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齐（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68年），字子选，春秋时期周朝楚国人（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有任不齐，孔子的高才异能门徒，长游曲阜，师事孔子，身通六艺，精言诗礼，尤邃与乐，孔子死后，守灵三年，后方返故里桃乡[1]。楚聘上卿不就，作诗传，礼纬注，乐经，述孔子言作逸语三篇。对儒家思想的完善和发扬光大做出重要贡献。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任子”。
如果认定山东济宁任城之内有桃乡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之一任不齐的故里，那么，济宁任城在周代，尤其是指的东周春秋时期，也即是孔子所在的前后时期，即任不齐所在的时期（周武灵王二十七年---至周元王八年，公元前545--公元前468年)这是鲁国管辖的地盘。
任城历史悠久，是古代东夷族部落的住地，为我国最早风姓古国之一。远在三皇五帝时，系唐虞氏故国，有仍氏繁衍生息之地。夏商为仍国，西周及东周的春秋时期为鲁国所辖的任国、邿国东周战国时期，又先后属于齐国及宋国，但从来都未属于过楚国。
强大的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其与鲁国征战过，与齐国争夺过，但其疆域从来都未达到过任城，所以言之任不齐是楚国人，或者济宁任城桃乡春秋某个时期属于楚国，绝对是错误的，根本就是脱离历史事实。
最有可能的是任不齐是古薛人，其祖地即为后来的薛郡。如果不是济宁内的任村，是否就是古滕县内的任村呢？或许今官桥一带的任姓聚居地古时曾经称作任村的。
子选，孔子第17弟子，建庙任城东关汶泗坊。任子庙遗址在今中区古楷园内，现存3000年古楷树，且为市重点保护古树，编号为1，如今仍枝繁叶茂。宋加赠当阳侯，高宗、理宗皇帝御制赞。宋高宗（赵构）圣像石刻赞：任城建伯，其表曰选。淑闻雅驰，才华清远。竞辰力行，爱日黾勉。孔教崇崇，令绪显显。
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任子”。乾隆三十年，崇祀任城书院，盛百二撰碑。
乾隆《先贤子》赞：任子楚产，学于东鲁。加行圣道，动守绳矩。淑闻杨休，才华标举。沅芷汀兰、芳生艺圃。
据史料[2]记载，从任氏始祖“禺阳”到孔子弟子任不齐，所经历的夏、商、周三个朝代，山东济宁（任城）为任姓主要的生活繁衍区域。春秋时，薛定侯生仲子厘（61世）封于国之西鄙桃乡（济宁市任城）→质（62世）→悝（63世）娶鲁南宫氏（周灵王二七年三月）生任不齐（64世）。
春秋战国时人，姓名中间喜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此风直推至后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其中的不字，乃发声词，并非有实义的实词，“楚任不齐，不，语词，不齐，齐也。”
“鲁公山不狃，不，语词，不狃，狃也。”这种将不蕴含任何意义的虚词注入人名中的命名方式，是为一种出格的语言现象。
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村的《任氏族谱》有“任子师孔”
的记载，详细记述了滕州官桥任氏先祖任不齐于春秋之时到曲阜从师孔子并名列孔门七十二贤的史实。家谱中还辑有《任子遗书》一卷十二篇，记载了任不齐学习的内容及与孔子问答对话的原文，似是任不齐的“课堂笔记”或学习记录。自古“野有佚文”，不想两千多年前孔子学生的“学习笔记”
现于今朝，让我们得以了解那位“万世师表”的“东方圣人”
的教学思想和音容笑貌，并与《论语》《大学》《礼记》等古代典籍相互参照和补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任氏族谱》中刻有“先贤任子崇祀像”，并附有“任子师孔”的记述：
“任不齐，字子选，楚之薛邑人，……薛定侯封仲子于国之西鄙桃乡，地名任村，故称任仲子。再传至（任）悝，娶鲁南宫氏……遂产（任）不齐，时鲁襄公二十八年，即周灵王二十七年也（公元前545年）。及长，从游曲阜，师事孔子，身通六艺，精言诗礼，犹邃于乐……孔子没……（任）不齐还桃乡，……考《乐》继而注之，于（鲁）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70年）卒……及战国末，楚考烈王伐鲁，兵出桃乡，不下，攻屠之，任氏子姓皆遁于四方，（任）不齐著述荡焉不复传，故司马迁于仲尼弟子列传止（只）书其名，而遗其事……汉高祖过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诸弟子从祀，（任）不齐位第十七。唐正孔子南向之位，追封（任）不齐任城伯；宋加封当阳侯；明改称先贤任子……”
