以及这种教育观下的旷远、通透、融一。大家慢慢习惯并爱上那种学习、思考、写作；再学习、再思考、再写作的螺旋式递进，目之所触，耳之所闻，思之所及，无一不是课堂，无一不是教育。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多做些思考，愿意弯下腰来对话，愿意读书和“码格子”，真心记录每一个有益的瞬间。如此，戾气减退，和气蕴生；浮躁消匿，而尚真尚实之风则渐成。这般风雨兼程路，却也苦中作乐了！
知者，明心而能见性
每个人的肉体终遭幻灭，只有优秀的文字和宝贵的思想可以久存。一个走向文化与生命自觉的名师，是不能拘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而是需要传递火种，点润四方。如何做？那便是找到一切机缘，跳出学科看学科，跳出教育悟教育。老凌爱好写作，爱好分享，一直以此为乐。他很早便是“1+1”教育网、搜狐教育、米力教育网的博客达人，在《教育家》、《今日教育》、《教育时报》、《中国教育报》等杂志开设专栏，并建立个人网站、运行微信公众号“宗伟在线”。“文之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老凌将大量的个人行走、识见、思考化成文字，每天都会推送给学校管理者、青年教师、家长、学生。日积月累，如冥冥中自有定数般，老凌的不停“折腾”，终于将这种“爱好”赋之以新的生命。在这个精彩的世界里，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思考，那些感受，变得如此的真实和迫切，“教育”与“教学”不再是一个个空洞的名词，而是在每个人的行立坐卧、眼耳鼻舌中有温度、有质感、有精神。
渐渐的，不断有人将自己的活动感受、个人得失、教学感受的文章贴出来，不断有人坚持“回归原典”，在历史的溯源中恪守教育的常识和伦理底线，用持续性的思考、阅读与写作来筑立生命的成长。老凌也好，受他影响的“小伙伴”也罢，人生的成长和丰润就是在这分分秒秒的键盘敲击中，被教育叙事、学科论文、心理研究、时评杂文所累积和串接，并慢慢彼此促成和提升。他最著名的一句口头禅是：“多留下点痕迹吧”。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那样，老凌用不断锤炼和示范，在课堂、写作与讲座中，让大家看到个人的“无知性”。所谓教育，正是开始于“无知”（费尔南多·瓦尔特尔语），但在这个“无知-求知-获知”的摸索中，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一个共同的“生命场”，彼此取暖，交换有无。所有人不再以“教师”为养家糊口的职业，而是能明心见性，立地生根，看到个人的价值坐标和方向，这才是“器术”之上的“道法”，才是对人性真正的“形上的关怀”。
或许，老凌的身上还有很多“只可远观”的闪光点，但其已是能照亮迷途与未来的燃灯者。在他的教育经历中，我们看到，名师之“名”，在初级意义上，是能以“工匠精神”，在这个士林凋残、戾气盈天的生态中，重建教育人的尊严和价值，并由己推人，带动大家“守拙”、“居弱”、“见素抱朴”，以一种理性回归的姿态，找寻职业常识和职业伦理；在终极意义上，是以孔子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心，凭一己之力，广种福田，让更多的人能充满勇气和自信地“面对未来”（康德语）。
附：
“你就是凌宗伟”
凌宗伟
我的师傅陈有明先生今年八十岁了，依然精神矍铄，满面春光。记得六年前一个周日上午老人家来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家，他说那好，一会到你家来一下。一会门响了，师傅到了，赶紧迎进门，落座，奉茶！
师傅手里拿着一本书、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纸包，对我说：“这本书给你的，另两本烦你带给省教研室朱茫茫老师和盛频老师。”我接过书来一看淡酱色的封面，中规中矩的白色黑体字：《陈有明教研工作日记1987-1997》。下面是一张老先生花甲之年老少友人聚会的合影，最左边的是我。里面夹着一张书签，上面是师傅亲笔：“宗伟，87.10.22-11.6；95.12.2-10；96.5-18；96.5.25。”夫人抢过去先睹为快，看了封面照片大笑：“你看你，大家穿得像模像样，尤其师傅，就你衣服那么大，像个送拜的。”师傅接过话头，“那个时候，大家穿衣服总是偏大的。”
玩笑归玩笑，我从夫人手里拿过书，内容如下：“1987年，10月22日，上午刘桥镇中听课（丁宪国《愚公移山》、杨毅《智子疑邻》。座谈。下午石港农中听凌宗伟的课，决定让凌宗伟去‘南通钱梦龙语文教学与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学习钱梦龙的汇报课。我县中学语文教师都在学习钱梦龙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艺术，请一位普通的初中语文老师上汇报课，更能说明问题。”
大概，也就是这堂课决定了我以后的语文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方向吧。师傅的日记中，这一日记得是相当详细的了，但现在看来还是简单。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师傅当时对我讲：“学习钱梦龙，不是模仿钱梦龙，主要学他的思想，学他的艺术；如果只是模仿钱梦龙，你就不是凌宗伟了。”后面的日子里，还记录了审阅我的教案、听我的试教等情况，大多就是一句话的记录。
11月6日的记录是：“今天至8日在如东。‘钱梦龙语文教学艺术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召开。我县26人参加。凌宗伟借班教《爱莲说》，获得好评。”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但兴奋与鼓励尽在其中。我依然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在体育馆，面对上千人执教公开课，这对我来讲是前所未遇的挑战。上课前师傅打趣说：“除了钱梦龙在现场外，六县一市的优秀老师都在这里，你要记住，你是农村的教师，上得好固然好，上得不好也不丢面子的！”就师傅这句打趣的话给了我勇气，要不然，课上到中途突然断电了，话筒不响了，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应付。
那一课，我干脆扔了话筒，凭着学生的合作态度和行动，凭着我的嗓门将这堂课上了下来。结果钱梦龙老师在评课的时候，就给了八个字：“功底深厚，备课精细”。师傅说，“这八个字好，说明，你是凌宗伟，不是钱梦龙的翻版。”现在想来，那个时候师傅的认识是多么的远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认识，教学本就是个人化的，不可以复制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教研室与教研员们居然不遗余力地在推动一种教学流程与模式。
不过还是夫人细心，她在师傅的日记中发现，师傅在决定谁去上这堂课的时候，是听了许多同仁的课的。师傅坦言，他当时之所以推荐我去上，一方面他觉得这堂课我一定会上好，但他更想说明的是，我们县的一所农村教师都能上这样的课，那些优质学校的高手就可想而知了。
记得我2002年兼任一个省级内刊的执行主编时候，因为刊物的有关批文被人拿到市里一个学会办起另一个内刊，并搬来了几位大佬与我谈判。他们知道我是师傅的徒儿，也喊来了师傅“劝导”，希望能做“一号两刊”，将自己的刊名给他们，我们改用新起的刊名。我当时毫不留情地说：“‘一号两刊’我没意见，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要我改刊名是不可能的。据我所知，这个内刊号还在《江苏教育研究》之前呢，已经是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老子与儿子，辈分不能搞颠倒！”
谈判于是不欢而散，一个与师傅辈分相当的大佬对师傅说：“这凌宗伟怎么这样不通人情世故，老局长的面子不给也就算了，就连你这个师傅，他也没放在眼下啊！”师傅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要不这样，他就不是凌宗伟了。”
我后来对师傅说，可以肯定的是，您这日记中没有关于到学校检查教师备课笔记的记录。师傅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字没有。”我其实要说的是，那时候他们没有查教师的备课笔记，却带出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一个优秀教师的炼成，不是检查出来的，而是在模仿、创生、个性的大熔炉中自然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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