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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
这是晚清曾朴《孽海花》中的一句话，写一位女子的。
“貌、才、贤、巧”四个方面，借七个人相比：南威、西施、班昭、左棻、鲍宣少君、孟光、薛灵芸。
南威，又称南之威，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个美女，后成为美女的代称。
西施，中国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春秋末期越国人，以美色搞得吴王夫差国灭人亡。
班昭，东汉班彪之女，班固与班超的妹妹，是中国第一位女历史学家，代兄长班固写完《汉书》。
左棻，西晋左思之妹，女文学家，中国最早的女诗人，代表作《离思赋》。
鲍宣少君，即桓少君，因为嫁给鲍宣，所以世称鲍宣少君，西汉末年的贤德之女。
孟光，东汉名士梁鸿之妻，有名的贤德之女，“举案齐眉”成语的主人公。
薛灵芸，魏文帝曹丕之妃，巧于针工，夜不点灯而能缝制衣服，且工艺绝佳，宫中号为“针神”。
如此七位卓越之女子，用来比一个人，比的到底是谁呢？答曰：李菊耦。
这个名字不太响，但要说到另外两个人——李鸿章和张爱玲，肯定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晚清重臣，近代史上可没少提；张爱玲是民国时期著名女作家，作品受捧至今。
而李菊耦，正是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的奶奶。
不过，在《孽海花》一书中，并没有出现李菊耦的名字，而是以“威毅伯”女儿的身份出现。“威毅伯”影射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的爵位为一等肃毅伯。
以七人比一人，虽是曾朴的小说家之言，不无夸张成分，但也绝非凭空杜撰，现实中的李菊耦确实有貌有才，亦贤亦巧，可以说是上承李鸿章，下启张爱玲。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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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菊耦，名李经璹（音shú），小字菊耦，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于1866年，1888年与张佩纶结婚。
李菊耦小时候的情况已无从考证，但从其丈夫张佩纶的《涧于日记》中，可知其必然聪明，琴棋书画、诗词文史等方面皆有所长。至于相貌，从流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少女时代的李菊耦也确实比较清秀。
李菊耦的丈夫张佩纶在书中也有人物影射，即清流党之一的庄仑樵。张佩纶字幼樵，现实中也是清流党。所谓清流党，是晚清的一个政治派别，以德行高洁、勇于言事著称。
关于李菊耦嫁给张佩纶，当时曾引发一阵不小的轰动。这不仅仅是因为李菊耦时年22岁，而张佩纶已经四十多，又是三婚，更因为张佩纶当时是一名罪官，才刚释放不久。
1884年，法军入侵福建马尾港。张佩纶当时以三品卿衔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但其一介书生，学书未学战，对法军不加戒备，致福建水师覆灭，马尾船厂被毁。
事后，张佩纶被削职流放，于1888年获释。李鸿章惜其才，招在门下以作幕僚。也就是在这一年，李菊耦被许配给了张佩纶。
张佩纶虽然兵败马尾，但也确实是个有才之人，只是习书不习战而已。对此，在《孽海花》中，威毅伯女儿（可能是作者代言）有公允评价，叫“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所以，以一女将张佩纶收归已用，对于李鸿章来说，可谓上算。
但这明显是一桩政治婚姻，所以时人尽相嘲讽。比如当时有一个对联就流传很广：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上联骂李鸿章给女儿找的丈夫岁数太大。李菊耦当时22岁，在旧时算是地地道道的老姑娘，对联中故称“老女”，但其人不老。“幼樵”是张佩纶的字，但其人不幼，已经四十多岁了。
下联骂张佩纶为师不尊，不知廉耻。“西席”就是今天的家庭教师。张佩纶刚入李鸿章幕中，身份就是西席，教李鸿章子女念书。“东床”是指女婿。但张佩纶并没教李菊耦，所以此骂有些牵强。