这段记述中所提到的“桃乡”今在哪里？而“任村”如今光是在滕州就有不少。任姓自官桥古薛国一带迁居各地，散播四方，两千多年来繁衍成一大家族，单凭一个任村地名，就难以考稽其源流变迁了。
《任子遗书》十二篇[3]：《三才》《为学》《忠孝》《言行》《治道》《进贤》《刑赏》《礼教》《乐训》，《燕居》《问答》（上）《问答》（下）。文中除有任不齐的“听课笔记”和学习心得外，还记录了任不齐与孔子对话问答的原文，让后世读者得以在《论语》之外又能聆听到孔子“子曰诗云”的谆谆教导。从这点上说，《任子遗书》当与《论语》并列，或干脆就是《论语》的一部分，补充、丰富了孔子那博大精深的思想。
古文形式内容与《论语》近似，多是阐发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克己复礼”思想。
《任氏族谱》中提到任不齐在从祀孔子的“七十二贤”中排名第十七位，查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版《滕县志》卷四·祠祀“至圣庙”记载中，除正殿的“四配”、“十哲”
外，“西庑”六十六人中就有“任不齐”。唐代追封任不齐为“任城伯”；宋加封为“当阳侯”；明改称为“先贤任子”。
任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姓，有两个不同的来源考证记载: 一是伏羲氏的后裔，二是黄帝的后裔。
一是出自风姓，为太昊氏之后，以国名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记载:任国，为风姓之国，实太昊氏之后，故都任城(在今山东省济宁一带)，太昊就是上古的伏羲氏。周朝初期，周成王找寻上古帝王太皞氏(太昊)的后裔，分封于任(今山东济宁)、宿(今山东东平)、须朐(今山东济宁)、颛臾(今山东平邑柏林乡)四国。后来在春秋晚期，鲁国执政上卿季孙(季子)想要讨伐附庸的颛臾国，还被孔子讥讽为“祸起萧墙”。
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任国先后隶属于鲁、宋、齐等大诸侯国，直至战国末期的七雄之间依然顽强地存在。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方废黜了任国而改为任城县。
任国被灭亡后，原国王族子民以原国号为姓氏，称任氏，世代相传至今。
二是出自黄帝少子禹阳
黄帝（中华民族始祖）→禹阳（任氏氏始祖，受封于任，便以国为氏）→禹号→禹京→徭梁→番禹（舟船之祖）→奚仲（造车之祖，奚、任、薛始祖）→吉光…又十二世至仲虺（为商汤左相）┄→臣扈┄→祖已┄→天癸┄→成侯┄→雍滑┄→献侯┄→畛侯→初侯→陵→房→褒→元→贵→直→
夷→辨→安兴→箱→仲子厘[4]→质→太公悝（63世）娶鲁南宫氏→任不齐（64世）
各支任姓中，影响最大者是出自黄帝之后的一支。据某些任姓家谱记载，黄帝之子禺阳在得姓以后，六传至奚仲，再封于薛(今山东省滕州市南)。
从始祖禺阳被赐姓封国，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是任氏快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得到大量的封地封国，国破国立，衍生出许多姓氏。根据《世本》《左传》《春秋》《通志·氏族略》《潜夫论·志氏姓》《通志·氏族略》《姓氏考略》《姓氏寻源》《百家姓》《姓氏考源》和《姓氏大全》等，以及谱志记载，任姓演变和分支姓氏有：
姙、妊、任、壬、郭、海、薛、奚、嵇、妘、伯明、寒、戈、祖、邳、丕、伾、㚰、俖、仲、挚、执、畴、挚畴、舒、谢、射、祝、铸、终、终古、佟、章、吕、泉、毕、过、谷、徐、蘖、卑、臣、且、修、伯夏、禺、遇、采、刻、亥、昌、邿、诗、儋、儋耳、牛黎、无继、无肠、狂、大、洛、结、锲、党、厥、鲁、掌、仉和李等六十多个姓氏。
薛国出土的青铜器上出现的作叔任襄、薛侯戚、薛子仲定、薛子仲安和薛子仲赤可能为薛国国君，或国君的兄弟，其中，薛侯戚可能是商朝某代薛国国君，因为周朝侯爵级别薛国君主均有封号，如厉侯陵和桓侯辨等。邳伯夏子，为任夏，战国早期伯爵，邳国君主，伯夏氏始祖之一。薛献公任榖等不在周朝21位薛国前君主之列，可能是遗漏，也可能是当时君主的辅政。
轩辕黄帝开创近五千年中华文明之始祖。黄帝之子二十五宗：禺阳、昌意、苍林、玄嚣、龙苗、青阳、晖、夷彭和仲阳等，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葴）、妊（任）、荀、僖、姞、儇、依（衣）。
禺阳，又名禹阳和太禺，黄帝之长子（或七子或少子），生母次妃嫫母（或四妃嫫母）。以德赐任（妊）姓，封山东古任国（妊国）。任国又称有仍国，为伏羲风姓之国。禺阳是任姓始祖之一。禺阳任职海司，被封为东海之神。禺阳之弟仲阳，
