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根据《山西史纲》（降大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山西通史（干部读本）》（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魂系山西》（李镇西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山西故事▪历史事件》（晋旅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山西故事▪历史地理》（晋旅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祖先，祖先》（李琳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等图书和文章内容整合而成。
关键词：史前文明、上古传说、叔虞封唐、曲沃代翼、骊姬之乱、文公称霸、悼公复霸、弭兵会盟、三家分晋、李悝变法、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
约4500万年前，垣曲盆地出现“世纪曙猿”，这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约180万年前，今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一带已有古人类活动。西侯度遗址发掘出32件石制品，为探索人类石片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被火烧过的兽骨等遗迹，证明当时的西侯度人已经开始用火。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实证，也是世界上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之一。
距今约六七十万年的匼（kē）河文化遗址，位于风陵渡镇匼河村一带，距离西侯度村约3公里。匼河人继承了西侯度人的石片文化和粗大石器传统，但打制技术已有明显的提高。
丁村文化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沿岸，距今约10万年，是山西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最典型的文化遗址。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棱尖器，由此形成了西侯度人开创、匼河人发展、丁村人进一步完善的“大石器传统”。丁村文化是一个遗址群，在丁家沟还发现了各种制作精细的细小石器，被称作“丁家沟文化”，这对其后的“小石器传统”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与丁村文化约同时期的许家窑文化，其遗址位于大同盆地北部阳高县许家窑村，是目前山西地区发现人类骨骼化石最多的一处遗址。许家窑文化的石制品属于“小石器传统”，在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小石器传统系列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小石器传统到峙峪文化已经成熟。峙峪文化遗址，位于朔州市峙峪村附近，距今约2.8万年。峙峪遗址的石制品，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加工精细，大型石器极为罕见。峙峪人的狩猎水平已经发展到新高度。
稍晚于峙峪文化的下川文化，位于晋城市沁水县下川附近，距今约2万年。总特点是细小石器与粗大石器并存，这与“丁家沟文化”极相似，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传承关系。
据考古证明，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发源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和龙山文化（发源于山东济南市龙山村）在山西亦有体现。
女娲是传说的中华圣母，山西有许多关于女娲的遗址、纪念地。女娲的传说有很多，“女娲造人”反映了女性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女娲补天”则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有人把女娲文化称为山西文化之源。
炎帝和皇帝是华夏民族共同的先祖，故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 炎帝，号神农氏，是中国的农业之神、医药之神，古代商业的发明者。皇帝，姓公孙，名轩辕，发明了音律、算数、舟车，其正妻嫘祖（一作累祖）发明了养蚕，其手下史官仓颉发明了文字。炎黄主要活动区域可能在今之晋南。今晋城市高平东北有炎帝陵（今湖南省株洲市也有一座炎帝陵）。临汾市曲沃县有黄帝陵（其他地方也有多处黄帝陵），当地还流传着一些独特的皇帝传说，并沿袭着相关习俗。
约5000年前，皇帝和蚩尤进行了传说中的涿鹿之战。皇帝获胜，成为部落联盟首领。蚩尤战败被分解身首，肢解之地得名“解”，即现在的运城解（hài）州。解州盐池夏季颜色鲜红，相传是被蚩尤血所染红。盐池附近有蚩尤冢，传说蚩尤葬于此。
尧是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圣王，姓伊祁，名放勋，属唐陶氏部落。因封地在唐，也被称作唐尧。尧在位期间，关心百姓疾苦、为民造福，开凿水井，治理水患，制定历法，发展生产。他的手下名臣济济，最有名的是专管审案的皋陶（gāo yáo）。距今约4500～3900年的陶寺文化遗址，是帝尧国都古平阳所在，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南。该遗址的文化遗迹颇为丰富，对于探究中华文明起源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尧年老以后，流放了自己不肖的儿子丹朱（一说丹朱被舜流放），把王位让给了舜。这种传位以德不以亲的做法，称作“禅让”。舜，姓姚，名重华，是有虞氏的平民，又称有虞氏、虞舜。舜都蒲坂，大约在现在的运城永济。舜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部落联盟议事会逐渐向国家机关演化。舜每五年要到全国巡视一次，相传他还划定了十二州地域。在舜的治理下，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后世常以“尧天舜日”来指代太平盛世。
禹因为治水有功，被推为舜的接班人。禹都安邑，即现在运城夏县禹王乡。大禹的权力基础比帝舜更为稳固，其控制区域北达今内蒙古境内，西至陕西中部，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南岸。禹把天下分为九州，又铸造了九口巨大的鼎，鼎逐渐成为国家权力集中的象征。
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由此，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启建立夏朝，尊父亲禹为夏朝的创立者。前1600年，成汤灭夏，华夏族的活动中心移至中原（今河南中部），但山西仍在其统辖范围。
西周初年，周王室大力推行分封制，周成王的同母弟叔虞被封于古唐国（大致在今天的翼城一带）。其子燮父继位后，改国号为晋。周公为晋国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奠定了晋文化求同存异、宽厚包容、顺势应变等特色的社会基础。
晋国基业经九世传到晋穆侯，穆侯有两子，长子太子仇和次子成师。穆侯死后，其弟殇叔篡位。仇出国避难，四年后率众回国进行了哈姆雷特式的复仇，后登上王位，是为晋文侯。晋文侯在位期间，助平王东迁开创了东周政权，使得晋国的地位和实力大增，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
晋文侯死后，其子伯继位，为晋昭侯。昭侯把叔叔成师分封至曲沃（今山西闻喜一带），号“曲沃恒叔”。 昭侯七年（前739），恒叔发动政变，杀死昭侯，自立为君，但昭侯之子平又即位为孝侯。自此，曲沃和翼实际上形成两个并存政权。历经近70年动荡内乱，前678年，曲沃武公占领晋国全部土地，并获得周天子认可，更号为晋武公，史称曲沃代翼，又称曲沃克晋。曲沃代翼使得小宗取代大宗，宗法制度遭到严重打击，对晋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拉开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大幕。
曲沃代翼后第二年（前677），武公去世，其子诡诸继位，为晋献公。献公给晋国带来了第二次发展浪潮，他也被称为晋国的“始盛之君”。 晋献公前后有六位夫人：第一位贾姬，无子。又纳父妾齐姜，生长女伯姬（后来嫁给秦穆公）和申生。因齐姜乃齐桓公之女，遂立为夫人，申生为太子。后娶大戎狐姬和小戎允姓女，分别生重耳和夷吾。讨伐骊戎时再获骊姬、少姬姐妹，骊姬生奚齐，少姬生卓子。骊姬年轻貌美，深得献公宠爱，被立为夫人。献公共有九子，申生、重耳和夷吾最为杰出。骊姬欲使奚齐为太子，对此三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晋献公二十一年（前656），骊姬在给献公的酒肉里下毒，栽赃三位公子。晋献公怒杀太子保傅，申生自尽以证清白，重耳和夷吾分别逃到了蒲（今山西隰xí县西北）和屈（今山西吉县）。晋献公去世后，内政大乱，史称“骊姬之乱”。夷吾在秦国帮助下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惠公背信弃义，最终搬石砸脚，在韩原之战（前645）被秦国俘虏。
