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人员为弃婴过满月（资料图）
12月5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首度回应了关于深圳设立“弃婴岛”的争议。
窦玉沛称，弃婴问题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一种社会现象，许多国家建立了安全港、弃婴保护仓、匿名生产法等方式来收留保护这些婴儿。在中国，遗弃婴儿属于违法行为，也为社会道德所不容。这使得遗弃婴儿的父母或者其他人员在遗弃时就选择比较隐蔽的方式和不易被发现的地点，这样使孩子因为不能被及时发现造成死亡，让一些本来就有病的孩子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病情加重，有的终身都难以治愈。“弃婴岛”的设立正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为出发点，与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是并行不悖的。
事实上早在2011年6月，石家庄市就设立了孤儿岛，在这期间民政部和有关部门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社会组织的代表进行了认真反复的论证，形成了共识，专家学者们建议在全国推广。
“弃婴岛”的在全国的推广将是对弃婴问题的一种有效的疏导。但是，要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还得根源上入手，减少弃婴行为的发生，否则难以治本。那么，我国的弃婴问题现况如何?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婚检遇冷
婴儿出生缺陷率猛增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500万孩子一出生就有缺陷，其中我国每年约有90万新生儿带有出生缺陷，从1996年到2010年10多年间，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增幅达70.9%。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年年增加的弃婴现象。
据深圳市民政局统计，深圳新生儿遭遗弃现场事件，呈上升趋势。早年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深大教授王晓华说，统计显示，多数弃婴童是早产儿，或患有先天疾病和残疾。这暴露出婚检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或者说过于超前。弃婴现象的背后，不能忽视这个重要因素。
2003年强制婚检取消后，婚检在各地普遍遇冷，有些地区婚检率甚至直接归零，即使医院推出免费婚检服务也没能改善这一状况。“人口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的第一道关口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新生儿先天畸形人数出现增加趋势。这是引发弃婴事件的第一大原因。
以辽宁省为例，每年约有2300名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发现的残疾，每年发现的先天残病儿童总数约1.5万人，平均每天发现41个先天残疾儿童。如果这些儿童诞生在没有医保的低收入家庭，被遗弃的可能就大大增加。对此，王晓华说，弃婴现象的凸显，不仅仅是个人层面或家庭层面的因素所致，它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公共救济、慈善救助等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和滞后。
据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侯晓学介绍，2008年福利院成立之初有150名儿童，5年时间里，除了一些被收养和成年后被转移到社会福利院的，儿童福利院已接收儿童约800名。郑州市儿童福利院接收的被遗弃儿童，大都是先天性有缺陷，比如说脑瘫、先天性畸形等。“算下来每年都有上百个被遗弃的儿童，大部分都是有病的孩子。”侯晓学说。郑州市作为省会城市，交通、医疗等条件发达，其中不乏一些外地人到郑州给孩子看病，感觉无望后，将孩子遗弃。
虽然我国政府已从2004年开始，在3年左右的时间中筹集6亿元资金，开展“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每年为1万名左右的残疾孤儿实施手术康复，但这毕竟改变不了弃婴失去家庭温暖的命运。
教育缺失
未婚生育增加
导致弃婴问题愈演愈烈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性开放的潮流中性教育的薄弱和缺席，城市流动人群和青少年正成为非婚生育乃至弃婴问题的两大高发群体。因为即使他们将孩子生下来，也没有养育后代的经济基础。据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有100多万例的人工流产，青少年占到1/4。