婚姻被披上了政治的袍子，外界又是骂声四起，李菊耦本人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这一点，《孽海花》中写得很有趣，说马尾之战后，威毅伯的女儿（李菊耦）写了两首题为《基隆》的诗，先批评庄仑樵（张佩纶）轻敌（一战岂容轻大计），又指出朝廷应该惜其才而恕其罪（焚车我自宽房琯），最后认为马尾兵败是朝廷用人不当（杀贼书生纸上兵）。庄仑樵看到诗后，感动落泪，引为知己，于是托人提亲。威毅伯（李鸿章）欣然同意。但其夫人反对，两人大吵。女儿出来劝架，并说自己愿意，相信“爹爹眼力必然不会差的”。
曾朴这样编，可能也有点影子，因为从张佩纶的《涧于日记》中，可以见出他与李菊耦婚后生活很美满，经常诗酒唱随，抚琴为乐，比之宋代李清照与赵明诚，亦不少让。所以，李菊耦钦慕张佩纶之才，甘心身许，也是很可能的。才女爱才子，古之风也。
张偑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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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菊耦的才华，在当时就很有名。晚清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称其“敏而能诗”。这在张佩纶的《涧于日记》中也有验证，日记中不时记有二人相互“联诗”。只是非常遗憾，张佩纶并没有把诗录下来。至于《孽海花》中的两首《基隆》诗，无法考证出处，多数是曾朴自己的大作。
《孽海花》中还写到的李菊耦的诗集《绿窗绣草》，在晚清民初的其它笔记中也有提及，但并未传世，据传放在箱子里，被小偷当成宝贝窃去了。
李菊耦最令人称道之事，是对宋代大儒胡瑗婚姻观的批判，见出其独立的思想品质、大胆的怀疑精神以及比较进步的婚姻观念。
对于男婚女嫁，胡瑗的看法是，“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意即：给女儿找婆家，要找比自家强的高门大户，而给儿子娶妻，则要选不如自家的低门小户。总结一下，就是夫妻双方的家庭，应该是夫强妻弱。
很明显，胡瑗的这个论调，是出于对女人的压制，防止女人因娘家强势而傲夫，做出违反封建礼教之举。
且不论胡瑗这种思想的封建性，毕竟其处在封建社会当中，只论这种说法，也存在着明显的悖谬，被聪慧的李菊耦抓个正着。
李菊耦反驳说，按胡瑗的观点，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
她还批评说：“其妇女平日若教以三从四德，何至入门而骄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于姻戚之家斤斤计较其贫富贵贱，所以似高而实陋耳。”
李菊耦的这句话，如果去掉“三从四德”，换成“知书达礼”，就是放在现今社会，也不为过。
李菊耦的晚年生活比较不幸。
别看晚清腐朽不堪，但在官吏的选用上，却坚持一条很好的原则——避亲。因此，张佩纶既做了李鸿章的女婿，也就入了“避亲之列”，从此路断官场。
官场失意，令张佩纶内心十分沮丧。这种沮丧，一开始还能被新婚娇妻带来的欢愉所压制。然而国难当头，正当男儿效力之际，况他又是一个有志之士，书生意气，怎堪忍受长久的无所事事？所以，当沮丧在岁月中最终发酵成钻心的痛苦时，他便难以自制，常称“生不如死”，于是借酒浇愁，消磨余生。
两口过日子，整天对着一张苦瓜脸，甚至是发酒疯，谁能受得了？所以李菊耦也因之郁郁而不自得，渐渐变得孤僻起来。
1901年，李鸿章病逝，李菊耦陷入了巨大的丧父之痛。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爱之深，可比江海。出阁之前就不用说了，就是结婚后，父亲李鸿章对她也是爱护有加。甚至后来她因丈夫酗酒而心情不好时，父亲还常写信来劝慰：“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慈父已逝，但殷殷之语，却仍在耳，常令李菊耦黯然神伤，独自垂泪。
祸事不单行。父亲走后的第二年，丈夫张佩纶也在郁郁不得志的痛苦中撒手人寰，撇下李菊耦与一双幼小的儿女。当时，李菊耦37岁，儿子张志沂7岁（张爱玲的父亲），女儿张茂渊才两岁（张爱玲书中常提到的姑姑）。
为了重振家门，李菊耦开始致力于闭门教子，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张志沂身上。承继父母的良好基因，在棒打罚跪的严厉教育之下，张志沂也确实学有所成。但后来他却沉迷鸦片，所以最终也无所建树，辜负了母亲李菊耦之厚望，实在令人叹息。不过，其留有张爱玲一脉，也算是隔代之兴吧。
1912年，李菊耦因肺病去世。也就是在这一年，大清王朝结束，中华民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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