前636年，重耳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流亡19年，辗转8国，对社会现状和民间疾苦有深刻认识。他励精图治，进行了全面改革。政治上，整顿吏治，弃怨任贤；经济上，奖励垦殖，发展生产；军事上，改革兵制，扩充编制。晋国因此政局稳定，经济富庶，国富兵强。晋文公即位当年（一说次年），周王室内乱，周襄王之弟王子带（又称叔带、太叔带）赶走天子，自立为王。周襄王向秦、晋求救。晋国速战速决、独立平息了周室内乱。周襄王赐予晋文公大片土地（位于今河南省境内），晋国实力大增。
晋国之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与南方的楚国形成对峙，晋楚之战一触即发。前632年，晋楚两军正式对垒城濮（今山东范县南临濮城，一说今山东鄄juàn城）。文公兑现当年承诺，退避三舍，随后避实就虚、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最终以少胜多、大败楚军。同年，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召开诸侯大会，周襄王出席并册封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由此确立。
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和郑文公分别去世。秦国伺机东进，于前627年远袭郑国，未遂，回军途中在崤山（今河南洛宁北）遭到晋军伏击。秦军尸横遍野，三名主帅被俘。“秦晋之好”的蜜月期结束，秦国成为楚国的同盟军。前597年，楚国在邲（今河南荥阳北）打败晋军，一洗城濮战败之耻，楚庄王称霸中原。
晋国此后几代君主发愤图强，至晋悼公，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内，去佞任贤；缩减开支，轻徭薄赋，赈抚贫困；改革军事。对外，巩固晋宋同盟；加强晋吴联系；使魏绛和戎；礼遇诸侯。经过改革，晋国实力大增，八年之内，九合诸侯，重新恢复霸主地位。
晋楚争霸持续了百余年，双方损失惨重，周边国家也难得安宁。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倡议晋楚弭兵。但晋楚都虚与委蛇，前575年又战于鄢陵。楚国大败，对中原的争夺走向颓势，晋国虽然实现了所谓的悼公复霸，影响力和控制力也大幅削弱。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再次发起弭兵会盟，得到了各诸侯国的响应，标志着晋楚争霸已接近尾声。前482年，晋国的霸主地位被吴国取代。
春秋后期，卿大夫专权和兼并，已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历经“下宫之役”等诛戮，晋国的强宗大族剩下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又经过旷日持久的数次战争，形成了智、韩、赵、魏四卿专晋的格局。后智伯被杀，赵、韩、魏三家控制晋国朝政。前403年，周朝天子册封赵、韩、魏为诸侯。前376年，三家废晋静公，晋国从此不复存在，中国进入战国时代（注释：进入战国的标志有多种说法）。“三晋”由此成为山西的代称，延续了数千年。
战国时期，为了富国强兵、图强争霸，各国先后进行变法。变法始于魏国，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变法由李悝主持，主要内容有：变任人唯亲为任人唯贤取；正式废除“井田制”；实行“平籴法”；制定《法经》，是为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奠定了战国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吴起改革了魏国的军事，使其军事力量大为增强。
赵国的武灵王也进行了改革，主要有“易胡服”和“习骑射”两项内容。“胡服骑射”使赵国跻身军事强国之列，且树立了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方游牧文化学习的典范，把我国古代的文化交融推向了高峰。赵武灵王被梁启超称为皇帝以后第一伟人。申不害也在韩国进行了变法，但收效甚微。
魏国经过文侯、武侯两位君主，称雄中原。魏武侯死后，魏国因君位继承而内乱。韩、赵两国趁机攻魏，但又各自心怀鬼胎，最终分别被魏国所击败。此后，赵、魏、韩三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前354年，魏国伐赵，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军师孙膑采取了避实就虚、围魏救赵的战术，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截击魏军并大败之。前342年，魏大举攻韩，韩求救于齐。次年，齐国起兵伐魏救韩。孙膑采用了“减灶诱敌”的计策，于马陵（今河南范县，一说河北大名东南，又一说山东临沂郯城）大败魏军。魏国实力遭到重创，再无力独霸中原，前225年为秦国所灭。
战国后期，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兼并，具备一统天下之实力者唯秦、赵两国，双方水火不容。前262年，秦赵正式开战，因实力悬殊，赵国老将廉颇据守不战，两军在长平（今山西晋城高平市西北）相持三年。赵孝王急于求成，中了秦国的反间计，弃廉颇而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前260年，秦国大将白起全歼赵国军队，坑杀赵国兵卒40余万。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古代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赵国元气大伤、一败不起，前222年终为秦所灭。
关键词：白登之围、刘恒封代、平定匈奴、祭祀后土、霍光辅政、光武定晋、民族融合、曹魏治晋、武圣关公、刘渊建汉、石勒建赵、西燕政权、孝文改革
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定都咸阳（今陕西咸阳）。秦朝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创立了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地方管理则实行郡县制。秦初分全国为36郡，晋地占5郡。太原郡，郡治晋阳（今太原市西南），辖境相当于今晋中、吕梁、忻州和阳泉地区。河东郡，郡治安邑（今运城市夏县），辖境相当于今临汾、运城两市。上党郡，郡治长子（今长治市长子县），辖境相当于今长治、晋城市境和晋中的和顺、榆社两县。雁门郡，郡治善无（今朔州市右玉县），辖境相当于今朔州、大同中西部、忻州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地区。代郡，郡治代（今河北蔚县代王城），辖境相当于今大同、朔州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的小部分地区。秦始皇嬴政曾两巡晋地。
秦二世胡亥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揭竿而起，发动起义，“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在反秦的混战中，三晋故国相继复立。前206年，刘邦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汉朝。汉朝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也有分封制的存在，此所谓“郡国并行制”。刘邦立韩国旧贵族韩信为韩王（为区别于淮阴侯韩信，史书一般其为“韩王信”），封地颍川（今河南禹县），后徙都晋阳。为抵御北方匈奴，韩王信又迁都马邑（今朔州市）。
汉朝之初，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铁骑30万，东灭东胡，西讨月氏，南灭楼烦，异常强大。汉高祖六年（前201），匈奴侵犯晋北，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并随同南下攻晋阳等地。次年，刘邦御驾亲征讨伐匈奴。初战告捷，即带先头部队乘胜追击，一路冒进。不料中了匈奴诱敌之计，被困于平成（今大同市）白登山七天七夜，汉军饥寒交迫、死伤惨重，史称“白登山之围”。刘邦采纳了谋士陈平的主意，贿赂匈奴阏氏，同时告知汉朝欲献单于美女以求和。阏氏担心失宠，遂劝单于撤退，刘邦得以解围。此后，刘邦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民族关系暂时得到缓和。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刘邦封四子刘恒为代王，辖太原郡、雁门郡、代郡，都晋阳，后徙都中都（今晋中市榆次县）。刘恒为代王17年，繁荣汉朝边地，阻挡匈奴南下，巩固北部边疆，功勋卓著。高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刘恒回京即位，是为汉文帝。汉文帝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文帝在位23年期间，先后四次巡游山西，对于稳定社会、鼓舞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文帝死后，汉景帝继位。汉景帝三年（前154），爆发了“七王之乱”。汉景帝之继位者汉武帝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强化中央集权，颁布“推恩令”，要求诸侯将封地分于各自的子弟，诸侯国越分越小。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全国被分为13州，晋地属并州刺史部，分监9郡：太原、上党、雁门、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上郡、代郡。