今年六月，在上海松江，居民在一处大楼的过道窗台上发现一名死亡多时的女婴。据目击者介绍，女婴被发现时身上什么都没穿，外露的脐带上还有鲜血。警方调查发现，女婴的亲生母亲周某，因为意外怀孕后与前男友分手，又不敢堕胎，也不敢对新男友讲述此事。随后在厕所偷偷生产，最终把婴儿抛弃在平台上，导致婴儿死亡。在接受审讯时，她告诉民警，“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这正是性教育缺失，部分未婚青年缺乏相关知识酿成的悲剧。
对此，人口专家表示，对少女未婚先孕实施援助，其人性关怀和进步意义是明显的。但治本之策，还是对青少年进行科学的性教育，从根本上减少“少女妈妈”。而对城市流动人口来说，除了对他们进行相关教育之外，尽早将他们纳入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经验借鉴
香港如何避免弃婴
与深圳截至10月底社会福利中心共收到90多名弃婴相比(这一数据在国内城市还属于较低水平)，邻近的香港，警方给出的数据是今年1至9月，两岁以下被遗弃婴儿的案件是3宗，去年全年共有10宗弃婴案件。当记者将香港是否计划兴建“弃婴岛”的问题抛给社会福利署，得到的答案却是：应对个别儿童的福利我们有更适切的儿童照顾服务。因为在香港，基本上从亲生父母动了想要遗弃儿童的念头开始，政府就会第一时间适时介入。
不管家庭在遗弃婴儿时拥有多么“名正言顺”的理由，法律却并不讲情面。根据香港《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的规定：任何人非法抛弃或遗弃不足两岁的儿童，以致其生命受危害或其健康蒙受/相当可能蒙受永久损害，均属刑事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10年。如果婴儿最终死亡，弃婴者甚至可被控误杀或谋杀，判处终身监禁。
在具体执法中，香港警方也毫不怠慢。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年10月，有清洁工人在收集垃圾时，在香港黄大仙下邨龙兴楼垃圾房内发现了一名初生男婴，警方与救护员赶到现场时发觉昏迷男婴尚余一丝气息，在马上急送医院抢救后却最终不治。随后，因怀疑弃婴产妇可能是该楼居民，警方彻夜封锁现场调查，除大举派员上楼连夜进行调查寻找有否刚分娩的女性外，也封锁垃圾房搜证，考虑男婴是被人从外拿入垃圾房的可能。去年8月，香港警方在屯门码头女厕发现一名随身携带内陆牌子奶粉的女婴，因怀疑是内陆父母将其从家乡带来香港后丢弃，警方甚至与入境处展开地毯式搜查，寻找其父母的下落。
香港弃婴案件之所以较少发生，除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起到更大决定性作用的是香港在家庭服务上的完善。人口700多万的香港，注册社工却有18172名，他们分散于各个政府以及非政府机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社工就专职于香港的家庭服务。2005年起，香港政府在全港设立61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专门为家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适切帮助，其中就有涉及婴儿抚养问题。
记者从今年2月1日开始生效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看到，一名60岁以下经济困难的健全成人，如果需要照顾家庭，他本人每月就可从社会福利署领到2250元港币的综援金，如果家中有残疾儿童，则根据残疾程度不等，每月每个儿童可领到2880到5360港元不等的综援金。也就是说，如果香港三口困难家庭有一个需要经常护理的儿童，夫妻双方加上孩子每月一共可拿到接近一万港元的综援金。
如果家庭在领取综援金后仍旧无法适切照顾儿童而萌生放弃抚养权的念头，香港社工则会在第一时间介入。在平时，家庭社工服务通过大量的宣传早已深入香港人心，一般这些有放弃儿童抚养权念头的家庭，都会主动去联系所属区域的社工。社工在对该家庭进行评估后，会给出是否对孩子进行转介的决定。据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何爱珠表示：“如果这个家庭的父母因精神状态、坐牢，或者年轻未婚确实不能对儿童进行照顾，社工在进行评估后会转介给香港福利署，由福利署为这些孩子寻找更好的永久家庭。”也就是说，如果香港人没钱抚养孩子，政府可以给他发补贴;如果香港人实在想放弃亲生孩子的抚养权，则政府可以帮助解决孩子的领养事宜，为孩子找到一个相对好的长期归宿。
在国内颇受舆论关注的“弃婴岛”的设立，在香港并没有对应的举措，一方面也许是因为香港并不像国内一些大城市，辐射附近大部地区的医疗服务，弃婴数量并不需要专门设立几个弃婴岛来保障婴儿安全;更重要的则是：香港社会多年来已经发展成熟，从法例、制度和服务上最大程度地阻止了弃婴现象的发生。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何爱珠向记者坦言，内陆弃婴岛之所以会引起人们变相鼓励弃婴的质疑，是因为内陆在其他方面也许并没有配套来保障这些孩子的利益。“如果在法例、制度和服务上不进行互相串联，我担心‘弃婴岛’会治标不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