亦同任姓之赐。2011年在重庆附近发现一支族谱保留完整的仲阳后裔。
禺号(父禺阳)，又称禺虢或禺䝞，居南北海，任职海司，禺虢的部分后代改姓“郭”；次子禺强（禺彊），被封为北海之神。禺强后代改姓“海”。禺阳和禺强也是海姓始祖。
禺京，居南北海，任职海司徭梁，始为舟，造船鼻祖番禺，始为舟，造船鼻祖
奚仲，夏朝夏禹时期车正，马车发明人，大禹治水，奚仲造车，因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薛国。《管子·形势篇》记载：“奚仲之车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准绳，故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部分后代改姓薛。任姓薛国历夏商周三个朝代和春秋战国，跨1800多年。春秋前，为侯爵，传64世至愍侯任洪；春秋齐桓公称霸诸侯，惟薛侯不从。后来，被降为伯爵，再传10世至公子登，国破，公子任登及后代改姓薛。奚仲葬枣庄奚公山，部分后代改姓奚和嵇。禺（遇）地为奚仲后裔薛的采邑（即封邑），部分后人改姓禺和遇。
吉光，与父奚仲作车，薛侯，车正，薛国君王。
薛侯（名字待考）；任缗（mín），又称后缗，有仍国公主，夏王姒相王后。夏王太康荒淫无度，被后羿驱逐。太康之弟相继位。夏王相战败于寒浞，被杀，王后缗东逃至母家有仍氏封地，生下少康。少康从小聪慧，初懂人事后，母后就告诉他祖上失国的惨痛经过，教育他要立志复兴夏后氏。少康长大以后，先为有仍国牧正，后联合各种力量，发愤图强，灭了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发扬祖先禹的功德，体察百姓疾苦，勤于政事。在他治理下，天下安定，国事兴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进入鼎盛期，史称“少康中兴”。少康成为一代明君，离不开母亲缗的教诲。（注：由此推断，当时有仍国、薛国、邳国和寒国并存。在战国中期版图上还有任国--有仍国。）
仲虺，又名莱朱，薛侯或邳侯，商朝开国功臣，商汤左相，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与右相伊尹一起辅佐子履（商汤王）推翻夏桀，建立商朝。仲虺作诰，安邦定国。仲虺后有畴有挚，代不失职。部分后代改姓仲，孔子高徒仲子（仲由，字子路）是仲虺四十世孙仲咨的后代。沛有仲虺城和仲虺庙。
《路史》云，自仲虺上距奚仲十二世。《唐书》表，（仲虺）三十三世至畛。仲虺葬奚公山东边山麓的灰（虺）谷堆。
臣扈，殷中宗商王太戊（子密）贤相。广施仁政，德行感动天地。与伊尹、伊陟、巫咸、巫贤和甘盘并称为商朝六大贤臣。《世本》七世至祖己。按照每代30-35年计算，《世本》记载的世系可能是正确的，但与不齐是禺阳64世有7
世偏差。
祖巳，又称祖己，薛侯，薛宰，著名天文学家。七世孙成。殷高宗商王武丁（子昭）贤相，帝师。作高宗肜日以训王。主张
“修明政事，施德重民”。商王举以为相，殷国大治。部分后代改姓祖，祖姓始祖。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祖冲之的先祖。在月亮背面的月图上，你可以看到有一座山标明“祖冲之山”。这是以我国南北朝时的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名字命名的。另外，紫金山天文台于1964
年发现的小行星1888被命名为祖冲之。
任悝，太公悝，娶鲁南宫氏，生不齐。
任不齐，周灵王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生，娶东野氏，楚聘上卿不就。元王八年卒 (前545年--前460年)。孔子第
17弟子，乐安堂始祖。对儒家思想的完善和发扬光大做出重要贡献。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墓在山东济宁城北房葛铺。不齐生三子：衍、栗和章。
任衍，长子，周敬王八年生，居山东；任栗，次子，周敬王三十年生；三子任章，周敬王三十三年生，魏大夫。古汾州任氏始祖。
任仪，任衍长子，居山东；任衍次子任座，魏大夫。
任子文化，就是任子倡导的修身之道以及其所构建的有道之国。即为学、忠孝、言行的修身处世（即）之道及通过礼教、赏罚、乐教等最终达到的大同社会。
( 一) 修身处世哲学
1.为学之道
任子指出: “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学无以为知，不勤教无以为仁。[5]”“君子之洁己，为重道也。[6]”
学习的目的在于求仁治己，通过求仁治己成为君子。君子犹如美玉一般，仁、智、行、礼、勇、乐、忠、信等品德皆集于一身。子选侍侧，孔子与之坐曰:
“吾语女，昔者君子比德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 缜栗而理，智也; 廉而不刿，行也; 垂之如坠，礼也; 折而不饶，勇也; 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诎然，乐也;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孚尹旁达，信也; 气如白虹，天也; 精神见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达，德也; 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7]” 便是如此。任子指出，为学之道的内容涵盖三方面。
其一，任子以为，存诚是获取仁义的重要渠道。子选曰:
“敢问仁。”子曰:
“存诚之谓仁。诚也者，无欲之基也。以无欲养其善，则动无不善。防其妄，复其善，则诚存，诚存则心志清，明仁之机由以生，故曰存诚之谓仁。[8]”诚是无欲之基，无欲则防其妄复其善。任子说:
“德为福根，恶为祸门。[9]”人们“好善如好色焉，缁衣之怀，笃於中心；恶恶如去草焉，巷伯之罚，严于加身。[10]”只有“去恶积德”，才能“终身胜人。[11]”
其二，任子以为，为学贵日益，戒其日损。子选曰:“谦受益，盈招损。损益者，天地之运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人可不慎與?”“为学贵其日益，戒其日损。[12]”同时学习态度也要懂得谦虚礼让。子选曰:
“君子不以才知先人，故为天下母; 不以富贵骄人，故为天下谷。[13]” 任子继而指出，学习的内容便是恭、敬、忠、信等四者。子选曰:“恭以持己，则远于患;
敬以与人，则人爱之; 忠以存心，则和于众; 信以处事，则人任之。修此四者，故成也。[14]”
其三，任子以为，为学也要注重交友之道。“君子与人，不出恶声，交友不以利动，其慎洁有如此者。澣衣蔽体，不靡以文身;
菲食致孝，不粝以俭亲，其谊敬有如此者。[15]”)
同时，任子指出，朋友对人影响潜移默化，因此交友要与贤者同处，“与贤者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焉，则与之化而日益;
与不贤者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焉，则与之化而日损。损益在人，可不慎乎?”[16] 这按照《孟子·万章下》的话说便是:
“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2.忠孝之道
任子以为，孝弟为人道之大，也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子选问于孔子曰: “人道孰为大?”曰: “孝弟为大。”“立国孰为本?”曰:“仁义为本。孝弟，人之始也;
仁义，德之至也。反乎其始，进乎其至，此为上治。[17]”显然，孝弟是为仁之本。子选又以为，忠孝之伦源于天地。他说:
“有君之尊，有父之亲，君父之伦，等於天地，不可废也; 朋友以信孚，信友可以获上，是故君子重之也。[18]”任子坚持儒家 “爱由亲始”的基本原则，指出:
“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谓之悖; 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谓之逆。[19]”“君子敬其大，不遗其细; 尊其老，不弃其幼。[20]”
孝弟之举由家庭开始，兄弟叔嫂之间要做到“兄弟之子犹子也，引而近之，并爱也;
叔嫂之异席，推而远之，防渎也。[21]”对父母要做到“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缺。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肢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问安视膳孝也，疏食水饮亦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 敬可能也，安为难;
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22]”将为孝的对象扩展至君王国家便是忠。子选曰:
“子莫大於孝，移孝以作忠，则忠臣出孝子之门已;
弟莫大於悌，移敬以作顺，则和气聚瑞应之徵也。[23]”所以，他要求人们“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不急难以忘身; 忠臣不营利，不徇私，不爱身以忘君。[24]”