武帝时期，汉朝经济雄厚、国力强盛，汉武帝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汉朝和匈奴征战数十次，从根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威胁，河东郡平阳（今临汾市）人卫青与其甥霍去病居功至伟。汉朝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由此切断了匈奴与羌的联系。平定匈奴，不仅扩充了西汉的疆域，也给边境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繁荣，还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的往来。
汉武帝开疆拓土、好大喜功，又迷信方士，欲求长生不老之术，特别注重祭祀之礼。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太史令司马谈建议在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修建后土祠，武帝纳其言。同年，汉武帝率群臣到汾阴祭祀后土，兴之所至，吟唱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秋风辞》。此后，汉武帝又先后五次到汾阴祭祀后土，并于其地建造了一座万岁宫。自汉武帝以后直到北宋，历代皇帝于汾阴祭祀后土成为传统，一直到明清才改在北京的地坛举行。
汉武帝晚年，赐霍光（霍去病异母弟）以《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希望他能效法周公辅佐幼主，忠于汉室。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病逝，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成为汉昭帝的辅命大臣，主持朝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霍光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围绕盐铁专卖等政策进行辩论，史称“盐铁会议”，会议记录由汉宣帝时恒宽整理为《盐铁论》。后来，同时辅政的左将军上官桀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位等人，因谋私利遭霍光反对而与之结怨。此一干人等欲暗杀霍光，泄密，被灭族或自杀。霍光辅佐得力，威望益高。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去世。霍光拥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狂妄昏乱、荒淫无度。霍光与要臣商议后，召集群臣联名上奏太后，废黜刘贺。又拥武帝曾孙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实现了汉朝皇权的和平交接。霍光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执政20多年，为汉朝安定和中兴建立了不朽功勋。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病逝，宣帝亲政。三年后，霍氏家族因专权奢欲、骄纵不法被族灭。
公元8年，外戚王莽废孺子婴，建立新朝，史称“王莽篡汉”。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建立之初，晋地战乱不断。时上党屯留（今长子鲍店）人鲍永领兵占据并州。鲍永任冯衍为狼孟（今太原阳曲）县长，屯守太原，与上党郡守田邑联合，共同捍卫并州。刘秀以田邑家人为人质，诱降田邑。上党郡降东汉后，刘秀仍命田邑为上党郡守。鲍永闻更始政权覆亡后，也投降东汉。刘秀又命邓禹平定河东，其余各地军队相继投降。安定三水（今甘肃泾川）人卢芳与匈奴通好，被匈奴立为汉帝，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他还经常南下侵犯，成为东汉北部边境最大隐患。建武七年（31），东汉大举讨伐卢芳。战争进行得非常艰难，东汉多次败北。东汉政权一面大力赏赐边境军民，来激发其斗志；一面对卢芳部下的降将封官赐爵，以削弱其势力。建武十五年（39）【一说建武十六年（40）】，卢芳降东汉，受封代王。后卢芳又叛逃匈奴，病死。建武十八年（42），光武帝刘秀巡视蒲坂（今永济）并祭后土于汾阴，晋地全归东汉控制。
山西因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战场和定居地。两汉时期活动于晋地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恒、鲜卑和羌。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归顺东汉，入居塞内；北部继续留在漠北，最后西迁。北匈奴后来在与东汉的常年作战中接连失利，内部分裂，势力大削。曹操对匈奴分而治之，将其分为五部，分居五地：左部居兹氏（今汾阳），右部居祁县（今祁县），南部居蒲子（今隰县），北部居新兴（今忻州），中部居大陵（今文水）。乌恒，是东胡族的分支，西汉初冒顿单于灭东胡，其余部退至乌恒山，故称乌恒。乌恒与汉时敌时友。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征乌恒，使其再次归汉。后乌恒又反，曹操命子曹彰率兵平叛，北方得以复归安定。鲜卑，也是东胡族的分支，因居于大兴安岭北段鲜卑山而得名。东汉末年鲜卑大肆侵犯，且拒绝恒帝的封王和亲。曹彰破乌恒后，鲜卑归顺东汉。此外，羌人较多地活动于上党、河东、西河等郡。少数民族的侵扰和移居，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破坏，但在客观上也对边地开发做出过一定贡献，且促使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时期以后的又一个民族融合高峰。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袁绍坐拥青州、冀州、幽州、并州四地，成为北方最强势力，其外甥高干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大战于官渡（今河南中牟）。曹操以少胜多，乘胜追击，与袁绍逐鹿并州、河东。建安七年（202），钟繇灭袁尚所属河东太守郭援。曹操接受荀彧建议，命杜畿为河东太守。河东旧部卫固、范先百般阻挠，杜畿以过人的胆略巧妙化解。后卫固等人伙同高干叛变，曹操派张既联合关中马腾共击叛军，河东彻底平定。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服高干，全面占领河东、并州之地，任梁习为并州刺史。晋地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杜畿治理河东，推行宽松惠民、以德化民之策，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兴办教育。他治绩突出，河东被曹操誉为模范郡。梁习对并州的各种势力采取了不同的制伏措施：对豪强部族采取危柔相济的策略，对少数民族主要以怀柔抚慰的办法感化之。建安十八年（213），并州并属冀州，梁习统属冀州。魏文帝即位，复置并州，梁习再任并州刺史。杜畿和梁习治晋地期间，是魏晋时期晋地发展最稳定的时期，其治理颇受当时河东、并州百姓赞誉。
曹魏时期，晋地人才济济。如曹魏前将军张辽，马邑（今朔州）人；曹魏右将军徐晃，杨县（今洪洞县东南）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裴秀，河东闻喜人。其中最为青史留名者，当属河东解县（今运城市）常平人关羽。关羽（160—219），本字长生，后改云长。年轻时与刘备、张飞结为异性兄弟，追随刘备征战南北，驰骋沙场，戎马生涯，为蜀汉政权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蜀汉五虎将之首。关羽为人忠义，后人对其生平附会颇多，留下了“千里走单骑”、“义释华容道”等英雄传说。历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等需要，大肆渲染、美化其忠义之操节。关公逐渐成为中华的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子并列。今运城有全国最大的关帝庙，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
公元265年，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司马炎是为晋武帝。公元280年，晋灭吴国，三国重归统一，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安定。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自称汉王；308年，刘渊称帝，建立汉国，迁都平阳（今临汾），史称汉赵。
晋朝王室腐化严重，政治黑暗，少数民族饱受压迫，积怨很深。刘渊称帝后，大举攻晋。311年，刘渊之子刘聪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匈奴士兵在洛阳城焚烧宫殿、奸淫妇女、滥杀无辜、无恶不作，史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下，所谓“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他们给当时尚未开化的南方带去了资源、技术和文化，其中一部分成为了后来的客家人。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重建晋朝，史称东晋。此后的100多年间，北方各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十五个政权，加上西南氐族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中国北方从此陷入分裂状态。
