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是学校或教师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避免失范行为再次发生，依法对学生违法违规的失范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的一种辅助教育手段，既包括纪律性处罚，也包括学业性处罚。凡依照法律或校规规定之种类、程序而实施的惩戒行为，都不是体罚。凡体罚皆属违法行为。
“教育惩戒”概念还不是我国教育立法中通用的法律概念，在学术研究和未来立法中，这一概念与其他概念出现混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在分析“教育惩戒”概念的内部要素之后，有必要研究此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管教”的字面意思就是管理和教育，对学生进行管理教育包括奖励、惩罚两种措施。有学者在研究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有关“管教”的规定后得出结论：“法律上的管教既包括对学生的正向对待，也包括对学生的负面对待。” 因此，从词源和立法规定的角度来看，“管教”包含正面奖励、负面惩罚两种含义，而“惩戒”一词仅有负面惩罚的含义，并没有奖励的含义。“管教”的范围要大于惩戒，因此，立法中应当明确二者的区别，不能混同。
“体罚”“变相体罚”是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概念，是违法的“处罚行为” (违法行为) ，而“教育惩戒”应当是依法进行的“惩罚行为” (合法合规行为) ，二者从概念上不可混淆。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来认定一种惩罚是否已经构成“体罚”或“变相体罚”——第一，惩罚措施是否有合法依据。如果教师使用了校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惩罚手段 (比如，本校校规没有规定“到操场跑步”的惩戒措施) ，则该措施就构成体罚。第二，惩戒程序是否合理。教师虽然使用了校规规定的惩戒措施，但是如果惩戒程序不合理，也构成变相体罚。例如，校规规定可以对学生在教室罚站20分钟，如果老师让学生到教学楼门口、操场等公共场合罚站10分钟，这种处罚就是变相体罚。因为让学生在上述场所罚站，使得该罚站行为成为一种实际的“示众”行为，对学生的心理伤害已经超过了校规的处罚目的。第三，是否对惩戒行为进行了不合理的传播。例如，假设教师在教室内对学生进行罚站是适当的，如果有的教师将罚站照片上传到班级家长微信群，这就造成了对于学生和家长的人格侮辱，显然已经违反了校规的原意，故构成变相体罚。第四，教师使用的惩戒措施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法律上将此称为“最小侵害”原则，就是教师应该在所有惩戒措施中选择对学生伤害最小的措施。例如，有的同学由于过失将其他同学的物品损坏，显然该同学主观恶性不大，教师对该同学进行单独的、善意的语言批评是较为合适的。如果教师在班级范围内对该同学进行严厉批评、责备，则有可能构成变相体罚，因为使用的惩戒手段过重。第五，教师实施惩戒措施时是否考虑了特定学生的具体特点。教师对自己的学生应当非常了解，所使用的惩戒措施也应当符合学生的性格特点。比如，有的学生非常调皮，要对其使用比较严厉的语言责备才能取得效果。相反，有的学生性格懦弱、内向、敏感，对于这样的学生就不能太严厉，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第六，惩戒方式是否符合大多数师生认可的“常理”。使用惩戒是否合理，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教育艺术问题。使用惩戒措施要考虑到时空、情景、对象的特殊性。判断一个惩戒措施是否构成体罚或变相体罚，应当以该校大多数师生的感受为准。
民国时期许多校规都规定了“训诫”的处罚方法，如厦门大学校规规定惩戒方法有六：“训诫；记过；停止应享权利；停学；退学；除名。”刊登在《新中月刊》上的一则校规将惩戒种类划分为：训诫、警告、禁假、记过、试读 (留校察看) 、停学。该校规对训诫的解释是：“学生有不正当行动而情节较轻、非出自故意者，予以个人训话，训话由训育主任或主任导师行之。”可见，在民国时期一些学校的校规中，“训诫”是“惩戒”的一种具体方法，其基本含义类似于今天的“批评教育”。
此外，另外一个学校的校规将惩戒类别分为：申诫、记过、记大过、退学。将其与同时期其他校规对照可知，此处“申诫”与其他学校“训诫”的位置一致，都是排在“记过”之前，应该也是较轻的惩戒方法。（全文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