他甚至认为，“鞠躬尽瘁忠也，杀身成仁亦忠也。是故大孝格天，大忠贯日，此之谓也。
[25]” 倘若伦理规范得到很好的实行，三纲正，五伦明，则 “天下和宁，灾害不生。[26]”相反，如果不忠不孝，则灾逮夫身、祸患便至，他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残，庶人咸非其上矣。[27]”这种思维模式显然是一种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之说的思想萌芽。正如《白虎通义·灾变》曰:
“天所以有灾变何? 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便说得明白。
3.言行之道
任子认为，做人要言行合一、言行一致、言行相符。他说:
“人之生也为其直也，其行也为可继也。言不过行，行不过言，言行合一，君子之道也。”“君子不为违心之行，不为欺世之言。[28]”
同时，他主张说话之前一定要考虑谨慎周全，切不可夸大海口、肆意而为，他说: “虑善而动，则动无悔; 三复而言，则言寡尤。”“毋多言，多言多尤;
毋多事，多事多败。[29]”任子继而指出:“言者，身之章也; 行者，德之舆也。[30]”他要求人们言行做到恭以御己、敬以接人、宽以居心、严以虑事等等，正如他说:
“恭以御己，不恭则近於谄也; 敬以接人，不敬则近於傲也; 宽以居心，不宽则近於刻也; 严以虑事，不严则邻於怠也。[31]”
(二) 政治哲学
任何一种学说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正如马克思曾说: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任子哲学也不例外，世衰道微，周礼疲敝，邪说横行……，面临此种局面，任子师从孔子的志向便是构建一个有道之国，这也可以说是任子哲学的最终目的。仲尼居，子选侍。曰:
“子盍言尔志?”选对曰:
“愿生有道之国，居光天之下，君臣正於朝，父子正於野，夫妇正於室，目不睹兵革之容，耳不闻战斗之声，居一亩之宫，讲礼乐以自淑，不齐之志也。” 子曰:
“善哉!进乎道矣。[32]”这段章句生动体现了儒家任子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和历史责任感。
1.任子认为，民众和贤臣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石。
子选曰: “得人者存，失人者亡。[33]”“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君人者，不可不敬百姓。 [34]”子选曰:
“敢问益国之要何如?”子曰:“虞夏以得人而昌，桀纣以失人而亡，贤者之益於人国也，固不重乎?”[35]
而君王则是统御和组织民众的人，他说:“王者，民之所往。君不失其群，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於天下。若夫孤特不相守，独居不成群，临难莫之救，此国之所以亡也。惟君子能消息於未然。[36]”(
《任子遗书·进贤》) 正是因为君王的统帅和主导地位，任子特意对君王提出了具体要求。
其一，君王要考虑满足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子选曰:“君之於民也，虑其危难则安全之; 虑其陷溺则奠丽之;虑其饥渴则饮食之。[37]”
其二，君王要严格要求自己，身为表率，如此则民众自然从善如流。子选曰:
“不齐闻诸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七教者，治民之本也。[38]”
其三，君王要施行仁义之道。他说: “汤以仁义，其兴也勃焉，故谔谔而昌;
纣以暴厉，其亡也忽焉，故唯唯而亡。由此观之，国无危亡之兆，家无丧败之患，父子兄弟无失德，君臣无失道故也。[39]”
其四，君王要时时刻刻注重教化。子选曰: “敢问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有之乎?”孔子曰:“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
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40]”教化的内容便是: “父之於子也，患其庸弱，导以仁义; 患其暗昧，教以智敏; 患其猛刻，诲以慈惠。[41]”
要言之，国家治理者要重视关爱民众，善于挖掘贤臣，选贤任能，注重教化。如此，国家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和庇护，正如任子所言: “爱民者，天所兴。[42]”
2.倡导礼教