318年，刘聪死于荒淫，其子刘粲继位。刘粲之荒淫比刘聪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权逐渐落入外戚勒准之手。勒准发动政变，杀死刘粲，屠戮平阳所有匈奴刘氏。刘渊族子刘曜闻信，率大军自长安起兵，行至赤壁（今山西河津县西北）时称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封与石勒形成掎角之势进攻平阳。攻克平阳后，刘曜加封石勒为太宰、领大将军。
石勒，上党武乡（今榆社县北）人，出身羯族。年轻时被卖为奴隶，刘渊建国后投奔阳平（今山东省莘县）人师藩，在连年征战中逐渐发展壮大。西晋灭亡以后，汉国衰弱，石勒的势力却日益强大。319年，石勒自称赵王（一说被勒准封为赵王），与前赵政权相对，史称后赵。石勒与前赵征战不断，前赵政权被迫迁都长安。329年，石勒灭前赵，统一北方大部分地区，与东晋政权南北对峙，石勒随即称帝。
石勒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奴隶出身的皇帝。治理后赵期间，石勒均减百姓田租之半，劝课农桑，恢复生产；注重封建礼仪典章制度建设；依法御众。333年，石勒病死，遗嘱丧葬从简、劝侄子石虎与儿子石弘和睦相处，莫重蹈司马晋朝之覆辙。石勒死后，太子石弘继位。不久，石虎发动政变，杀死石弘，自己当了皇帝。石虎凶残暴虐、荒淫无度，加之父子相残，终于被石虎养孙冉闵推翻，代之以冉魏国。冉魏也是个短命的政权，352年为鲜卑慕容部所灭。
鲜卑慕容皝建前燕，定都于蓟（今北京市），后迁都邺（今河南安阳），统一了北方，后为前秦苻坚所灭。淝水之战苻坚败后，鲜卑族慕容垂起兵反秦。384年，慕容泓以以复燕为号召，建元燕兴。经过数次皇位争夺，慕容永于长子（今长子县西）即皇帝位，改元中兴。394年，西燕为慕容垂的后燕政权所灭。
淝水之战以后，前秦瓦解，拓跋珪于386年趁机复国，改国号魏，史称北魏。398年，拓跋珪迁都平成（今大同市），称帝。北魏建国后，继续大规模征伐，迫使北方游牧民族部落归顺。赤裸裸的军事征服使得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亟待解决。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和冯太后一起进行了改革。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变班赐制为俸禄制；变计口授田为均田制；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孝文帝又迁都洛阳，改革风俗，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北魏政权的鲜卑人和汉人在生产、生活、文化等各方面日益融合。
北魏武泰元年（528），尔朱荣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接着杀胡太后和朝官2000余人，史称“河阴之变”。此后北魏政权被尔朱荣把持。530年，孝庄帝设计杀死尔朱荣。尔朱荣堂弟尔朱世隆起兵攻进洛阳，吊死了孝庄帝。531年，尔朱荣部将高欢起兵反叛尔朱氏。尔朱兆自杀，高欢开始掌握北魏政权。534年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史称东魏。同年，北魏孝武帝元修逃往关中，被大将宇文泰立为傀儡皇帝，史称西魏。晋地除西南部属西魏外，大部分属东魏。此后，宇文泰掌权的西魏和高欢掌权的东魏征战不断，整个北方陷入了无尽的战火之中。
高欢死后，高澄当国。后高澄被杀，其弟高洋逼孝静帝退位，自己登上帝位，改国号齐，史称北齐。定都邺（今河南安阳），别都晋阳。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称天王，改国号周，史称北周。577年，北齐被北周灭。581年，北周权贵杨坚篡权建隋，北周灭亡。
关键词：炀帝巡晋、雁门之围、晋阳起兵、收复并州、武后称帝、龙兴之城、保卫太原、五代更替
589年，隋消灭偏安江左的陈朝，天下复归统一。隋朝实行州县两级治理。后隋炀帝改州为郡，成为郡、县二级制。晋地有13郡、88个县。这13个郡是：太原郡（治并州）、西河郡（治介州）、离石郡（治石州）、雁门郡（治代州）、马邑郡（治朔州）、楼烦郡、上党郡（治潞洲）、长平郡（治泽州）、临汾郡（治晋州）、龙泉郡（治隰州）、文城郡（治汾州）、绛郡（治绛州）、河东郡（治蒲州）。
隋炀帝杨广在位时，迁都洛阳，修凿运河，开创科举，沟通西域，影响深远。但他也穷奢极欲、好大喜功，建功立业的背后是大兴土木和劳民伤财，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第三次巡视晋地。行至雁门时遭突厥围攻，当时雁门郡有41城，39座都被突厥攻克。炀帝惊慌失措，怀抱幼子哭肿了眼，史称“雁门之围”。被困以后，炀帝一面召集各地之兵勤王，一面许愿守城将士加官进爵，同时向和亲到突厥的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谎称北方告急，始毕可汗乃将城池洗劫一空而去，雁门之围遂解。雁门之围消解了隋炀帝重整山河的信念，也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隋朝末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晋地出现了两支起义军，分别是司马长安统率的农民起义军和离石刘龙儿（刘苗王）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军。为了镇压起义、抚慰军民，隋炀帝任命表哥李渊为太原留守。李渊到任后，从各方面为反隋做准备：在军事上扩充力量、严格治军；在政治上接纳人才、赈济灾民；同时积极储备，以为军需。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次年，隋朝灭亡，李渊正式称帝，国号唐，定都长安，李渊即唐高祖。
唐朝建立后，四海之内敌对势力林立。李渊封四子李元吉为齐王，授并州总管，驻守发家地并州。619年，朔州豪强刘武周率军围太原城，李元吉不战而逃，刘武周迅速占领了晋地大部。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主动请缨，率军入晋。620年，李世民夺回太原。刘武周逃跑，投靠突厥时被杀。此举巩固了唐王朝政权，也为剿灭其他割据势力奠定了基础。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逼李渊禅位，自己当皇帝，是为唐太宗。次年，太宗分天下为十道，晋地属河东道。
唐太宗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太宗去世后，传位于晋王李治，是为唐高宗。高宗年轻时即与文水（今文水县东）人武媚建立了深厚感情，即位后迎武氏入宫、立为皇后，尊号“天后”。武媚逐渐掌权，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死后，她先后废掉中宗李显、睿宗李旦，自己临朝称制，改名为“曌”，取“日月当空”之意。690年，武后称帝，改国号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692年，武曌改太原为北都，升太原、晋阳二县为京县。她在位期间，唐朝对太原的建设极为重视，建制之恢弘在太原历史上空前绝后。武媚死后遗诏省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所以后人也叫她武则天。武则天君临天下15年，能任贤用能，多制度创新，使唐朝国力强盛，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但同时她政治手腕强硬，放任酷吏滥杀无辜以巩固统治基础，可谓功过相抵、毁誉参半。
武则天退位后，庐陵王李显复位，是为唐中宗。710年，韦后与其女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企图效法武则天。中宗之侄、潞州别驾李隆基发动兵变，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父李旦登基，史称“韦后之乱”。李旦无能，主动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唐玄宗英明神武，整顿朝纲，革除积弊，开创了国富民强的“开元盛世”。723年，唐玄宗北巡太原，复建北都。太原乃高祖李渊起兵之地，又是武则天故乡之首府，被视为唐王朝“龙兴之城”。此后陆续建立的陪都有多处，北都太原的名称也多次改动，但作为陪都的地位从未动摇。此外，河东蒲州也曾作为中都，但历时很短。
唐朝中后期，节度使成为凌驾于地方军政合一的最高长官。天宝十四年（755），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安禄山及部将史思明起兵范阳，南下攻取京城长安，史称“安史之乱”。757年，安禄山攻克长安，命史思明率军十万进军太原。当时李光弼正驻守太原，他亲自指挥、积极防御，在城外打“地道战”，又以诈降之计诱敌歼之。李光弼苦战50多天，成功守卫了太原。此战是中国古代城邑保卫战中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典范，也是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朝军队的首胜，对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907年，朱温逼唐哀帝禅位，称帝建梁朝，史称后梁。923年，盘踞太原的晋王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后梁。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以太原为西京。后迁都洛阳，太原作为陪都改称北京。936年，契丹国支持太原人石敬瑭称帝，建国号晋，史称后晋。石敬瑭即帝位后，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不仅每年向契丹进贡，还对其俯首称臣，自称“儿皇帝”。种种卑劣行径令汉民族颜面尽失，引起臣民强烈不满。后契丹与后晋关系恶化，耶律德光率兵南下灭后晋。947年，刘知远在太原称帝，改国号汉，史称后汉，以开封为东京，以太原为北京。951年，郭威代后汉自立，改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杀的傀儡皇帝刘贇（yūn）是刘崇之子，刘崇悲怒交加，亦称帝于太原，沿用后汉国号，史称北汉。短短50多年，中原地区走马观花地更替了五个政权，其余地区也有很多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晋地的太原势力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沙陀王朝。这和山西“表里山河”的地势不无关系，也有民族融合、尚武风气等内在因素，更离不开河东富庶一方的经济条件。而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太原，以其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和固若金汤的城池营建，留下了令人唏嘘、引人遐想的故事……
关键词：宋伐北汉、火烧晋阳、新建太原、雍熙北伐、杨家忠烈、云州建京、朔方战乱、政区初成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国号宋，定都开封。宋太祖赵匡胤采纳了赵普了建议，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968年，北汉皇帝刘承钧死，政局陷入混乱。赵匡胤即率军直逼晋阳城。北汉负隅顽抗，后契丹援兵赶到，宋被迫撤军。次年，赵匡胤又御驾亲征，直取北汉。久攻不下，宋朝乃引水灌晋阳，依然未能破城。双方相持四个多月，互有胜负，宋军痢疾肆虐，只得收兵，临走时裹挟了一万余户北汉百姓。976年，宋再次伐北汉。宋军兵分五路，会攻北汉。在战事一片大好的时刻，宋太祖去世，宋临阵撤兵，沿途俘获北汉百姓近四万人（一说四五万人）。
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宋军采取“围城打援”之策，陆续攻克晋阳外围州县，并在石岭关灭契丹援军。围攻晋阳之战异常惨烈，城外宋太宗亲自督战，城内北汉军民殊死抵抗。狂攻之下，晋阳城墙伤痕累累，几乎没有完整堞口。后北汉投降，宋得其10州40县（一说41县）。
北汉政权虽降，城中百姓仍坚持抵抗。区区一个北汉，户不超四万、兵不过三万，竟然要大宋两位皇帝御驾亲征、耗费十多年才拿下。民间传说晋阳有龙脉，大唐基业发家于此，五代时期的多位皇帝也起兵于晋阳，赵光义由此深信：晋阳真乃龙兴之地，可成霸业。为免后患，攻下晋阳后不久，赵光义下令削去系舟山之头，所谓“拔龙角”。又放火焚烧晋阳城，然后引晋水和汾水灌之。晋阳古城就此消失于历史尘埃之中。
982年，赵光义派潘美在晋阳古城之北新建太原城，这成为了现在太原市的雏形。新太原城只修“丁”字街，而无十字路，所谓“钉破龙脉”。为了降低太原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撤太原府治，降格为“紧州军事”，又迁并州治所至榆次县。此外，还减少了太原科举取仕名额。
北汉亡国后，大将刘继业投宋。宋太宗复其杨姓，委以晋地抗辽重任。986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伐辽，企图收复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的幽云十六州，史称“雍熙北伐”。潘美、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一路攻城克池，接连收复朔州、寰州、云州、应州四地。辽国萧太后令精锐部队驰援，潘美、杨业奉命护送四州百姓入内陆避难。监军王侁（shēn）贪功冒进，指使杨业打前锋。但王侁、潘美又背信弃约，致使杨业无可接应、身陷重围。杨业受伤被俘，绝食而死。雍熙北伐失败，宋对辽的战略关系由进攻转为防御。杨业死后，其子杨延昭承父志，继续抗辽，屡建奇功。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一代名将。杨家三代忠烈，为国恪尽职守，传为美谈。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崛起，山西首当其冲，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的前沿。宋朝建立后，就不断与辽国争夺晋地。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辽在晋北地区的统治稳定下来。1044年，辽设云州（今大同）为西京。云州作为辽国的战略进攻前沿和防御前哨，占有极重要的军事地位。西京的设立，改变了辽和西夏的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辽灭亡。1125年，辽被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消灭。但此后历代政权仍把云州作为西京，一直持续到元朝前期。
1120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后来宋得到了燕京及所属景、檀、易、涿、蓟、顺六州，但已是被金掠夺一空的空城。金灭辽后，兵临太原城下。太原军民奋死守城，金军久攻不下。于是金将粘罕留几万人继续围攻，自己挥师南下进取汴京（今河南开封）。尽管各地勤王之师相继赶到，宋廷还是同意了金提出了退兵条件，即割太原、河间、中山三地及赔款。太原军民拒不奉召，誓死抗金。1126年，金再次南下侵犯，重点是攻取太原。太原军民苦守八个多月，没有等到援兵，最终粮尽力竭，未能守住太原。次年，金军攻破汴京，俘虏了宋宋徽宗、宋钦宗及后妃、宗室、朝臣等3000余人，押解北去，史称“靖康之耻”。同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承皇位，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晋地全部归金所有。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形成了南宋与金对峙的局面。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建立蒙古帝国。晋成为蒙古和金争夺的重点。经过持久的拉锯战，1223年，晋地大部为蒙古军占有。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改国号大元。1276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
“山西”成为正式政区名称，始于元朝。“山西”一词早在汉代就已出现，但指的是华山以西地区。辽代时，“山西”已成为行政区名，广义指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指喊人集中居住的云、应、朔、蔚、奉五州。金沿袭了辽对“山西”的狭义理解。元朝将金时代的山西路和河东南、北路合并，成立河东山西道，“山西”由此正式成为政区名称。
元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元朝末期，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如火如荼。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同年攻陷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
关键词：诸王封晋、洪洞移民、土木之变、万历清丈、清军入晋、康熙巡晋、晋南民变、晋商崛起、丁戊奇荒、兴办新学、近代工业、保矿运动
明建立后，在山西设行中书省。后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同时设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民政财政、司法监察和军事，三司均驻太原。
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封王建藩制度以巩固统治。分封的诸王有军事权力，以监视和制约边疆武将，同时担负讨伐奸佞、捍卫王室的责任。先后封到山西的有晋王朱㭎、代王朱贵和沈王朱模。朱㭎驻太原，死后其子朱济熺承王位。后朱济熺被其弟朱济熀陷害，朱济熀即任。朱济熀为非作歹、作恶多端，被终身幽禁。此后晋国绝封8年，至英宗即位，复令朱济熺之子朱美圭嗣封。其后历6王，末代晋王朱求桂做被李自成俘虏，不知所终。朱贵初封豫王，后改封代王，在大同设立王府。朱贵横暴不法，被建文帝朱允炆废为庶人，后成祖朱棣复旧封。嘉靖年间，朱贵第五世孙勾结蒙古部落叛乱被诛，其后袭王爵者均徙封于地方。朱模封地原在沈阳，后迁至潞州（今长治市），但未改封号。朱模死后王位由其世子、世孙承袭，传八代，至明亡国。明朝时期，晋藩所封郡王24人，代藩24人，沈藩25人。