任子以为，礼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礼的功效是为了防止民众淫乱，引导社会走向合理的秩序。所以说，人道好礼而天下治，相反，“无礼之邦，不可与久居。[43]”子选曰:“夫礼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道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调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防之。[44]”(
《任子遗书·礼教》)礼是效仿天地而生，因此依照礼教而行便是效法天道，“昔者明王奉若天道，本天之义以制人之情。礼行於君臣而官方可序焉，礼行於父子而长幼可辨焉，礼行于闺阃而大小可和焉，礼行於祖祢而幽明聿彰焉，礼行於蒐狩而戎事夙戒焉。由此观之，君子盖无物而不由於礼矣。[45]”(
《任子遗书·礼教》) 同时，他也认为，礼是有等级差异之分的，天子、诸侯、大夫等等需要恪守不同的条文制度规范，各种规范之间不能逾越。子选曰: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上士二庙，官师一庙，庶人无庙。惟天子有祧，诸侯士大夫缺焉，所以重天统，人不得而僭之也。[46]”( 《任子遗书·礼教》)
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礼者，义之实也。苟协诸义，则先王所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故讲以仁得之者强，顺其体得之者尊。古者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斯为先王制礼之用。[47]”
3.号召赏罚
任子指出，有道之国是德治之国。子选曰: “王者尚德而缓刑，尚德何以为王道?”曰:
“德者，仁义之本也。入其国而其俗朴，其民淳，熙皞之化治而不知所以治，此其所以为王也。霸者则不然，尚功而务罚。务罚，霸者之事。故其政严刻，其俗浮漓，礉薄之风治而急求所以治，此其所以异於王也。[48]”但是，他并未否认赏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效果。子选曰:
“刑赏者，天下之平也。”“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毋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弗可止也已。[49]”便是例证。他继而指出王者要劝赏而畏刑，使用刑法的时候要极其慎重谨慎，“古者刑不以刀锯，赏不以爵禄。刑以刀锯，则刀锯之所及而人惧，刀锯之所不及而人玩已;
赏以爵禄，则爵禄之所加而人奋，爵禄之所不及而人慢已。是以王者劝赏而畏刑，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饮赐，此以知其劝赏也;
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徹乐，此以知其畏刑也。[50]”最后指出: “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至治之务也。[51]”
4.鼓励乐教
任子认为，乐就是快乐，快乐是属于人的性情。如《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人的性情必然表现出来，这便产生了声、音等等，声音调和在一起便形成了音乐。子选曰: “乐者，乐也。乐反其所自生，生则恶可已，故形於声; 声相应，故主变;
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52]”
而乐则有五声、八音、十二律等等，这是效法天、地、四时、风雨等等而作。“乐有五声、八音、十二律，旋相为宫也。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
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 小大相成，终始相生，移风易俗，天下皆宁。[53]”
乐教主要是通过治理人的心灵达到移风易俗和安定社会的效果，子选曰:
“乐以导人心之和，非声弗能也。乐和声，声依永，故圣人因天地间至神之机，衍之以为乐。曰日者、曰风者、曰雨者，以形用;曰声者，以神用。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和平之应，则化民成俗，舍乐其何以哉?”[54]
通过乐教，便最终实现以“和” 的境界，“和”即和敬、和顺、和亲等等。“和”的本质便是阴阳之气的有序稳定，子选曰:
“先王平人心以为乐，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55]”任子以为，和谐的音乐与政治运转密切相关，它可以引导社会走向有序安定。子选曰:
“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而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而思，其民困。以声音之道与政通也。[56]”所以，任子提出，君王要与民众共同享乐，即与民同乐。他说: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
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餙节，节奏合以成文，而君臣父子以安，万民以亲，此先王立乐之效也。[57]”要而言之，为了使得有道之国的建构变得切实可行，任子提出了诸多详细的措施。任子以为，通过礼教、赏罚、乐教等等努力，最终便达到有道之国。这种有道之国便是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是故，任子赞同和引用孔子之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其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敢怠於己。是故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外户不闭，是之谓大同。[58]”
任子是孔子弟子之一。他恪守孔子之教，正如他说:“孔子东周之言，吾何敢忘乎?”今天我们研究任子，探讨任子文化，便可窥见早期儒家思想的发展。
一、任子极为注重修身之道，他号召人们从为学、忠孝、言行等多方面和多角度进行情操陶冶、道德涵养。
二、任子建构有道之国，就是传统儒家所向往的大同社会。为此，他提出礼教、赏罚、乐教等治国的基本理念。
三、《任子遗书》与《礼记》《荀子》《春秋繁露》等早期儒学古籍思想具有较高的相似性，甚至有些语句内容是相同的。因此，这便为《任子遗书》的年代真伪和研究增添了挑战和迷雾。
正如所知，儒家学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任子是孔子七十二贤徒之一。因此，任子文化的研究必将有力推动儒学的昌盛发展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这便是今天我们研究任子的现实意义。
刘真灵，高级讲师。长期致力于邹鲁文化、伏羲文化、人文地理的研究。现为全国中小学乡土文化教材编委、伏羲易经文化研究会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济宁伏羲文化学会副会长、邹城市郭里镇凫山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邹城乡情》、《在行动中创造教育》、《知识拯救生命》、《儒学经典教育丛书》、《邹鲁凫山话伏羲》、《峄山志》、《峄山诗墨迹选》等多部专著。
[1]桃乡，即今山东省济宁任城。卒葬桃乡，墓在山东省济宁市城北房葛铺。
[2]《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任氏族谱考》
[3]《任氏族谱》卷三中收录了《任子遗书》十二篇，附有清朝康熙元年（1662）任孔昭撰《先贤任子遗书序》；清朝同治四年（1865）宗稷辰撰《重刻任子遗书书后》；清朝光绪丙申（1896）的《先贤任子遗书后序》，详细介绍了《任子遗书》的传世保存、辑录家藏及版本考订情况。
[4]封于国之西鄙桃乡，今济宁市任城。
[5]《逸论语》
[6]《任子遗书·为学》
[7]----[15]《任子遗书·为学》
[16]《任子遗书·为学》
[17]《任子遗书·忠孝》
[18]《任子遗书·忠孝》
[19]《任子遗书·忠孝》
[20]《任子遗书·燕居》
[21]《任子遗书·忠孝》
[22]---[27]《任子遗书·忠孝》
[28]---[31]《任子遗书·言行》
[32][33]《任子遗书·燕居》
[34]《任子遗书·治道》
[35][36]《任子遗书·进贤》
[37]----[42]《任子遗书·治道》
[43]《任子遗书·问答上》
[44]---[47]《任子遗书·礼教》
[48]《任子遗书·治道》
[49]《任子遗书·刑赏》
[50][51]《任子遗书·刑赏》
[52]《任子遗书·乐训》
[53]《任子遗书·乐训》
[54]--[57]《任子遗书·乐训》
[58]《任子遗书·燕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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