明初，针对元末战乱导致的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太祖朱元璋推行了“移民垦荒”政策。当时山西地狭人稠，成为主要的移民迁出区。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仍流传着一句民谣：“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洪洞（tóng）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而且迁民历史久远，被选为移民集散地。移民多是无业者、应募屯田者和流民。当时移民有自愿的、也有官方强迫的。可以说，洪洞移民既是艰苦创业的垦荒史，也是背井离乡的血泪史。洪洞移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计划、长时间、大范围、大规模的移民，对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改善了各地人口不均的状况，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社会问题的爆发；还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此外，也有助于巩固边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
明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族瓦剌部落南下侵犯，直逼大同。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煽动下，一意孤行、御驾亲征。因军政事务由王振专权，行军路线屡变，致使明军不断遭到瓦剌袭击，伤亡惨重。后明军被围堵在土木堡，王振被明将打死，明英宗被俘，60多位随军大臣战死，50万明士兵全军覆没，史称“土木之变”。一个月后，瓦剌首领也先押着英宗到大同城下，索取赎金。守城将领如数交付，但也先拒不放人。大同将领派兵夜出城劫驾，没有成功。此后，也先多次以英宗为人质向明政府勒索、逼降，甚至一度打到北京城下。但明廷臣早已奏请皇太后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也先越发感到英宗没有利用价值，就把他放回了北京。明英宗被俘后平安归来，六年后又重新夺回帝位，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7），张居正发动、领导了席卷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称“万历清丈”。山西的清丈分为两部分进行：大同府及其所属州、县和山西行都司为一部分，山西布政使司所属其他府、州、县和山西都司为一部分。由沈叙时在曲沃主持的清丈，最符合张居正的宗旨和原意，堪称万历清丈典范。清丈历时一年多，新增地亩八万余顷，查出了“有地无粮”的欺隐，解除了“无地纳粮”的难题。，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明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此前，李自成率军入山西，各地望风而降。大同总兵姜瓖降李自成，后李自成兵败退北京时又倒戈。投靠清朝以后，姜瓖继续担任大同总兵，授前将军。清顺治五年（1648），摄政王多尔衮派人率重兵驻于大同周边。姜瓖遂起义反清，自称大将军。山西各地的抗清斗争顿时壮大起来。次年三月，多尔衮亲临大同，指挥进攻姜瓖。姜瓖率部坚守近一年，内部发生分化，被部下杀害而投降清军。清军进入山西，巩固了在山西的统治。清朝入关之初，对中原及南方汉族血腥镇压和屠杀，姜瓖的反清活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山西百姓的作用。
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经八次巡视山西。民间传说，康熙帝之父顺治帝并非暴病而亡，而是在山西五台山剃度出家。五台山的镇海寺里，至今流传着扫地僧和康熙皇帝相见不相认的故事。康熙帝是否找到了他的父亲，无从得知。但他八巡山西，对此地已有大概了解。针对自然条件恶劣、官民对立严重的情况，康熙帝要求当地官员简政爱民、温和治理。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缓和了阶级矛盾。
清雍正元年（1723），将人丁税摊入地亩征收，即所谓“摊丁入亩”。山西大多数县地处山区，难以确定土地准确亩数，在经商盛行的晋南地区，土少民富，富人占地少的情况尤为普遍。因此万荣、夏县等地农民群起反对摊丁入亩，认为此举无疑是贫民代替富民缴税。当地官吏将此情况上奏朝廷，主张将丁银和地粮分别征收，朝廷又将奏议转给山西巡抚爱必达。爱必达不了解实情，也罔顾朝廷奏议，只求完满贯彻朝廷政策。万泉、安邑两县两县百姓无处诉苦，于是群起攻入县城，酿成民变。冀南道道员师托亲至两县，动情晓理，令带头闹事者自首，又逮捕72人。消息传到北京，朝廷派大学士纳亲到山西，处理民变。纳亲乃爱必达之兄，表面上秉公执法，实际却偏袒弟弟，自称乱民有500人之多，命令师托严惩不贷。师托左右为难，只好将实情如实告知民变参与者。百姓闻之，无不感动，500多百姓于是自缚去请罪。纳亲眼见颜面已经挽回，也不再追究，将此500余人释放回家，但先前逮捕的72人仍有部分被诛杀。此事过后，山西根据实际情况，对全省的摊丁入亩做了较大调整，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兴起，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晋商兴起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狭人稠的现实情况密切相关，也和山西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不无关系。明初在北部边防设“九边”，军事线附近形成了巨大的需求市场，为保证军需和减轻政府负担，实行“开中法”，山西人从此开始了最早的商业活动。明英宗时，正式设立大同互市。明隆庆四年（1570），明朝和蒙古俺答汗正式签约，除了俺答汗朝贡的规模，还规定了双方互市的条件和地点，史称“俺答封贡”。此后，双方展开互市。晋商发财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地区差价或季节差价，攫取流通领域利润。清朝以后，西北边疆渐趋稳定，为山西商人提供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大多数旅蒙商贩出走时都要经过右玉的杀虎口，不少外出经商者渐发展壮大，而不如意者则恐再难回故乡。家人的殷切期盼与自己的壮志未酬，天各一方和生离死别，交织、汇聚成传唱千古的“走西口”的悲情故事。
晋商的一大创举是创办票号。清道光八年（1828），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专门经营金融票据、存款、贷款和汇款等业务。此后的100多年，晋中涌现出30多家类似商号，因都是山西人创办，以经营汇票为主，被称为“山西票号”。票号可以看作是现代银行的前身。山西商人心态坦然、目光长远、管理严格，形成了勤勉敬业、诚实守信、勇于创新的经商理念和原则。然而，国内此起彼伏的战乱和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使晋商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加之自身观念保守、难以革新，最终成为了“湮没的辉煌”。
清朝光绪初年，北方大旱。此次旱灾以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最为严重，故称“丁戊奇荒”。山西境内旱荒空前，很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凄惨现象，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年未有之灾。”清朝多方筹措，采取了赈粮、义赈、洋赈等多种形式的赈灾措施，仍无异于杯水车薪。丁戊奇荒过后，人口流散，田地荒芜，百业凋敝，山西经济发展水平急剧倒退，很长时间难以恢复。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大学堂在太原成立。后经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建议和学堂学生商议，改制为“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两部分，山西大学堂由此成为中西一体的新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一道，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新纪元。中学专斋起初有经、史、政、艺四门课程，后增加多门外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体操等现代学科。西学专斋起初只有预科，教学内容、方法基本和英国学校相同，后增加了法律、矿学、格致、工程等专门科。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的优秀毕业生曾先后被选派到日本和英国留学。
1884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太原建立新药局，以制造洋枪所需之弹药。1891年，胡聘之外放山西布政使，后授山西巡抚。他先后创办山西火柴局（1892）、山西商务局（1894）、山西工艺局（1895）、山西机器局（1897）等近代工业，还兴修铁路、发展矿务。胡聘之前后在山西任职近八年，致力于兴办实业，为山西近代工业的起步和山西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山西较成规模的近代企业还有晋阳日报印刷所、太原电灯厂等。但由于起步较晚、技术落后、管理混乱、思想保守等原因，山西近代工业始终发展缓慢。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政府向西方借贷，把山西平定、孟县、泽州、平阳、潞安等地的煤矿开采权转给英国福公司，产权60年。福公司是首个进入山西进行经济掠夺的外国经济集团，山西矿权基本上被外国控制。1905年，福公司派人到阳泉的正太铁路两侧勘测矿地。为垄断矿产资源，英方向清政府施压，要求禁止当地民众采矿，已开采的矿井也要封闭。此举激怒了阳泉人民和山西社会各界人士，当年9月，阳泉富户张士林即倡议成立保艾公司，与英国福公司抗争。运动很快波及省城太原，学生们罢课，发表宣言，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保矿运动。省内富商不断加入，在京的晋籍官员也纷纷表示支持。1906年，留学日本的山西学生李培仁跳海自尽，试图唤醒国人，将保矿运动推向了高潮。1908年，在清朝外务部的斡旋下，《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一定赎回开矿制铁运转合同》在北京签订。随后山西人民用275万白银将所涉各地的矿产赎回自办，粉碎了帝国主义插手山西煤矿业的企图。保矿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维护主权过程中扬眉吐气的胜利。
关键词：太原起义、阎氏治晋、山西建党、中原大战、造产救国、红军东征、牺盟救亡、平型关捷、忻口战役、敌后抗战、晋西事变、百团大战、中条战役、上党战役、解放战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革命迅速波及华夏大地，星星之火霎时燎原。为了预备镇压起义，山西巡抚陆钟琦紧急决定调兵遣将。当时清政府新军四十三协驻扎山西，阎锡山、黄国梁分别任第八十六、八十五两标标统，二人早有革命思想。10月28日晚上（一说10月29日凌晨），八十五标二营管带姚以价带兵冲进山西巡抚衙门，巡抚陆钟琦被杀，巡抚衙门被起义军占领。随即，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组织成立山西省军政府。太原起义成功后，不到两月全省光复。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宣统退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的竭力争取下，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都督。阎锡山到任后即着手军政建设，又先后消解了河东李鸣凤、忻代宁公团等反对势力，独掌山西军事。阎锡山通过重金贿赂、疏通关系等手段取得了袁世凯的信任，在革命派和旧官僚之间左右逢源。袁世凯倒台后，阎锡山派军讨伐张勋复辟，赢得了政治声誉的同时排挤走了两任山西省长。借“府院之争”激烈、无暇顾及其他之机，他又自兼山西省长。木已成舟，北洋政府只好顺水推舟，“特任”阎锡山“兼山西省长”。至此，阎锡山掌握山西的军事和行政实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王”。他先后三次扩军，到1927年已拥有一支13万兵力的劲旅。
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使山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他着力经营工业，相继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钢铁、煤炭、电力、化工企业。在农业领域，阎锡山提出了“六政三事”，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植、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六项兴利除弊之举，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种棉、造林、畜牧三事，合称“六政三事”。为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曾设立“六政考核处”。政治建设方面，阎锡山重点关注村政建设，推出了一系列基层行政管理制度和相关措施，被称为“村本政治”。 村本政治主要包括整顿村治和改进村政两项内容，奠定了具有山西特色的行政组织体系，为山西赢得了“模范省”的荣誉。应当认识到，尽管阎锡山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山西社会发展。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此同时，山西学生运动领袖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创办晋华书社、出版《青年报》，宣传进步思想，发动工人罢工。1924年春夏之交，高君宇在太原省立一中秘密组建中共太原支部，隶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当年12月，响应国民党“一大”号召，国民党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国共合作在山西基本实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6月，阎锡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出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晋绥军为北方国民革命军。经过两次讨奉战争，京津地区被纳入阎氏晋系的势力范围。
北伐战争以后，阎锡山坐拥华北后，实力大增，而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力求统一，矛盾不断激化以至不可调和。1929年，南京政府批准了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的试探性报告。阎锡山遂决意反蒋介，与各派系结成反蒋联合阵线。1930年3月，阎锡山电邀各派主要人物到太原共商国是。后57人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要求蒋介石下野。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以晋军、西北军为主力的反蒋武装，加上军事力量，总兵力号称70余万人。南京政府的中央军也调兵遣将，集结兵力70余万。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11日下总攻击令。战争初期，双方各有胜负。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呼吁各方收兵，后派兵入关占京津。晋军陷于被动，只好退回山西，反蒋联军偃旗息鼓。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蒋战争，最后以反蒋联盟的失败告终。战后，晋系军阀实力骤降，阎锡山下野。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阎锡山复出，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太远绥靖公署主任，实际上又重掌山西军政。巩固统治的同时，阎锡山也开始全面防共。在日本大举侵华的危难时刻，阎锡山提出“造产救国”的主张，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此案尤其注重公营事业，公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先后创办了山西省银行、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四家银行号；设置了实物准备库；修筑了同蒲铁路，是为首条山西人自己筹款、修建的铁路。创办于1933年的西北实业公司是山西公营经济发展集大成者，公司总经理由阎锡山自兼，下设总务、特产、矿业、化工、纺织5个组。成立一年后，已经具备工业托拉斯的雏形。阎锡山经营的公营经济，完全属于民族工业范畴，具有民族独立性，所办实业技术含量较高，且培养了一批科研、管理人员和工人阶级队伍。在以工业、金融贸易等为主的公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山西省的农业、以煤炭为主的采矿业和民营的机械铁工业、纺织业等也有较大发展。
1936年初，中共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为总司令。红军欲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遭到阎锡山拒绝。2月20日，红军先锋突袭东渡黄河，随即展开战略进攻。晋绥军在红军面前不堪一击，阎锡山向南京政府请求支援。3月6日，两军在汾阳和孝义展开激战，阎锡山投入兵力达14个团之多。在晋绥军和中央军的合力围攻之下，中共中央考虑到大敌当前，从保存中国国防力量的大局出发，陆续撤回陕北。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东征之役结束。
历来以“冬天穿皮袄，夏天穿长衫”为生存哲学的阎锡山，面对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中央军和中共武装力量，政治态度随形势而不断变化，他自称“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1936年8月，晋绥军与日本支持的伪蒙军发生冲突，形势危急。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宋劭文、张隽轩等左派青年向阎锡山建议组织抗日救国会。阎锡山担心“抗日救国”的名称会刺激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他也更喜欢能突出牺牲精神的叫法，于是借同盟会之名，称此团体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或牺盟。随后牺盟会进行了改组，阎锡山仍任会长，梁化之仍是总干事，但实际工作由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实际上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对山西省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全国的抗战局面也产生了影响。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红军主力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称第18集团军），八路军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日军避开了阎锡山重点部署的大同，直取平型关。9月24日，阎锡山急派傅作义率领预备军两旅到达平型关，做正面防守。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第5师团第21旅辎重部队，歼敌800人左右，击毁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国共联合出击的首次胜利，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民的抗战热情，迟滞了日本的战略进攻。
10月1日，日军南下攻取太原，忻口成为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12日，忻口战役正式打响。南怀化204高地争夺战中，国民党守军六次失去阵地、又一次次夺回来。在24小时内，阵地易主13次，中央兵团指挥、第19军军长郝梦龄以身殉国。激战大白水、血战红沟等战斗同样悲壮惨烈。八路军也积极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19日，日军第20师团从石家庄沿正太线西进，以对中国部队南北夹击。11月2日，阎锡山命令忻口部队转移至太原，忻口战役结束。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军队在华北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联合抗日战役。11月8日，太原被日军攻破。1938年初，日军已占领山西大部，山西战局趋于相对稳定，先于全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太原失守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部署三个师的兵力由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由正规战转化为游击战。以山西为中心，115师依托五台山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129师依托太行山和太岳山创建了晋冀豫根据地，120师依托吕梁山创建了晋绥根据地。这三个根据地的开辟，和全民族的抗日救国紧密融为一体，为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巩固的战争后方和前进的战略基地。开展游击战的同时，中共也在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无党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意识到迅猛发展的新军实际上已经被共产党控制，对共产党的态度急转直下，采取了种种手段限制、打压共产党的力量。1939年12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阎氏动用了几乎全部旧军(晋绥军)攻打山西新军，史称“晋西事变”或“十二月事变”。随后，经过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调和，晋绥军和新军以汾军公路为界，划路而治。
1939年到1940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对发动千人以上的大“扫荡”达109次，投入兵力50万人次，而部署在山西的兵力几乎占到华北地区总兵力的一半。根据地军民则水来土掩地开展反“扫荡”。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调动105个团兵力，在敌后2500公里的战线上，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史称百团大战。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点是以正太路为中心的交通破袭战，第二阶段的重点是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日伪据点，第三阶段的作战重点是粉碎日军报复性的“扫荡”。百团大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1842次，击毙日军2万余人，致使华北日军的交通一度完全瘫痪。此战粉碎了日军的战略意图，提高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地位，遏制了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步伐。
百团大战后，日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在法西斯轴心国德国和意大利暂时胜利的刺激下，日本政府也企图“速战速决”。日本调整作战策略以后，中条山首当其冲。中条山位于山西永济县东南，是黄河北岸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在华北唯一的抗日基地。1941年5月7日，日军从东、西、北三各防线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守军奋起抵抗，中条山战役爆发。此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军队在陕西境内进行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国军牺牲42000人、被俘35000人、投降20000人、失踪近20000人，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1943年起，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4年，山西各根据地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牵制力大量日伪军，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准备北上接收太原。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8月17日，阎锡山命令晋绥军19军进军上党的中共根据地。9月7日，中共晋冀鲁豫军区发出上党战役第1号作战令。9月20日，八路军围攻长治，阎锡山调遣约2万兵力增援。八路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确定了“先夺关、后攻城”的战略方针。10月7日，阎锡山的部队弃城逃跑，后被八路军在将军岭、桃川一带歼灭。上党战役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约定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在山西，晋绥军和国民党胡宗宪等部，多次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解放军果断反击，陆续发起了晋西南战役、汾孝战役、石太战役、晋南战役并大获全胜。使得吕梁、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各区连城一片，而阎锡山的统治范围只剩下运城、临汾、太原、大同几个城市和晋中的十几个县。
解放军能以摧拉枯朽之势横扫山西的国统区，除了阎锡山的暴政不得民心以外，也有中共在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的原因。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山西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随即迅速推广开来。广大翻身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为解放军的胜利奠定了多方面基础。
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以后，解放军在山西境内连续发起攻坚战役，先后取得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的胜利。到1948年7月下旬，晋中地区全部被攻占，仅剩太原一座孤城。尽管如此，阎锡山仍声称要“固守太原”、“以省复国”。1948年10月5日，解放军正式发起太原战役。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等8人组成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3月底，华北三大野战兵团会师太原，总兵力达25万。3月29日，阎锡山乘专机秘密离开太原。4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上午9点15汾，解放军攻克绥靖公署，战斗结束。太原战役持续六个多月，是解放战争时期历时最长、参战人数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六天以后，山西全境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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